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分论坛上，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和产教融合政策实践者共聚一堂，就“产业升级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转型之路”主题展开产教融合圆桌讨论，并就量化实证研究、技能形成理论和区域案例研究议题展开对话与分享。
2018年11月24-2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18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举办。在24日下午和25日上午举行的“区域产教融合：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分论坛上，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和产教融合政策实践者共聚一堂，就“产业升级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转型之路”主题展开产教融合圆桌讨论，并就量化实证研究、技能形成理论和区域案例研究议题展开对话与分享。分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杨钋担任主席。本文就相关内容予以综述。
一、产业升级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转型之路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由投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此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转型应该向何处去？在改革内参执行主编王平的主持下，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从学者的视角、职业院校的视角和企业的视角进行了讨论和对话。
（一）学者视角
在圆桌论坛第一阶段，来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王星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关晶教授和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陈向阳副研究员结合专业研究经验，从学者的视角探讨了产业升级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转型之路。
1.产业工人技能需求变化
王星教授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实践出发，结合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和企业产业转型背景进行分析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重复性的操作性技能和社会性的技能究竟是否会被替代及替代程度如何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关晶教授结合多年的研究经验指出，技能需求一直在变化，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变化跟以前的变化是否有区别；对此她指出，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产业变化的速度在加快，技能需求的迭代率变得越来越高，因此应该更加关注加速度的变化。陈向阳副研究员则更倾向于从微观的角度关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技能需求变化，目前尽管在表面上看有些技能已经被人工智能替代，但值得注意的是，这背后需要更多的高端技术支撑。
2.人力资源培养的问题与瓶颈
谈及产业升级背景下学校人才培养的问题与瓶颈，关晶教授指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学校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这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发展中的信息不充分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高难度预测，以及职业教育学校在人才培养中的学问化倾向导致。陈向阳副研究员则以目标导向为牵引，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归根结底要着力追求复合型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的培养。
3.职业院校办学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障碍和政策需求
关晶教授表示，产教融合是当前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具体体现在政策的无效性，顶端的教育部门和产业部门没有实现融合，无法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校企合作无法高效运行。具体而言，陈向阳副研究员指出，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学校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配套性支撑的缺失、企业主体地位难以确立、企业人才入校面临障碍以及校内教师待遇太低。在推进产教融合方面，陈向阳副研究员建议从小的地方切入，不断破解痛点问题；王星教授指出，政策上要打破城乡体系，建立技能等级制度，大力培育应用技术型人才。
（二）职业院校视角
佛山市现代技工商贸学校校长钟培琪、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周哲民和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装备制造系主任王龙结合多年办学的经验，从职业院校的视角探讨了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转型的相关问题。
1.产教融合对职业院校长远发展的作用
周哲民校长认为，所谓产教融合，即强调产业界与教育界融合在一起，开展经常性对话，在职业院校方面，强调将产教融合背景下的宏观政策在校企合作下予以落实。因此，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实则是在考虑校企合作如何服务于高校长远的发展战略。周校长指出，作为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校企合作会直接影响办学的方向和理念、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专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核心的竞争力以及应用研究开发能力。
2.校企合作中学校的发展困境
