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本所魏易副研究员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报道文章，这篇报道迅速引起多家媒体关注、转载，我们也特刊发一期简报，希望引发各位同仁对家庭教育投入这一议题更多的讨论。报道中的资料大多来自魏易所著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1）》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简报末尾附有该书内容简介（二维码购买链接）、目录及作者简介，供参考。

孩子教育，中国父母到底花了多少钱

李新玲[*]

一个家庭把孩子从小培养到大学毕业要花多少钱？这恐怕是很多人一时难以计算和回答的问题。

连续七八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魏易一直在围绕这件事做研究。

把这件事搞清楚不容易，因为需要严格的数据作支撑，而数据的获得需要严格规范的抽样调查，一涉及调查，背后就需要资金和人力支持，还不是一个小数目。当然，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太大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城市、城乡之间，不同省份，都有很大的差异性。

经过多年研究，该研究所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成果。2019年曾发布过《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17）》；今年1月，《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1）》发布，这是基于2019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形成的。

通过一个个独立的、分散的数据找出共性，继而呈现出整体现象。其中的一些结论与大部分人的感觉相符，而还有一些，异于人们日常的感受，只是数据不会说谎。

4%达到了，家庭教育投入也增加了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到GDP的4%，曾是很多年的社会议题。此后十几年中，我国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加，在2012年实现了4%的目标。

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2015—2016年在线教育企业和教育科技企业迅速发展，一些传统教培企业不仅实现了规模化，而且从一二线城市拓展到三四线城市。

研究者看到，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的同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非财政性教育占GDP比重一直在下降。同时，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不断增加。

“大家通过切身体会、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都感受到了家庭教育的负担，不仅是金钱的，还有密集育儿带来的时间和精力的负担。当时就想了解家庭对于教育的投入。”刚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工作的魏易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家庭教育投入实际上构成了教育总投入的很大部分，只有同时考虑政府公共投入、其他机构投入以及家庭私人投入之后，才能够对教育总投入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但是“超过60%的国家缺少私人性的教育支出数据，尤其是家庭教育支出数据”。

她了解到，韩国做过相关的调查，美国也有类似的。还有一些国家为了全面了解教育领域的总投入，尝试将分散在不同部门和机构的教育相关数据整合到一起。例如，法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着手建立国家教育账户，将分散在各个机构的与教育投入和支出相关的数据，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数据、学校财务数据、家庭调查数据、机构账户数据和企业纳税数据等按照统一的框架整合到一起。

家庭调查是了解家庭私人教育投入，同时又具有足够信息量的最佳选择。

于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入户调查了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的全国其他省份，共4万多户家庭。调查包括教育机会、校内校外教育支出以及获得的政府资助（学费减免、奖助学金等）。

调查发现，2018—2019学年，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13万元，家庭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平均花费8139元。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42万元，是农村家庭（8205元）的1.7倍。

一个孩子从学前三年到大学本科毕业一个家庭的教育支出23.3万元左右。其中家庭支出水平最低的20%家庭花费约18万元，家庭支出水平中等的20%家庭花费约22.4万元，而家庭支出水平最高的20%家庭花费约42.4万元。

这项研究里的家庭教育支出，校内部分包括学费、校服费、伙食费、考试费、住宿费、体检费等，校外部分包括校外实习费用、兴趣班、在线教育产品服务等。

根据调查结果，魏易作了估算，全国各学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21632.1亿元，相当于2018年GDP的2.4%。《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9》中显示，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143.00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36995.77亿元，占GDP比例为4.11%。

从家庭负担的角度分析，各学段家庭教育负担率最低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其次是学前教育阶段。高中学段、大学学段家庭负担率上升。到大学阶段，家庭教育负担率上升，“学前教育的负担与高中接近”。研究发现，农村家庭，每一个大学在校生的教育支出占全家总支出的35%。

2018年，我国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治理，主要针对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超纲教学、应试倾向、学校非零起点教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讲等六类问题展开。

这之后，中小学生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平均参与率下降。同时，另外一个特点出现了，就是不同群体在校外投入方面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那些家庭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较多的学生不仅更多地参与校外培训，而且家庭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

一些课外培训机构也开始制造焦虑，被媒体称为教育“军备竞赛”。

2021年2月，春节除夕央视春晚，让人吃惊的是，几个培训机构是主力赞助商，其中猿辅导的广告轰炸到半夜。矛盾的是，在那天的节目里，还有一个节目《如此家长》，讥讽了家长疯狂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

2021年7月，“双减”政策落地。魏易和同事也做了追踪研究，“我们发现，学科类课外培训费用在下降，兴趣类的略有上升”。这一结论与其他教育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母亲学历越高，越“鸡娃”

从几年的调查数据中，魏易看到了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特点。比如，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相应越高。

回顾世界各国此前的一些教育研究，很多国家在过去的若干年呈现出“儿子偏好”，但随着各国少子化趋势，有研究发现这一“偏好”在消失。在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我国，城市中由夫妻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我国3人及3人以下家庭户数占比达到70.2%，而由夫妻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占比为64.3%。

