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高校的学者与高中阶段学校的校长共同就高中阶段教育财政问题、高中阶段教育格局和优质教育机会的分布，以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供给策略等议题展开了对话与分享。

　　2018年11月24日，“第四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18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在24日下午举行的“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现实与问题”主题论坛上，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和高中阶段学校校长共聚一堂，进行主题研讨及圆桌讨论，并就高中阶段教育财政问题、高中阶段教育格局和优质教育机会的分布以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供给策略等议题展开对话与分享。本次分论坛由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宗晓华副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博士担任分论坛主席。本文就相关会议内容予以综述。

　　一、高中阶段教育财政问题

　　高中阶段教育财政问题的关键性体现在：首先，在整个教育财政体系中，高中阶段教育财政处于投入的低点，存在“塌陷”现象。其次，高中阶段牵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播种阶段。如果把高等教育比做头，基础教育比作身体，高中教育相当于脖子和颈椎，非常关键。另外，高中阶段教育牵扯了很多家庭的期望和寄托，其财政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姚继军教授从如何判断经费是否充足的问题出发，回顾了教育财政导向从“以收定支”到“教育充足”的历史转变，介绍了当前“教育财政充足”研究的主要不足。主要体现在：首先，回避了对教育结果的考察；其次，大多只用一种方法，影响研究的精度和使用价值；第三，大多基于成本函数法进行测算，这类方法较之“以收定支”的核算方法，虽更好地回应了教育需求，但由于没有考虑产出因素，因此仍未解决教育经费分配过程中“充足”和“效率”的平衡问题。着眼以上不足，姚教授以南京市公办普通高中为研究对象，从需求和产出两个维度，运用循证法和示范学校法，测算教育经费充足的标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普通公办高中教育财政充足标准的测算方法。该研究将本科第二批次达线率65%及以上作为筛选示范学校的标准，选取10所高中为核算的对象。研究结论表明：整体来看，南京市公办普通高中的经费充足水平较高，但仍有半数以上学校未达充足标准，且校际差异明显。据此，研究团队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仍需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促进校际经费均衡配置；第二，进一步完善教育财政基础数据库建设，提高经费核算的科学化与信息化水平；第三，进一步完善教育投入的问责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充足”保障标准及机制。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赵俊婷博士的研究围绕着普通高中办学权力的变化，对普通高中办学筹资方式以及影响进行了回顾。在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分析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公办普通高中的经费投入体制总体上采取了先通过多元化渠道筹资、再逐渐加大财政保障力度的发展道路。整个高中教育财政的问题围绕着管制和放权进行。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中经费筹措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多渠道筹集资金；到了2000年左右，开始依靠混合办学收取择校费扩大办学规模；2006年后，从择校费维持运转走向中央管制与加大财政保障力度。普通高中的发展成绩得益于分权化、多元化的经费投入体制，以此长期保持着自己的活力。多元化的筹资对支撑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筹资机制的多元化并没有有效地推动办学机制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由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办学政策的差异性和财政资源在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公办普通高中之间的分配不均，导致同一个地级市、同一个县市内部不同高中之间的投入均存在很大差距，这不利于普通高中之间的平等竞争。

　　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蒋丹教授以西南C市为例，分析了普通高中面临公用经费的困境以及应对之策。相对于人员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普通高中公用经费具有科目繁杂、灵活度高、弹性大等特点。本研究调查了C市20个市（区/县）的40所普通高中，这些学校均存在公用经费短缺的问题。以C市直属的三所国家级示范性高中为例，其生均财政拨款尚不足普通高中实际所需生均公用经费的十分之一，学校需要通过其它渠道筹措资金维持运转。但不同类型高中的资金筹措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教育质量均衡发展。示范性高中除了财政拨款，还可通过收取择校费以及其它收入弥补资金缺口。非示范性高中则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囿于公用经费限制，非示范性高中难以让教师外出接受培训。最后，蒋丹教授指出了化解C市普通高中公用经费困境的应对策略。其一，明确政府的主体供给地位，形成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其他城市教育发展相关指标联动的调节和适应机制，并兼顾不同类型学校的经费收入；其二，建立基本均衡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缩小校际差距；其三，提高省级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其四，固化教师培训费用占公用经费比率。

