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政策视角下的数字化学习：实证研究”于11月25日举行，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杨钋副教授主持，邀请到来自教育信息化建设一线的行政部门、公办学校、教育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的代表，围绕分论坛主题，从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政策安排、实践经验、调查研究等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取得了良好成效。本文就相关内容进行综述。
一、中国教育信息化和教育财政政策的关系
（一）教育财政3.0时代下的教育信息化和教育财政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从教育财政的发展阶段出发，引出了教育财政3.0时代下的教育信息化问题。王蓉教授指出，中国的教育财政在2005年以前处于1.0时代：在义务教育普及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发展目标下，教育财政的重点落在加大政府责任、减轻群众负担上。2005底出台的免费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财政体制的基本格局。伴随着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我国的教育财政呈现出各级各类教育由中央财政引领的央地共担体制，财政对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逐步拓宽——这是教育财政2.0时代的特征。2015年，随着教育供需的个性化、多元化和国际化，教育财政体制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教育财政迎来了3.0时代。公办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实践便是亟待研究和讨论的议题之一。3.0时代，教育财政面临着四大挑战：一是教育需求分化与教育供给管制标准化之间的矛盾；二是多维度、多层次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制度建设；三是市场化主体对于体制内主体的冲击；四是教育模式的变革与冲突。
（二）学校层面信息化推进的政策脉络和展望
中央电化教育馆研究部助理研究员蒋宇梳理了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政策背景和发展思路，并结合实际经验，指出了未来推进学校教育信息化的重点和挑战。我国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政策推进经历了一个从自由试点到有序规范的过程：1994年，我国建立了第一批信息技术教育实验区；1997年，国家明确要建立第一批信息技术教育实验学校；2012年出台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首次提出要规范信息化建设，提出制订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基本标准。在“政府推动、试点示范”的原则下，各地纷纷开展数字校园建设试点项目，但建设模式仍以学校自建为主，数据和资源缺乏互通和共享，应用也跟不上发展的需要。2018年4月，《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出台，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重点从“三通两平台”转为“三全两高一大”，在师生、学校和区域三个层面提出了八大行动。其中，学校层面的数字校园规范建设行动以“互联网+”、深化应用和融合创新、学校组织变革为思路，推进宽带卫星联校试点行动和数字校园建设全面普及两项任务。未来，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将集中在三个关键问题上：一是内容上，从教育专用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服务向大资源的开发、应用和服务转变；二是模式上，明确“云-网-端”的建设模式，强调规范、联通和安全；三是空间上，创设学校新型教与学空间的思路，根据应用需求而非装备来定义教与学空间。同时，处理这些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挑战：技术变革教育的进程仍可能受到办学观念和教学观念的制约、教师使用技术的动力缺乏可持续性、面向学生的探究合作类应用短缺和学校技术能力供不应求等因素的影响。
（三）教育信息化项目治理安排和反思——上海经验
上海市教育技术协会基教专委会盛健秘书长分享了上海的教育信息化项目治理经验，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目前，上海的信息化项目申报和审批流程如图1所示，信息化建设单位需要经过提交申请、预审、初审、立项以及若干轮方案修改和复审等环节后，还要经过财政部门的经费核算，才能最终拿到财政拨款、投入建设。这实际上对项目在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集约化和经费预算合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要求。然而，个中涉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信息委、财政部门以及第三方专家等多个主体，不同主体话语体系的差异很可能导致理解偏差。加之手续繁琐，实际审批周期偏长，且最终下发经费往往同申报金额存在较大差距——这与信息化项目的时效性特征相矛盾。对于目前的困局，盛健秘书长认为，未来，上海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评审机制，转变建设和管理思路，积极委托外部力量进行管理、提供服务。
图1 上海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申报和审批流程[1]
二、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探索：区域和学校的探索
（一）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发展路径