钟培琪校长从民办高校的角度，指出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发展中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教育在财政拨款和人才吸纳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劣势，在与企业的合作中，主要承担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与高尖端企业所要求的距离相对较远，缺乏刺激企业合作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学校与学生的目标分歧也给校企合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王龙主任指出，校企合作最终应落脚到学生的培养上，尽管企业应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但是盈利才是其本位价值，企业跟公益性的教育在价值观上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最大的困难在于合作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岗位类型和层次满足学生的需求，而学生又是否能够为企业带来目标收益。
（三）企业视角
施耐德电气职业教育项目总监梁健先生、江苏企业生产部门负责人徐建先生和浙江田中精机人力资源负责人胡勇先生，从企业这一关键环节对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1.企业在产教融合中扮演的角色
梁健先生从公司实践出发，谈及企业在产教融合中应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施耐德公司注重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大力扶持国内中等职业学校，帮助学校建设实验室、采取轮训的方式帮助学校培养师资力量、在企业实践中集中力量帮助学校提升学生技能。
2.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痛点和困难
企业在校企合作中遇到的主要痛点和困难来自于师资、生源和资金等方面。在师资方面，教师学习驱动力不足，主要是被动进行而非主动付出，教师培训的效果也并不明显；在生源方面，主要是由于大部分优秀学生选择继续升学，而就业学生则整体表现相对较差，生源质量不佳；在资金方面，为维持项目的正常运转，可能需要政府和学校的共同投入来促进收支平衡，推动项目进行。胡勇先生指出，企业是天生逐利的，企业在没有预见到效益的情况下，很难有决心进行校企合作。徐建先生同样从学生的角度提出问题，由于学生在完成角色转化时对整体环境认知不足，因此在自身定位上仍存在缺陷；除此之外，徐建先生同样指出在选拔阶段存在生源质量问题。
二、量化实证研究
（一）跨国企业的校企合作参与选择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杨钋副教授从大量在华跨国企业采用双元学徒制培训这一现实出发，基于2016-2017年全国696家企业参与高职高专院校校企合作报告，采用非结构化文本编码方法构成编码化数据后，利用描述统计、均值比较、方差分析、回归和案例描述等方法，对跨国企业选择的校企合作模式与中国企业是否存在差异、在不同的跨国企业内部有何差异以及跨国企业选择的培训成本合作与本国的技能形成体制有无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发现，第一，跨国企业在是否参与高成本合作及参与高成本合作的数量、比例和参与合作类型的总数量方面，与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会采用制度适应的方式，采用与中国企业相似的方式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即在校企合作深度和广度方面与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无显著差异。第二，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受到本国技能形成体制的影响，会选择参与不同类型的校企合作技能培训，即在同一行业中的跨国企业，可能根据本国技能培训体制的协调机制选择不同的校企合作类型。在跨国企业中，分割主义[1]国家企业采用高成本合作的比例和合作总数量略低于其他国家；具体到汽车行业中，发现跨国企业最常采用的合作形式是开设企业实习、订单培养学生、合作开发课程、捐赠设备和接收毕业生等，最常用的高成本合作形式是订单培养学生、培训教师和开设顶岗实习。第三，制度距离[2]并未对跨国企业选择培训合作形式产生显著影响，在华跨国企业采取了与中国企业相似的高成本培训策略，这可能是由于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学习国外培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度壁垒，使得跨国企业容易实现本国培训制度的迁移。但跨国企业间选择培训合作模式的差异表明，制度创业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国原有制度化的培训实践有关。
（二）教育错配与技能错配
从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用工荒”问题并存的现实出发，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的刘云波博士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运用方差分析、多项logistic回归和结合供需关系的错配-收入方程，对我国技能错配的发生率、技能错配分布的特点、技能过度和技能不足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当下我国劳动者技能匹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当下我国劳动者中过度技能的发生率为9.35%，技能不足的发生率为9.64%，与技能匹配的劳动者相比，技能错配者的自我评估相对较低；从人群来看，年轻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比较近5年的毕业生数据发现，高中阶段错配的发生率最高；分析教育错配与技能错配的关系发现，相比于教育适切而言，过度教育者更倾向于发生技能过度，过度教育者中仅有9%技能不足。分析收入效应发现，技能不足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过度技能的收入效应为负，这一影响在高中阶段的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错配者尤其是过度教育者对工作待遇的主观认同非常低，且未有积极的自我学习参与。
对此，刘云波博士建议，关注中职的教育质量、职业技能的专用性和毕业生的职业发展问题；通过工作组织的变革、岗位任务的设计及灵活性调整等方式，努力提高“多余”技能的利用程度；关注技能的形成和发展问题，重视自我学习和在职培训的必要性。
