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7-29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2017年年会”以及由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发起的“新时代的教育新使命——2017年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年会”相继在北京国科大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两个年会上，分别召开了“新时代的民办教育公共政策：支持与监管”和“民办教育与教育国际化发展”分论坛，邀请了来自民办教育和国际教育的行业代表、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政府部门代表等嘉宾，围绕分论坛主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讨论，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仅就各位嘉宾针对国际教育特别是民办国际化学校的发展问题进行的发言与讨论进行综述。
近30年来，中国的教育事业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众多变化，诸如办学主体的变化、资金筹集方式和教育需求日益多样化等等。在基础教育阶段，作为公共服务的形式之一，国家举办的公立学校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特别是选择性教育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当前民办学校和国际学校大发展的原因之一。而民办学校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又对既有的办学体制、教育模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2017年12月27-29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2017年年会”以及由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发起的“新时代的教育新使命——2017年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年会”相继在北京国科大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两个年会上，分别召开了“新时代的民办教育公共政策：支持与监管”和“民办教育与教育国际化发展”分论坛，邀请了来自民办教育和国际教育的行业代表、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政府部门代表等嘉宾，围绕分论坛主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讨论，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仅就各位嘉宾针对国际教育特别是民办国际化学校的发展问题进行的发言与讨论进行综述。
一、供需视角下教育国际化发展概况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范皑皑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概述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状况。她认为，对于中国教育的再观察，不可忽略的一个点就是国际化。教育国际化不仅仅发生在民办学校中——与公办教育系统进行差异化竞争，从而实现自身的突破性发展；也可能是未来我们的公办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需求可能是多样化的，与外部社会的环境变化密切相关。需求的变化会带动供给侧的变化。供给侧需要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供给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服务来满足家庭的差异化需求；第二是谁来供给，供给主体不同很可能导致供给产品属性也不同，产品的形态、特性都会有一定的差异。
根据OECD 2015年数据，全球大概有500万学生在进行跨国界的流动，这一数字预计到2025年会达到800万。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数大概是54万——相当于全球流动学生的十分之一。然而这一比重和我国总人口在全球的占比是非常不相当的。就我国而言，出国留学学生跨国界的流动可能还会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出国留学有公费留学和自费留学两种。从2000年以后自费留学人数占到出国留学人数的90%，这说明家庭在出国留学方面投入非常多。北京、成都和深圳是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改革试点的区域。三地的抽样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学生都表达了在不同的学段（初中和高中）有留学的意愿，即不排斥留学、有留学的想法。在初三刚刚结束时，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有明确的留学计划。到了高中则更加明确，比例上升至46%。但是这种意愿需要经济实力来支撑，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显示家庭的支付能力和学生的留学意愿密切相关。