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简报
信息化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应用——家庭的视角
作者:唐荣蓉 杨钋 钟未平 魏易 发布时间:2019-05-28
摘要:

基于对家长问卷的分析,课题组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信息化产品和服务开始成为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数字化学习的参与和家长态度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高度相关,这表现为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家长的态度更积极、支出水平更高;也表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的态度更加保守、在线学习的参与度低。再次,家庭已经初步具备筛选和使用教育信息化工具的能力,这表现在家长对子女在线产品和服务使用的态度与产品功能和自身信息化素养相关,而与家庭收入关系弱。

  一、引言

  数字化学习除了发生在学校,受到政府、学校和教师等主体的信息化工作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在学校之外的场所,例如家庭。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1]。

  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高度普及的今天,在线产品也在快速发展,学生在校外通过手机和电脑等设备获取数字教育资源的机会大大提高。学生对这些设备的接入和使用情况则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的影响。一方面,不同家庭可能在ICT硬件的接入上存在差异,即存在“数字鸿沟”(Dimaggio P.& Hargittai E.,2001;闫慧、孙立立,2012);另一方面,父母的教养风格、家庭观念等会影响孩子在家庭中的数字媒体使用(Chaudron等,2015),他们往往一边对网络风险怀有焦虑和担忧的态度,一边又认为电脑会有利于孩子的教育,因而会在允许孩子使用电脑和网络的同时对其采取一定的限制(Tripp,2011)。上述风格或观念又可以从社会经济背景、教育背景等方面来理解(Livingstone等,2011&2015;Tandon等,2012)。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于2018年5月启动了“数字化时代的教育财政策略”II期课题,旨在从学生、家长、教师、学校、政府和企业等各个视角关注在线教育的现状与挑战。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和网络问卷调查等方式,试图了解信息化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应用情况;探析各个地区基础教育阶段信息化的布局和政府采取的财政策略;尝试厘清学校内部、信息化系统与财政体系之间的联动路径,并尝试分析和归纳信息化2.0背景下的基础教育变革所需的财政支持模式。

  本文是“信息化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应用——使用者的视角”系列报告的第三篇,试图基于“数字化时代的教育财政策略:Ⅱ期项目”网络问卷的家庭部分,刻画学生在家庭场景下的数字化学习参与情况,并分析家庭和家长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家庭场景下的数字化学习参与情况如何?具体来看,家庭中的ICT硬件设备的使用情况和在线教育的参与情况如何?第二,学生在家庭场景下的数字化学习参与与哪些因素相关?第三,家长对子女数字化学习参与的态度如何?受到哪些因素影响?通过以上问题的回答,本文希望呈现家庭场景下学生数字化学习参与情况,为家庭场景中的数字化学习的推进、在线教育的供给、学校信息化资源配置和政府财政资源对信息化的支持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问卷介绍和样本分布

  家长问卷的调查对象为学生的亲属。实际收回的有效样本中,孩子的生父母占比最高,占全部受访对象的98.3%。家长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要求家长回答孩子的基本信息、学校教育和课外补习情况、家庭教育情况以及受访家长和家庭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其中,家庭教育部分重点关注数字化学习的参与情况。家长问卷的编制参考了国内外基础教育阶段的多个信息化调查,包括OECD的PISA、TIMSS问卷,微软在美国开展的相关调查,和国内学者设计的相关调研。问卷在北京市进行了在线预调查,主要量表通过信效度检验,有一定的可靠性。

图1 家长样本的城市分布(N=3253)

  课题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家长问卷调查。课题组首先选取了东、中、西部的8个省份的45个区县。其次,在所选择的区县内通过挂网调查和某学习平台客户端推送的方式随机抽取家长样本。家长端调查时间为2018年9月,问卷的发放依托于国内某作业平台企业。

  家长问卷共回收3402份。在剔除答题时间过短(少于180秒)、来自其他国家、样本数不足30人的部分城市和样本数不足30人的孩子就读初中的四类家长样本后(分别约占样本数的0.12%、0.06%、3.2%和0.5%),得到有校样本3253个。

  问卷的城市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家长样本来自全国9个省(直辖市)的14个城市。其中,烟台市和北京市的样本最多。受烟台市样本的影响,一二线以外城市的样本量占比最大,但城市个数较少,只有5个;一线城市包括北京和上海,样本量占比其次;二线城市的样本相对较少。从地域分布上看,东部的样本量最大,西部和东北次之,中部的家长样本最少(如表1)。

  表2 家长样本的地域分布(N=3253)