（三）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实习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的冉云芳博士基于109家企业的数据，对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实习是否获利这一问题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冉云芳博士以成本收益理论、生产导向策略和投资导向策略为理论基础，以中职院校和高职院校学生到企业进行的认知实习、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三个阶段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投资回报率模型、参与策略模型、短期收益影响因素模型和学生留任率影响因素模型，深入研究了企业参与实习时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在学生实习期间，企业总体处于盈利状态，但仍有超4成的企业亏损；学生实习期间的成本收益构成差异较大，总体而言，企业参与实习在第4个月时首次出现成本收益均衡点，投资回收期在第8个月，但不同行业类别之间的差异较大；企业参与实习的风险总体而言不高，企业所需承担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人才流失风险，即学生的留任率不太高；企业的成本收益和企业参与实习的策略受到企业年限、企业类型和学生实习时间等关键因素的显著性能影响；学生的留任率受企业规模、行业类别和短期成本收益的影响。对此，建议政府层面灵活制定学生实习政策，学校筛选优质企业进行合作，企业基于长远参与实习。
三、技能形成理论
（一）技能形成、技能形成体制及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想象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王星教授从技能形成、技能形成体制及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对技能形成相关问题与大家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王星教授指出，只有在知识学习的学校和经验积累的车间之间的有机互动才能促进有效的技能形成。对比技能形成和人力资本形成可以发现，人力资本通常强调学校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强调个人选择复杂性，而技能形成则将关注的重点拓展至工厂和车间，强调多样性。根据国家和企业的卷入程度，技能形成体制可以被划分为集体主义、分割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不同的特征将会导致不同的经济社会后果。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王星教授探讨了官僚化的职教体系与市场化的技能需求的冲突、行政技能认证体系与行业技能认证机制的冲突、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制造业技能累积机制的冲突等三个方面的制度冲突，并指出这些制度冲突带来了技能结构两极化和技能认证失灵两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国家产业的升级。而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二）现代学徒制办学模式及其制度支持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关晶教授从现代学徒制“校企双元育人、学徒双重身份”的核心出发，分析了现代学徒制办学模式的内涵、开展现状和发展策略。所谓现代学徒制办学模式，是指以产教融合为办学理念，以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为目标，在制度保障下，基于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与学校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的紧密合作机制的稳定范式。在我国现代学徒制办学模式的开展现状方面，关教授分别从德国双元制的中国镜像—太仓中专、英国学徒制的中国镜像—中物联和本土校企合作的深化探索—长春职院出发，介绍了三种模式的成功因素和推广局限。
提及我国现代学徒制办学模式的发展方向，关教授建议进行一致性内涵的定义和多样化的办学实践。在一致性内涵方面，设置明确的操作定义，为开展现代学徒制办学厘清思路、划定边界，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而多样化实践是国际现代学徒制发展的基本经验，亦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因此，允许多样化、尊重多样化、鼓励多样化才是我国建立和发展现代学徒制的可行之路。
而我国现代学徒制办学模式发展的关键在于进行制度突破，包括改善学徒身份尴尬的招生招工制度，提升企业参与热情的企业激励制度及改善办学质量良莠不齐的质量保障制度。建议职业院校自主招生，改进面向省外生源招生的限制；通过经费机制激励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利用直接的经费补助或税收减免来分担企业学徒的培养成本；加快建立学徒培训标准、培训企业资质认证制度及学徒培养备案审查制度，从而为现代学徒制在办学主体、办学内容、办学过程、办学成果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质量保障。
（三）英、法、德三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发展演变与历史逻辑
从十七大到十八大，再到十九大，职业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经历了从“大力发展”到“加快推进”，再到“完善体系”的话语转变。在此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应该向何处去，如何激发多元主体办学的活力及校企合作的种种障碍，建立学校本位职业教育体系？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晓教授跳出“问题”看问题，分析了英、法、德三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发展演变与历史逻辑。
受到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国家心理、思想教育及劳动和培训方式的影响，英、法、德三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变迁的整体脉络可以概括为“融合——分化——再融合”。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模式选择上，英国借鉴经济自由主义和古典国家经济学的教义和原则，形成“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以自由市场为主，强调人们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理由和见解有效地组织他们的社会互动，尤其是其工作生活；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学术”模式的合法化模式是基于在设定职业资格的组织教学原则时应该适用学术理性，严格的知识型职业培训模式在学术型职业中最为有效，侧重政府主导；而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职业”模式则根据后现代启蒙思想，以中世纪以来在欧洲实行的职业实践和以职业为基础试图分析人力资源组织形式的方法为基础，强调双元合作。