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出国留学的计划，这一增长趋势要比留学意愿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就三个城市平均而言，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家庭，有50%的学生具有留学计划，但是在10万以下的家庭这个比例只有16%。也就是说50万收入的家庭留学计划的明确性是低收入家庭的三倍以上。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学习不好的、不愿意参加高考或者在高考中要失利的孩子才会出国，他们是在高考之外寻找了另一个路径来进行大学升学。但是此次调查数据显示，有留学意愿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习成绩不错的孩子——成绩排名前10%。这群孩子中，有留学计划的占比达到41.9%。这符合之前一些媒体在报道中所表现出的焦虑——部分优质的学生正在逃离中国，我们的公办学校甚至是整个教育系统正在面临一种生源危机。从需求侧来看，简言之，高收入家庭的后代，其中不乏成绩优异的孩子对于国际化教育表现出较强的需求。
从供给侧来看，可以将民办国际化教育的提供者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完全引进国外品牌举办国际化学校；第二类是地产办学，教育和学校是作为地产配套存在的；第三类是留学中介机构办学；第四类是教育家办学——原来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工作过的领导，或者在传统学校当过校长的人士出来办学。不同类型的创办者拥有不同的禀赋优势，因而带来了差异化的国际化教育服务和产品。比如有些办学者注重精品化的单体学校，而不去特别在意学校的扩张；有些则是采用标准化的模式去办一些集团化的学校，通过一定的标准——不一定是最好的标准，提供一种均值化的国际化教育服务，然后来实现整个教育集团的生存与发展；等等。
不管是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侧来说，政策上都存在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从需求侧来说，相较于1.67亿中小学在校生，国际化学校中的学生群体实在是占比很低。然而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需求？如何看待满足这部分需求的学校的发展？是对其进行限制，还是将其看作是一颗种子、一块试验田，为更多学校提供更多课程的理念、或者传播更多先进的教育方法，然后使它辐射到更多的中小学生？对于不同类型的办学主体，政府在监管的时候应该侧重哪些方面？
二、国际学校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可能的贡献：课程体系的视角
课程无疑是学校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般公立学校相比，国际学校往往采用不同的教材，采取不同的教育组织方式。国际学校的发展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种教育教学方式有没有可能成为一颗种子，让其在更为广大的中小学生中间产生影响。也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从课程体系的角度来看国际学校的发展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国际课程概览，以IB课程为例
新学说吴越女士认为，目前国内国际学校所采用的课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际性的；一类是国别性的。国际性的课程有两种：一种是IB国际文凭课程，还有一种是IPC课程。国别性的课程则包括澳洲课程、加拿大课程、AP美国课程以及英国课程等。
单纯从课程体系而言，国际化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实现本土化。国际课程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晚，早的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末。早期发展中采取的做法往往是整建制地引进课程，因此单纯从课程体系而言国际教育目前更像是“国外式”教育，而非“国际化”教育。这既与课程研究工作有关，也往往关系到学校的运营。国际学校目前仍然处在扩张性发展时期，对于众多学校而言，当务之急是寻找各项人才使学校运营走向正轨。国际学校急剧扩张的大环境使得教材研发工作，以及与之相应的教育教学法研究工作等等都不得不在学校的各类事项中向后靠。
（二）国际教育发展新特点：从全盘引进到AltSchool
蓝橡树创始人张伟琪认为，在K12阶段，国内的国际教育之前处于这样一种发展阶段——把国外好的学校、好的品牌、好的外教引进到国内。但是从前两年开始，以AltSchool为代表的新的学习模式开始崛起。之前侧重引进国外学校的品牌或者国外学校老师，但是在AltSchool等模式的引领下，新的重点出现——如何与国外学校的老师、校长一起去搭建一套在线学习的体系。一所学校真正最具有价值的东西或许不在于硬件设施与教师体系，而是学生个体的学习体验。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与思路，未来国际学校的工作重点将从外在硬件设施、师资配备转移到学生的实际学习体验上。