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施建国主任认为，教育信息化不仅需要财政的支持，还需要方法和方向上的支持。施建国主任以详实的案例为基础，梳理了教育信息化从应用走向融合创新的三条路径。一是技术作为内容丰富课程资源：用发展和动态的观点选择学科的学习内容，为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新内容，重新定义学校、重新认识学习、重新理解课堂、重新构建学习路径。二是技术作为工具支撑教学创新，包括创新教学活动的空间、提供多样化资源、延伸感官提高认知、创新知识和思维能力等，相应地要构建新的物理空间、资源空间、社交空间和实践空间。三是技术作为思维改变教育形态：深刻理解新时期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用技术思维破解教育难点问题，改变教育教学形态；以跨界融合思维改变教育供给方式，以极致体验思维改变教与学方式，以大数据思维推动教育教学精准化，以开放民主思维提升教育治理水平。
（二）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山东经验
山东省教育学会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李猛主任介绍了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下称“山东省教科院”）在信息化和教学深度融合方面的探索工作。山东省教科院的信息化工作经历了从盲目技术替代、生硬炫技、融合同化到现在的创新建构的四个阶段。目前，山东省教科院的信息化工作主要集中于三个要点。一是“合纵连横”：针对学生，构建联合地市、区县、学校、名师的教育教学资源平台，建立“校内教学+校外实践”的共育机制；针对教师，联合山东省教育厅师训干训中心、教师教育网建立“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信息技术工作坊和全省教师远程研修制度。二是“素养为先”，构建“课题引领、课程推进、课堂深化、课外延伸”的教学信息素养体系，加强学生课内外一体化的信息技术知识、技能、应用等方面的培育，并将学生信息素养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构建智慧学习支持环境，在教材设计、教师培训、教具匹配和评价机制等方面加深技术对教育教学的变革和支撑。
（三）信息技术支撑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徐州经验
江苏省徐州市电教馆周岩馆长基于徐州近几年的发展经验，讨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方式的关系。从2005年区域教育城域网建设以来，徐州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已经从技术导向、趋势导向，发展到了今天的融合导向。2014年，徐州教育信息化提出“信息技术支撑‘学讲计划’应用驱动促进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学讲计划”指的是“学进去，讲出来”，即鼓励自主探究、互教互助的教学方式。而信息技术则支撑了这一教学方式的创新：在学生层面，通过转变资源建设观念、丰富自主学习平台、挖掘学习数据等，推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在教师层面，通过直播录播、在线社区等渠道开展集体教研备课，共享教研知识，激发和提高教师发现和使用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在管理层面，信息技术变原本的主观性纸质记录式巡课变为手机终端的数据化评价，驱动了教育评价体系的重构。周岩馆长指出，信息技术不仅是工具和手段，更支持着教学观念、学习方式、教学流程、教育系统中的人际关系以及最核心的教育教学结构的变革。未来，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推进应以课改引领作为动力机制、行政拉动作为定向机制、公共服务投入作为保障机制、自主创新作为管理机制，四位一体，推进深度融合。
（四）区级教育信息化体系建设——松江经验
上海市松江区教育信息中心闵志辉主任分享了松江区“云间智慧教育”的区域信息化体系建设经验。长期以来，松江区的信息化建设面临着建设标准统一与个性化矛盾、区校各类平台数据互通、网络和数据安全、网管队伍技术适应性差、信息化建设经费有限等诸多问题。对于建设标准的统一和个性化矛盾，松江区采取了重点学校自主建设、普通学校统一建设的思路，以平衡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技术力量等方面的差异。云间智慧教育是松江区的教学、评价、研训、管理的一体化平台，是区校两级的信息化应用，主要旨在解决分散建设的技术督导、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信息化应用的规模化和体系化。如图2所示，平台分成基础层、中间层和应用层共三层。其中，基础层建成可持续发展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综合网络；中间层主要通过区级、校级平台统一认证实现数据和资源的互联互通；应用层面向教师、学生和家长提供应用，在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同时，也便于实现系统、网络、应用、安全等的一体化管理。基于云间智慧教育的平台，松江区积极开展校级个性化应用的试点、对接名师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实现了信息化的统筹管理。未来，松江区将致力于实现区域教学应用规模化、常态化，尝试引入人工智能，构建学科特色应用。
图2设计“云间智慧教育”整体框架 |
（五）区级教育信息化推进——拱墅经验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教育技术中心潘嘉副主任从发展历程、组织架构、项目建设、问题和展望等四个方面介绍了拱墅区推进教育信息化的经验。拱墅区2010年正式推出信息化发展规划，2011年开始启动全区的数字校园建设，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思路从服务教学管理转变为服务教学和管理等在内的一系列教育活动。目前，拱墅区的教育信息化采用规划优先、硬件优先、应用优先的发展策略，区级负责建设公共服务，学校负责建设特色应用，从而在全区推进的同时实现多元化发展。为了推进信息化，拱墅区成立了专门的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由教育局长或者书记牵头，以项目的形式开展工作。项目申报、经费安排等则全部由教育技术中心负责，后期的项目推进也由中心和学校共同推进。拱墅区在近些年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校际发展不均衡、工作机制不够完善、数据平台互不融合等。未来，拱墅区将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进一步激发教师的自驱力、挖掘大数据的价值。