地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样本量

2556

111

318

268

占比

78. 6%

3. 4%

9. 8%

8. 2%

  有效样本中,受访家长的孩子全部为小学生,其年级分布如表3所示,受访家长的孩子更多就读于小学的低学段。

  表4 受访家长的孩子年级分布(N=3253)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样本量

857

464

750

483

540

159

占比

26%

14%

23%

15%

17%

5%

  三、数字化学习参与和家长态度

  (一)家庭场景下的数字化学习参与情况

  1.总体情况

  硬件设备:普及率高、使用率低

  如图2所示,在样本家庭中,电脑、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率分别为86%、97%和96%,数字化学习相关的ICT设备已经基本实现了普及。但是,相较于普及程度而言,孩子使用这些设备的比例并不高。在拥有设备的家庭中,孩子使用电脑的比例最低,为39%;网络使用率最高,为72%;智能手机使用率居中,为56%。三类设备的使用率都明显低于普及程度。

  

  图2 ICT设备在家庭中的普及和使用情况

  在线教育:参与率接近六成,但付费率低,支出金额呈高度右偏分布

  调查显示,有1873名家长的孩子“本学期”使用了在线教育,占比约为58%。由于问卷调查在9月中下旬进行,因此实际的在线教育参与率会更高。不过,参与者中,过半家庭并未在在线教育方面进行投资,实际汇报支出的样本仅占46.4%。图3显示了5%-95%分位数的家庭在线教育支出金额分布,中位数为1000元,平均数为2931.4元,呈现出高度的右偏分布。

  

  图3 本学期家庭在线教育支出金额 (5%-95%分位数) (N=869)

  2.地域差异

图4 家庭场景下孩子的ICT设备使用率

(分城市层级)

  从城市层级的视角看,孩子在家庭中使用电脑、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比例基本随着城市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其中:孩子的电脑使用率在二线和二线以下城市之间存在断层,智能手机和网络的使用率则在一二线城市中存在断层(如图4)。从区域的视角看,东中西部在ICT设备的使用率上水平相当,但东北地区的使用率明显偏低(如图5)。

图7 在线教育参与情况(分区域)

  在线教育的参与情况在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差异。从城市层级看,二线以下城市的在线教育参与率和平均支出要明显低于一二线城市(如图6)。从区域的视角看,西部的在线教育参与率最高,中部的在线教育平均支出最高,东北则在在线教育的参与率和平均支出上均在四个区域中垫底(如图7)。

  3.年级差异

  从年级的视角看,电脑和网络在家庭场景中的使用率在小学低年级中没有明显差异,但六年级的孩子的使用率要稍高;智能手机的使用率则呈现出随年级上升而提高的趋势(如图8)。在线教育的参与率则呈现出一定的随年级上升而下降的趋势,但在线教育平均支出与年级之间则没有明显的方向关系(如图9)。

  

  图8 家庭场景下孩子的ICT设备使用率(分年级)

  

  图9 在线教育参与情况(分年级)

  4.收入群组差异

  如图10所示,电脑、智能手机和网络等ICT设备设施的普及率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但是拥有这些设备的家庭中,孩子的使用率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与家庭收入的正向关系。相比之下,在线教育的参与率随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的趋势则较为明显。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在线教育的平均支出也迅速提高: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家庭,孩子本学期的在线教育平均支出约为609.5元;而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家庭,这一数字则为5668.3元,是前者的近10倍。

  

  图10 不同家庭总收入下的ICT设备普及情况和在线教育参与情况

  (二)家长对子女数字化学习参与的态度

  1.总体情况

图11 家长对孩子使用ICT设备的态度

  对于孩子使用电脑和手机这两类设备,家长对前者的支持程度要高于后者,而对于孩子使用电脑时能否上网则没有明显的态度差异(如图11)。对于在线教育软件的使用,家长的态度与软件的功能特性关系密切:配音、跟读等口语练习类软件的支持率高达96%;答题测试和授课辅导类软件的支持率相近,分别为88%和86%;相比之下,拍照搜题类软件的支持率仅为48%,支持的家长未达半数。

  2.地域差异

  对于孩子使用ICT设备,一线城市的家长的态度最为开放(如图13)。具体表现在:第一,一线城市的家长对能上网的电脑的支持率明显高于对不能上网电脑的支持率,二线以下城市的家长则更多地支持孩子使用不能上网的电脑。第二,一线城市的家长支持孩子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最高。东北地区的家长的态度最为保守(如图14):他们支持孩子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比例均最低,且是唯一一个对孩子使用不能上网的电脑的支持率高于能上网的电脑的地区。

  对于不同类型的在线教育软件的使用,无论是从城市层级的视角,还是从区域的视角来分析,家长的态度均无明显差异。

图13 家长对孩子使用ICT设备的态度

(分城市层级)

  3.教育期望差异

  如图17所示,87%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取得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这些家长之间对孩子使用ICT硬件或者在线教育软件的态度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孩子教育期望在高中及以下的家长群体,对孩子的ICT硬件使用的支持率上相对较低,且对在线教育软件中的答题测试类软件的支持程度明显低于其他教育期望的家长群体。不过,这类家长的样本量只占受访家长总样本的0.83%。