（三）评估、课程与教学协调一致——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的经验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的常吟女士认为课程、评估与教学应该相互协调。就国际文凭的评估工作而言，常女士认为应该是学什么考什么，而不是考什么学什么。因此作为考试委员会，作为评估机构，除了制定评估标准进行具体评估之外，还需要提供与评估体系相配套的课程体系。
常女士指出，目前学校在实践过程中面临以下问题：有了食材，但是没有会烹调的厨师。国内整建制的国际课程很多，相应的评估机构在制定评估标准时也在努力与各类型课程体系相契合。课程体系多了，但师资问题却出现了，没有足够的师资去开展课程。因此，在致力于解决评估与课程体系契合度问题的同时，也要关注教师的培养与发展。
（四）由课程至理想的教育
苏州枫华学校副总校长王文女士从课程角度来阐释中外教育的不同之处。王文校长谈到，即便课程体系相同，教育结果也会出现差异，因为这期间还涉及到教学的方法。也就是除了关注教什么之外，还应关注怎样去教。对此，王校长通过剖析以下三个“小”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王校长认为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对于教育活动而言，让学生拥有一定的知识与技能储备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的更新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学习的速度。相较于让学生掌握已有的成果，教会学生去掌握获取成果的方式显然是一种更为明智的做法。
第二，教育什么样的人？国际学校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民族认同。这既涉及对教育国际化的理解，更涉及教育主权问题。国际化人才是指具有国际理解力的、有国际移动能力的人才，而非仅仅是向国外看齐的人才。
第三，如何借助课程实现理想的教育？一是转变课堂教学的方式，从告诉学生what，到告诉学生how和why；二是改变课程评估方式，取消唯分数论的评估模式，进行多样化评估；三是丰富课程体系，除了基础课程之外，设置实践课程、跨学科课程、德育课程等不同的课程，全方位培养学生。
三、多重视角理解教育国际化
（一）产业视角下民办教育的发展
上海雅力教育集团副总裁李远先生从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下审视民办教育。李远先生认为要从产业的角度理解民办教育。教育具有生产性和可经营性，其发展必然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宏观规律。与此同时，李远校长指出，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具有社会属性与自身的独特性，需要合乎法律法规，遵循教育规律。
李远校长认为新时期民办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规范、行政的监管、市场的调节和行业的自律。在法律规范方面，新版《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制定与实施将会进一步规范教育行业，推动教育行业的发展——法律不明确的时候，进入民办教育的办学者好比“游击队”，规模小而分散；法律越来越明确、规范之后，办教育者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办学的“正规军”就会大举进入民办教育。如今，众多上市公司、地产公司纷纷进入教育领域，原因正在于此。在行政监管方面，李远先生认为政府的监管是保障学生、家长、办学者等各方利益的必要存在。行政监管要公平对待公立教育与民办教育；制定民办教育服务的质量标准、学校审批和学校评估办法。市场调节的核心是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就民办教育而言，核心问题表现为收费，要放开收费。当前民办学校收费并没有完全放开，这与市场经济的逻辑是不相一致的，民办学校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谈及行业内部的自律问题，李远先生认为行业自律的前提之一是规范、标准问题。但现实是官方没有精力去做，民间一些机构致力于通过制定标准来赚取经济利益，公信力严重不足。对此，李远校长以清华、北大的自主招生标准为类比，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在于有社会影响力、有社会公信力的非营利组织。
（二）教育培训机构的商业模式与民办学校的作用
精英教育集团总裁尹铭驿先生就未来民办学校的作用进行了预测。尹先生认为未来民办学校应该具备以下两大作用：一是聚流器的作用，二是孵化器的作用。学校是理想的文化综合体的载体——体育馆、图书馆、艺术馆、话剧院是学校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们能很好地承担城市文化综合体的作用，吸引人才汇集。可以想象未来的场景：教师在周中上课，周末体育老师负责体育场馆的运营，美术老师将自己的作品放进艺术馆等等。聚集各种人才，这是学校作为聚流器的作用。起到聚流器作用的学校一旦能够在若干二线城市成功复制，那么各种文化消费行为也会相应出现。比如综合体育场馆内的橄榄球运动是否会相应发展起来？橄榄球运动的发展是否又会催生相应的联盟与赛事？从这一角度出发，未来民办学校有可能起到类似于孵化器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助推教育国际化
