本研究主旨在于观察和分析处在转型社会中我国研究型大学内部系科财政结构分化的来源、机制和特征,重点探讨决定这种结构特征的主要因素,从而为大学财政战略的抉择开拓思路,增进对急剧变化的外部控制因素的管理能力,为具有不同禀赋的学科提供基本保障。研究型大学的收入和支出结构的变动趋势,反映了经济制度和国家教育、科技投入政策的变化,也体现了大学自身对变化的财政环境的反应性。对高等教育领域中资源配置结果及其趋势的研究,比起“产业化”是不是政府的政策,或者“天使”、“妖魔”之辨来[1],更易于抓住社会现实的本质,更易于抓住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行为驱动机制。一种社会现实,无论是规范体系,还是既存秩序都不能仅仅依靠政策宣示而形成,也不能仅仅依靠名义性行动中出现的大量政策、法规来刻画。对规范系统最有效的检验办法是支撑这个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而对既存秩序最有效的解读也源自对资源配置结构的观察。通过资源配置结构把组织行为与环境特征联结起来,把组织行为研究放在现实的基础上。

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机器一旦试图通过财政责任下放的方式解决高等教育财政困难问题,必然导致高等教育机构资源依赖关系的变化。尽管公立高等学校在政治上依然受到政府机构控制,但与政府机构依附关系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第一,大学自主行动动力在增加,大学自主决策的领域在逐步扩大,大学自主管理的机制在不断完善;第二,政府作为大学这种社会组织的主管部门控制或规范大学行为的方式日益多元化,除了思想宣传、政治动员、行政强制等手段之外,政府越来越愿意采用经济调控和法律规范的方式;第三,在政府控制和影响以外,大学组织各种内部要素和决策也必须考虑到其他资源提供者(学生及其家长、捐赠者、用人单位和其他经费拨付机构或市场)的意愿和影响力。

在外部控制的性质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适应性反应就通过逐级下放财政责任,把资源约束的压力部分地转嫁给各个系科,使大学和系科都能够直接感受到组织外部控制因素的影响。如果把大学看作是一个人力资本系统,各个大学、尤其是各个系科资源禀赋不同,所蕴含的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也不同,各个系科在克服资源约束的努力中收效不同。同一学术单位之内不同系科的收入状况出现了极大分化。也就是说,系科经费来源构成及资金保障水平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这不是一个理论推论,而是大学内部资源配置的现实结果。对这种现象,必须要问:

(1)什么因素决定着收入分化的结果?

(2)这种分化的结果会对大学组织行为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同时,大学组织的多重目标是大学创造、积累、传播知识的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社会需求变化交互作用的产物。对大学内部财政模式变化的完整理解,离不开对大学核心操作(教学、科研和服务)价值的审视,离不开对大学组织在变化的社会需求和财政状况(其中包括市场力量)面前采取的适应性策略的考察。正像牛津大学校长鲁克斯(Colin Lucas)所提醒的:“大学在建设性地顺应社会合理需要的同时,要坚决地保护其功能和价值的关键领域,这非常重要。”[2]所以,这里还要问:

(3)大学内部资源配置机制在什么程度上对具有不同禀赋的学科提供了屏蔽,在鼓励增加外部收入的同时,保护了学术机构的核心价值?

本研究在描述系科层次的财政结构分化及其决定因素这样的事实基础上,还要分析这些现象对组织行为、管理结构和知识结构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这里必须做出价值判断:在财政结构分化过程中,大学所履行的保障职能是否允许在收入和支出平衡的约束下,达成大学内部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适当的平衡,高等教育机构是否通过资源配置模式的调整,在使子单位直接感受到市场压力的同时,而不完全屈从于市场压力,使整个大学组织依然保持对学术价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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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强, 刘丽娟. 教育产业化: 天使与魔鬼之辩. 商务周刊, 2004: (21).

 

 

[2] Colin Lucas. Knowledge is a matter of values, it poses a moral ques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Foru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entennial of Peking University, May204, 1998.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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