  

  图17 家长的教育期望分布及其对孩子数字化学习参与的态度

  4.家长信息化素养

  Jang等(2017)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父母的ICT使用、社会资本及其教养效能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频繁上网阅读新闻和使用电子邮件的父母,其教养效能会更高。参考上述思路,我们基于家长能否完全独立使用OFFICE软件或电子邮件等工具,将家长的信息化素养区分为高、低两个维度,并尝试分析这两类家长对子女参与数字化学习态度的差别。

  对家长信息化素养及其对子女数字化学习参与态度的交叉分析发现,信息化素养更高的家长,也越倾向于支持孩子使用ICT设备。相对于那些信息化素养低的家长,信息化素养更高的家长更倾向于支持、而非反对孩子使用网络进行学习(如图18)。不过,对于孩子使用在线教育软件的态度与家长的信息化素养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如图19)。

图18 家长的信息化素养及其对孩子

使用ICT设备的态度

  四、家长视角下的数字化学习

  “数字化时代的教育财政策略:Ⅱ期项目”网络问卷的家庭部分,主要呈现了家庭场景下的数字化学习相关硬件设备和软件资源的普及、使用和支出情况,以及家长对于孩子使用这些设备和软件的态度,并提供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孩子受教育情况等方面的信息,以便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本文从数据出发,对问卷所反映出的数字化学习的现状进行了基本的描述统计,并从家庭所处地域和收入情况、孩子的年级、家长的教育期望和信息化素养等视角对家庭场景下的数字化学习参与情况和家长态度进行了分析。

  本文的基本发现包括:第一,ICT硬件设备在家庭中的普及率高,但孩子的使用率偏低。第二,在线教育的参与率约为58%,但发生经济投入的家庭只占全部样本的26.7%,且支出金额呈高度的右偏分布。第三,ICT硬件设备的普及程度、在线教育的参与率及支出,均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但在拥有ICT硬件设备的家中孩子是否使用这些设备,与家庭收入的关系不大。第四,家长对在线教育软件的态度主要受软件功能特性的影响,对拍照搜题类软件的支持程度要明显低于口语练习类、答题测试类和授课辅导类软件,而与地域划分、教育期望、信息化素养等因素关系不大。第五,在孩子的家庭数字化学习参与情况方面,二线以下城市的家庭、东北地区的家庭相比于其他地区的家庭,有着更低的参与率和支出,以及更负面的看法。第六,在大多数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背景下,家长对于孩子使用ICT设备的态度更多地与家长自身的信息化素养相关,而与其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关系不大。

  基于上述对家长问卷的分析,课题组得出以下三个结论:首先,信息化产品和服务开始成为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学生问卷的发现一致,家长也报告子女较为深入地参与了各种形式的在线学习,家庭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互联网接入硬件和软件条件。其次,数字化学习的参与和家长态度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高度相关,这表现为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家长的态度更积极、支出水平更高;也表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的态度更加保守、在线学习的参与度低。再次,家庭已经初步具备筛选和使用教育信息化工具的能力,这表现在家长对子女在线产品和服务使用的态度与产品功能和自身信息化素养相关,而与家庭收入关系弱。

  参考文献

  闫慧、孙立立,2012,《1989 年以来国内外数字鸿沟研究回顾: 内涵, 表现维度及影响因素综述》,《中国图书馆学报》第5期,第82-94页。

  Chaudron, S., Beutel, M. E., Donoso Navarrete V., et al. 2015. “Young Children (0-8)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 qualitative exploratory study across seven countries.”

  DiMaggio, P., Hargittai, E. 2001. “From the ‘digital divide’ to ‘digital inequality’: Studying Internet use as penetration increases.” Princeton: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al Policy Studies, Woodrow Wilson School, Princeton University 4(1): 4-2.

  Jang, J., Hessel, H., Dworkin, J. 2017. “Parent ICT use, social capital, and parenting efficac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1: 395-401.

  Livingstone, S., Haddon, L., G?rzig, A., et al. 2011. “Risks and safety on the internet: the perspective of European children: full finding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EU Kids Online survey of 9-16 year olds and their parents in 25 countries.” Eu Kids Online.

  Livingstone, S., Mascheroni, G., Dreier, M., et al. 2015. “How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manage digital devices at home: The role of income, education and parental styl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 Power.

  Tandon, P. S., Zhou, C., Sallis, J. F., et al. 2012. “Home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sedentary time, and screen time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9(1): 88.

  Tripp, L. M. 2011. “‘The computer is not for you to be looking around, it is for schoolwork’: Challenges for digital inclusion as Latino immigrant families negotiate children’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New Media & Society 13(4): 552-567.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8月20日,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8/t20180820_704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