研究发现，同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机会和投入，尤其是在非学科补习的兴趣拓展领域。

“应该说在教育投入上，性别差异不显著。高收入家庭对女生校外投入更多一些，钢琴、声乐、美术、语言培训等艺术兴趣类，女孩更多一些。”魏易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女孩更“听话”，懂得家长的想法，愿意满足家长的期待。

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在对子女教育投入上也有差异。低收入家庭倾向于选择“有条件地‘鸡’娃”。首先，低收入家庭对学业成绩更加敏感，子女的成绩越好，家庭越可能增加教育投入。其次，低收入家庭对机会成本更加敏感。随着学段的上升，家庭的投入大幅增加，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投入。

另一方面，高收入家庭则倾向于“无条件地‘鸡’娃”。魏易看到，“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投入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尤其是学业成绩，子女成绩排名的好坏并没有使得家庭更多或更少投入其教育。其次，高收入家庭对机会成本不敏感，倾向于以质量代替数量，以校外代替校内。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独生女孩家庭更可能选择“鸡娃”。

整体上，相对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选择的投入模式更加具有升学导向。

我国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从1995年到2019年，我国女性和男性生育子女的年龄逐渐增长。女性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从26岁上升到30岁，而男性的平均年龄从27岁上升到32岁。

根据这些数据，魏易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父母生育早晚对教育的投入有一定影响，但城镇和农村地区这一现象又是相反的。

在城镇地区，年轻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同一年龄段中，父母生孩子时的年龄越大，对子女教育投入就越多。“城镇地区的结果表明，导致低生育率的两个原因——生育年龄的延迟和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可能会相互加强降低总生育率的趋势。”

而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相反，年轻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少。同一年龄段中，农村地区父母生孩子时的年龄越大，对子女教育投入就越少。对于这一点，魏易认为值得进一步研究。

“当然，家庭教育支出的调查研究成果只能反映平均值以及趋势，有些极端值只能用案例分析进行解释。”魏易说。

教育投入与回报关系复杂

2021年7月，“双减”政策落地。魏易带领团队成员通过某消费评价网站，并与地理信息匹配，一家家统计2018—2019年度的课外补习机构，2023年再次回溯反查，发现其中88%的中小学学科类辅导机构已经停止运营了。

他们对于学生的调查统计显示，2019年校外学科补习率24%，到2022年降到17%。同时发现，“双减”之后的家庭教育投入，对低收入、高收入家庭没有太大影响，尤其是高收入群体的校外培训支出没有影响，有变化的是中等收入家庭。可以说，低收入家庭面临多维度挑战。

魏易发现，中国大部分中等收入及以下家庭“很舍得”将支出用于子女教育。

他们初步估计了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为14.9%，农村为15.8%，城镇为14.1%。分地区来看，东北部家庭教育支出的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18.8%），其次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15.7%和14.4%，而东部地区最低，为14%。

从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校外教育支出占比来看，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比例较高，尤其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平均占家庭生均教育支出的26.2%和18.4%。其中城镇地区远高于农村地区，为农村的3倍。高中阶段校外支出占比大幅下降，普通高中平均占比为11.7%，中职为2.6%。普通高中仍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校外支出占比为5.5%，城镇占比为农村的3倍。

各学段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差异最大的是小学阶段，其次是学前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差异逐渐缩小，中职甚至出现了城乡倒挂，而大学阶段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差异甚至要小于高中阶段。

魏易介绍，这项研究中，并没有把父母因为照顾孩子而损失的工作收入、家庭购买学区房等经济成本算进去。一些县城中长期存在“家长村”；还有一些超级中学所在地，陪读的家长形成了一个小镇，代表重点大学的“985”“211”多写入了那里的餐馆、超市的名字。而另一方面，在大城市中，购买学区房看似是教育投入，但这种有时是会有投资回报的。

对于这些在经济学上被归纳为“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复杂概念，如何在教育投入研究中体现，她觉得今后可以做一个“时间利用”调查。

几年专注于一项研究，魏易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家长非常舍得对孩子进行教育投入，并希望有所回报，但要把投入与回报的关系搞清楚并不容易，“教育投入的结果不能在短期进行评估”。

曾有校外培训机构为了让家长看到效果，购买附近学校的考试试题，让学生考出高分，从而让家长误认为培训起到了作用。

“不同于其他服务，谁购买谁享受，教育投入是家长购买、孩子利用，他们的感受不同。”魏易充分感受到了教育的复杂性，教育的结果是螺旋上升的，孩子的成长是条曲线，这都不好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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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基于2019年CIEFR-HS第二轮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结构和负担，学生入学机会和学生资助分配，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和家庭支出，以及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等主题。此外，本身还结合公共教育部门的事业经费统计数据，分析了基础教育阶段公共教育投入的分配情况。

作者简介：魏易，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教育财政、教育经济与教育政策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基础教育阶段。2017年至今，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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