综观英、法、德三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演化可以发现，首先，制度耦合性决定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与各国的政治体制同步演化，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演化与各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高度相关，而其演化的动力与形态取决于行动者的博弈均衡；其次，一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形成，背后的玄机在于不同要素的组合；第三，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并不是“完整一块”一下子被全部创立起来的，而是沿着历史发展主干框架，通过连续不断的修复层层演化而来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手工部门的存续、政治以及工会等多因素的影响，且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被正式地赋予了技能培训以及技能资格认证的权力。
四、区域案例研究
（一）地方政府、发展禀赋与职业教育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张书琬博士以西部地区为例，从区域发展理论探讨、区域产业发展与职业发展、兰州产教融合尝试和探索四个方面，进行了题为“地方政府、发展禀赋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报告分享。
在区域发展理论探讨部分，从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出发，讨论到区域发展的阶段性，在发展模式方面，国际与国内多以地域空间为标准进行划分。基于区域发展理论，在重视制度、重视国家、重视地域的情况下，讨论了不同区域内不同主体的互动对于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张书琬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三次产业构成、工业构成、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情况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兰州地区的发展禀赋，指出兰州在面临土地资源紧缺、矿产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等瓶颈的压力下，开始计划经济发展转型，谋求向周边转移经济中心，同时谋求职业教育发展的转型，进行产教融合的尝试。在最后的探讨部分，张书琬建议在产教融合的尝试中，关注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
图1 兰州经济发展转型与产教融合尝试
（二）区域禀赋、产业特征与产教融合
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李俊副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田志磊博士共同作了题为“区域禀赋、产业特征与产教融合”的主题报告。
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投入水平的提升、办学条件的改善，中央文件对于产教融合的强调不断增强，我国产教融合的发展呈现新态势，中部地区中职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有所提升；高职院校融入区域技能形成的情况好于中职学校，且近年来这一优势逐渐增强；校政企关系中的校政关系有所强化，校企关系则在形式上增强而内涵上弱化；部分产业聚集区面临严重的技能形成问题。在此背景下，两位学者运用极端值案例法，选取苏州和温州地区为例，通过在案例数据、所建构的理论和相关文献之间循环往复，探寻解释当下产教融合在区域和学校层面差异性的中观理论。
通过对案例区域的收入分配格局和产业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区域产业所创造的财富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的收入分配有着最大的重要性，在产业创造的财富中，地方政府所得越多，供给意愿越强；企业所得越多，参与意愿越强；而居民收入越高，对职业教育需求越低，但居民收入中来自于劳动所得的比例越高，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就越高。产业特征中，资本类型、产业集中度、岗位的技能专用性、岗位附加值在理解区域内行业企业参与技能形成的意愿时有着最强的现实解释力。总体而言，在产教融合的中观理论建构中，应涵盖企业、政府和居民三个主体，处理好社会财富分配和生产组织方式背后的“技术技能分配”问题。
（三）区域环境、学校策略与校企合作
我国制造业升级遭遇技术技能升级陷阱，在不改变现有职业教育制度背景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跨越陷阱、培养合格技术技能人才的刚需。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助理研究员朱俊在比较珠江X市M校和N校的校企合作表现后提出疑问，为什么同一区域不同学校的校企合作表现不同？一个成功的校企合作需要哪些要素，各要素之间应该如何进行互动？
大量的实践和经验表明，区域的政校企三方互动是校企合作成功的关键，而政校企互动的本质是本地精英互动。因此，朱俊构建了地方精英关系与校长人力资本之间的结构与能动性分析框架，在分析M和N两镇精英关系和两校校长人力资本的基础上，探讨了校长人力资本与校政关系、校企关系和内部治理等的基层互动，最终发现，校企合作正是校长基于当地政企精英关系，运用校长人力资本的能动性构建的办学策略，而两校校企合作差异的核心是两镇政企精英关系的差异，带来的两镇职业教育关系结构的不同所导致的。
[1] 根据国家和企业对技能的卷入程度，Busemeyer and Trampusch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技能形成体制分为国家主义、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和分割主义。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又称为国家管制型技能形成体制，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和主导的技能培训体系。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又称为市场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技能和积累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调节。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是一种国家和企业卷入程度都比较高的制度安排，强调国家干预和市场自治的均衡。分割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中企业参与程度高，强度企业的自主权和责任，国家干预低。
[2] 制度距离，指两个国家在制度的规则、规范和认知三个方面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