（六）校级教育信息化实践——济南二十七中经验
山东省济南市二十七中教务处李永波主任分享了学校在教育信息化方面的实践。二十七中是一个以合作学习为特色的教育集团，自2006年就开始初步建立合作学习模式。合作学习模式有五大核心技术，包括设定编组、设定教学目标、开展小组活动、课堂提问、小组评价反馈等。发展至今，二十七中的合作学习模式已经进入了“互联网+”阶段，即借助信息技术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和个性化发展。二十七中将信息化软硬件视作传统教学的改进手段，认为信息化的目的在于提高课堂效率、丰富学习内容、拓展作业形式和聚焦精准教学等，而非传统教学的替代者。学校一面推进智慧课堂建设，一面引入洋葱数学、一起中学、英语趣配音、好分数等软件，辅助教学实践。学校在信息化推进中也遇到过一些问题，例如：近三年，财政投入到学校的资金数额优先且仍集中于硬件建设领域；学校未来希望建设的智慧校园系统需要区域的支撑；市场上提供的教育服务参差不齐；家长在信息化方面给予了学校很大压力等等。
三、“数字化时代教育财政策略Ⅱ期项目”成果汇报
（一）信息化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应用——使用者视角
数字化时代教育财政策略Ⅱ期项目组基于网络问卷的调查数据，从学生、家长、教师这三类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信息化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应用情况。
从学生视角看，学生在学校或课堂环境中的信息化教学普及程度在一二线和其他城市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而不同质量学校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学校层面的信息化差异比地区层面的差异更值得关注；以学生在校内外使用在线做题软件为例，相比无法接触的学生而言，高频使用的学生更多来自一线城市，且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更好；由于家庭可以免费或以极低的价格接触到在线教育产品或服务，因此传统上“子女数量-质量权衡”（Becker,1960）[2]的教育投入现象似乎并不适用于教育信息化领域；在各类在线教育软件中，作业平台类应用最为普及，外语类应用也很流行。
从家长视角看，电脑、智能手机等信息化设备设施在家庭中已经基本实现普及，但是小学阶段学生的使用比例并不高；虽然样本家庭的在线教育参与率过半，但是实际发生经济投入的仅占1/4，且经济投入的金额差异很大；城市级别、孩子年级等因素影响了孩子的混合式学习参与，家长的信息化素养和教育期望则影响了家长对子女混合式学习参与的态度；家长对学校的在线教育产品购买态度受其对学校质量的认知的影响较大。
从教师视角看，教师倾向于在备课、教学、作业等环节中高频使用办公软件和多媒体硬件；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主要划分为基本、设计、实施及监测能力，其中基本能力较强，但是教学设计能力偏弱；绝大多数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感兴趣，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主要阻碍在于非教学任务过多、软硬件技术资源不足和缺乏相关技术培训；教师信息化教学应用意愿、能力、效果的差异情况与教师教龄相关性较强，信息化使用能力较强的教师教龄更小。
（二）教育信息化治理和财政支持策略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杨钋副教授基于数字化时代教育财政策略Ⅱ期项目的实地调研，梳理了教育信息化的组织安排和财政支持情况。
从教育信息化的政府组织布局上看，教育信息化治理中存在横向安排和纵向安排。横向安排是指教育信息化相关事宜在同一层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事权安排，纵向安排是指在各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安排。从纵向安排上看，信息化呈现出“九龙治水”的格局，相关事权分散在各个行政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各类部门之间缺乏整合，信息化难以向“三研两训”渗透；从横向安排上看，信息化涉及教研室、师训中心、电教馆、装备中心、基建站等多个直属事业单位，相关直属事业单位之间可能出现整合。就各地的组织特征而言，各地市在教育信息化治理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北京市海淀区以智慧办整合教育信息化相关事权和财力，存在集权化趋势；山东省的教育信息化治理则呈现出相对松散结构，由市级教育局协调电教馆和教研室的工作；浙江省的教育信息中心整合了装备和电教部门的职能；上海市则由教研部门主导信息化发展需求，利用课程改革带动信息化发展。
教育信息化治理中的另一大重要问题是教育财政。教育信息化建设一般包括基础设施搭建、硬件设备搭建、软件和服务搭建以及课程教学改革这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建设项目适用不同的项目申报、审批和经费拨付流程。此外，教育信息化实际获得财政支持还取决于该阶段主导的政府行政部门的统合能力、经费来源和经费支出等。而在不同的纵向安排和横向安排之下，财政支持的总量、结构、内容和使用方式都不尽相同。
信息化本身的特征也为财政投入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信息化由于不属于特定教育机构或教育对象而投资合法性不足；信息化不是基础教育均衡化的重点，难以获得稳定的经费支持；信息化基础设施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特征，适宜由更高层级（如省级）提供，而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则容易出现教育供给激励不足的问题。最后，实践当中信息化投入涉及部门很多、难以协调，这也导致了信息化的投资不稳定。