基因资本管理合伙人温慧生先生就社会资本如何推动基础教育国际化这一问题与与会嘉宾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温先生从校内与校外两个角度审视社会资本对于教育国际化的推动。校内方面，基础教育国际化有两大主体：民办的国际学校以及普通学校的国际部。无论是哪一种主体，其背后都有社会资本的身影。校外方面，学生在校外辅导机构中大致有以下两类需求：一是语言类辅导需求；二是素质类辅导需求。同样，无论是满足何种需求的机构或公司，都受到社会资本的追捧。并且，在互联网时代，资本在教育领域内的扩张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态势。学而思从2003年创业到2013年，其收入才达到二三十亿，但是VIPKID从2013年到现在整个现金流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40亿。互联网时代教育培训公司花费四年时间走完了传统培训公司十年间所走的道路。从教育集团的具体办学实践来看，社会资本的注入是教育集团成功办学的重要条件之一。除此之外，社会资本在教育国际化的作用还表现为提供了差异化的供给。老师是差异化供给的实施主体，社会资本则是实现差异化供给的前提。
四、民办国际化学校的探索与实践
（一）先活下来，再好起来
贵阳市中天北京小学唐洁校长分享了地产办学模式下如何从传统教育过度到国际教育。中天教育起源于90年代后期，通过对接北京优质教育资源、跟随地产发展进行学校布局的战略，取得了优异的办学成绩，同时赢得了社会的认可。但是，现今贵州民办学校日益增多，办学同质化现象凸现。鉴于此，中天教育采取举办国际学校的方式来提供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满足差异化教育需求。从传统教育到国际教育，中天教育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先活下来，再好起来。
办学之初，中天教育采取的策略是丰富教育产品的种类，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多种选择，以便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具体来讲，分为三个班：IPC、IAC和EAC班。IPC班容量最小，为20人，而且外教比例最高；EAC班容量最大，为40人，外教比例也最低；IAC学费居中，班容量为30人。之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调整三种班级的比例，打造精品教育。
（二）品牌建设与保护
法拉古特学校中国区总校长杨晓柯先生在谈及国际学校的建设与发展问题时强调了学校品牌建设与保护。杨校长认为，未来知名单体学校和大型教育集团将会在国际学校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品牌化是未来国际学校发展的必经之路。良好的品牌有利于学校吸引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降低招生成本，拓展市场空间，提供融资信用，保障学校长期发展。但是难点在于品牌的建设需要较长的过程，同时也需要精心维护。以枫叶为例，枫叶集团经历了20年的品牌发展历程。其品牌战略为避开一线城市的激烈竞争，在众多二三线城市建校，辐射范围涵盖二三线城市数百公里范围，借助这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品牌影响力，尤其在二三线城市形成了自己强有力的品牌影响力。
就国际学校而言，天津属于三线城市，一线为北上广深，二线为成都、南京和武汉。目前天津市国际学校的数量为30所，对于直辖市来说这个数量并不算多。总的来讲，天津市目前仍具备较好的创建国际学校品牌的环境。早期，法拉古特一方面依托耀华中学的品牌效应迅速扩大规模、扩大影响；另一方面积极与美国法拉古特学校进行合作，将佛罗里达州的课程体系引入天津。国际部从公立学校分离以来，法拉古特的品牌被继续选用并逐渐被当地所接受。在引进品牌与自建品牌的问题上，杨校长指出二者各有利弊：引进品牌的优势显而易见——可以迅速学习借鉴既有品牌的经验与成果；自建品牌历时长、过程艰辛，但是其优势在于品牌一旦建立起来便是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品牌。但是不管哪种方式，都会面临后续的品牌保护的问题。对于那些寄望于通过引入品牌成为“文凭工厂”而不顾教学质量的做法，法拉古特很不认同，并且会取消合作，坚持走独立办学的道路，严保教学质量，守住学校品牌。
（三）遵守政策，合规办学
上海博文教育集团总裁陈文国先生探讨了国际教育与国家主权、意识形态的关系。陈先生认为，民办学校的国际化之路必须把握住政策的脉搏。国际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必然面对教育主权、意识形态塑造等问题。这不是中国国际学校的特例，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主权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无一不通过课程进行意识形态的培养与塑造。比如美国高中生毕业必须要有以下两门课的学分，一是美国历史，二是美国政府。再比如卡塔尔，卡塔尔欢迎世界上任何国家前去办学校，并且提供场地，提供所有硬件与软件设施，允许所有类型的国际课程进入，是一个对国际学校、国际课程极其开放的国家。但是即便在这样一个国家内，国际学校也需要遵循当地的政策规定：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开设阿拉伯语课程，因为卡塔尔是阿拉伯语国家；如果学校学生是阿拉伯国家的学生，那么学生必须上伊斯兰宗教课程；如果是卡塔尔本国的学生，还要学卡塔尔历史。总而言之，即便是国际教育也有必要让学生明白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需要有怎样的价值认同。现阶段，从政策角度出发，国际学校办学必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国家发展服务；必须紧跟意识形态，为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服务；必须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