在教育财政3.0时代，需要设计更加精细和富有弹性的教育拨款机制，逐步落实“教育财政应为教育活动而非教育机构提供资金”的原则。在这一背景下，如果能够改变教育信息化的角色，发挥其向各级各类教育搭建学习环境和提供支持性物料的功能，并以教法引导教与学，以恰当和审慎的技术使用来支持教与学，那么前述的四个挑战便有可能顺势解决。
四、政校企创新合作圆桌论坛
（一）社会平台——教育创新创业的平台，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下称“中心”）杨丹主任介绍了中心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沟通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在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的如今，需要处理好稳金融、稳增长、稳开放这三件事。其中，技术创新是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而技术创新需要社会提供资源平台，中心的定位就是支持教育创新创业的平台/专业园区。中心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解读政令、宣贯执行；二是传播理念、宣传落地；三是参政议政、沟通民意；四是做创新实践与探索的试验田。中心打造了“苗圃到孵化器到加速器”的一体化创业孵化链条，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目前累计孵化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在教育各阶段应用的教育创新项目共170余个。总而言之，中心在互联网教育发展中扮演着行政命令政策法规的刚性与市场的灵活性之间的润滑剂、社会需求的增长与制度限制之间的调节剂以及创新实践与探索的试验田的角色。
（二）校企合作——超星学习通在中小学与区县的合作
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丁书林常务副会长分享了超星旗下的产品“学习通”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应用。学习通是基于神经网络构造的自适应教育产品，通过移动学习、知识共享、社交平台和组织管理四个基本功能，向教育参与者们提供课程建设、混合学习、资源搜集、师生活动和教学管理的应用，旨在实现学习管理事事通、学习空间人人通、“虚”“实”世界时时通。在基础教育领域，学习通以课程平台应用为基础，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湖北武汉、天津南开、北京密云等地已经在课程建设和教师研修等方面同学习通开展了深度合作；以“一平三端”为载体，将教材拆解为知识点，也重构了课前、课中、课后的师生互动，推进了课堂教学及学习方式变革；以校园神经系统理念为核心，打造移动智慧校园，例如上海市霞浦第一中学、上海市光明中学都通过学习通打造了智慧化的教育教学和校园办公等。丁书林副会长认为，学习通这样的案例既符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即要求全社会的参与、优秀企业的参与，又能极大减轻政府的投入，同时还符合教育信息化应用和发展的路径，是当前教育信息化校企合作的优秀案例。
（三）校企合作——希沃信鸽在信息化教学中的应用
希沃信鸽产品负责人亢超分享了希沃信鸽在信息化教学中的应用情况。希沃信鸽是希沃研发的一款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数据服务平台，通过统一账号体系实现教师数据的管理、分析和共享。目前，希沃信鸽在全国覆盖了2.9万多所学校，亢超分享了其在乌镇植材小学和太原新建路小学两所学校的应用案例，总结了信息化领域校企合作的几个常见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思路：一是利用示范课和互动式课件，让教师切实感受信息化的便利，以化解信息化推进过程中的教师阻力；二是通过校级数据报表，帮助学校管理层管理教师和班级，实现信息化效果的实时辨别；三是引入匿名评价的听课评课机制，通过同伴评议持续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四是通过示范课平台的建设，促进集团学校彼此的教研成果共享；五是通过标签化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现学生评价的集团内互通。亢超表示，希沃信鸽希望在为老师、学校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能够成就教师群体的成长和发展。
（四）校企合作——一起教育科技的公立学校服务体系建设
一起教育科技全国市场运营总监张祥介绍了一起教育科技为公立学校提供的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产品内容服务、教育测评体系和专门运营支持等。一起教育科技的产品内容服务在遵循国家信息化要求的前提下提供，包括：同各大主流教材出版社合作，结合学校教学进度，提供同步“讲练测”服务；打造老师、学生、家长三位一体的平台，并为教师提供自主选择空间和AI、大数据基础的教学诊断服务，操作也尽可能简化。在线教育测评系统由学生在线完成，系统自动批改，平台实时采集和分析数据，并针对管理者、教师、学生等不同角色输出差异化分析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学校，一起作业科技目前在全国220多个城市分布了810多名全职的服务专员，解决教师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张祥总监表示，学校在同教育科技企业合作时通常会设置一定的门槛，企业应当适应实际教学和管理，不断更新迭代产品的逻辑和内容，这才是良好的校企合作模式。
[1] 该流程结合市、区二级情况归纳得出，各级（各区）政府在实际中仍有一些细小差别。
[2] “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由G.S. Becker在1960年提出，并在后续的数十年内不断完善。该理论假定家庭效用最大化是家庭行为的基本准则，认为家庭收入的提高不会导致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的无限制增加，最优选择是减少孩子的数量，转而提高孩子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