　　二、高中阶段教育格局和优质教育机会的分布

　　南京大学教育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宗晓华副教授从政策要求、现实难点、当前状况三个层面介绍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宗晓华副教授指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不仅需要供给侧的改革与扩容，同时还依赖于对需求的激励，以及建立相应的供需匹配机制。首先，学龄人口的恢复性上升给高中阶段教育承载力带来了挑战。其次，针对薄弱地区与弱势群体的高中阶段教育，地方政府财力供给无法实现普及，且由于普通家庭，尤其弱势群体对高中阶段教育收益的认识存在偏差，需求侧也无法保障。再次，部分地区出现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下降，普职结构失调问题，直接制约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针对上述问题，宗晓华副教授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提供了几点建议。其一，在贫困薄弱地区尽早推行高中免费政策、加大贫困生资助力度，降低求学的成本、提高上学激励。在民族文化差异较大的地区，应探索群众更易认可和愿意接受的教育形式、方法和内容，促进学校与当地文化衔接。其二，回归初心，实现高质量的教育普及。为此，要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为高中阶段提供优质生源。可以考虑由省级和市级政府统筹，实施中等职业学校跨区域招生，扩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和产业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共享范围。其三，对于人口流入集中的发达地区，不仅要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对随迁子女的招生覆盖面，更要关注在城市务工的初中毕业生，为他们提供半工半读的教育机会。其四，通过各种途径，激发高中阶段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努力程度。

　　另外，从体制方面看，中职教育吸引力不强的原因在于中职教育变成了“断头教育”，而未能形成一个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成长的完整、贯通和开放通道。宗晓华副教授指出未来的教育模式：应打通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通道。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余秀兰教授以“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兼论我国职业教育的功能”为题，从教育社会学视角阐述教育是否能改变命运以及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余教授提出了四个观点：一是，“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及教育的筛选功能视角认为教育有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二是，社会结构的特征影响教育的功能，教育是有条件的促进社会流动；三是，教育有助于社会不平等从一代到另一代被再生产，再制（固化）原有社会结构；四是，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余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趋势显现，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仍很严重、私人教育投入差距挑战教育公平、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等）现象挑战、教育结构与职业结构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等现象，导致教育促进阶层流动的功能弱化。随后，余教授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探讨了其对人们（特别是底层）改变命运的作用。她认为，职业教育在促进较底层孩子实现升迁性社会流动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作用有限。职业教育通过帮助大量家庭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升了家庭的收入，并为毕业生提供了学历提升的可能性。但职业教育存在的“差生”印象、农村生源比例偏高、毕业生更少在大城市就业且收入更少、离职率和职业变迁率升高等诸多问题，限制了职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就如何通过国家政策干预提升职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她认为需要改变职教“兜底”“差生”的形象，降低读职教的成本，提高读职教的收益，建立各类教育真正互通的立交桥。只有职教的收益提高，职教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加强，职教才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蒋承副教授从对高中资优生的研究角度介绍了高中生核心能力测评项目（Assessment of Core Competence, 简称：ACC）的首轮测试及初步发现。针对现有招考模式与高考考察目标重复、为考能力而考能力的难度拔高、作坊式分散式命题未能有统一的测评框架等问题，ACC借助交叉学科知识，通过对学校教学特点、学生知识与思维特质的研究，探索能够综合评价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式，侧重于选拔具有良好发展潜质的创新人才。ACC首轮测试中有28个省份的267所优质高中的21925位学生参与。其中5390名参加人文素养测评，15497名学生参与科学素养测评。研究结果发现，在家庭背景方面，资优生父母近60%受过高等教育，父母的典型职业包括：医生、教师、个体户；父母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学生学业表现越好；母亲“无业”有利于学生的人文素养，但是对科学素养无明显的促进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城乡间学生学业表现差异显著。关于学习时间投入方面，资优生每周学习时间数达到75.8小时，其中校内学习实践占比达88.2%。且城乡学生之间每周学习时长存在显著性差异，农村学生每周平均时长为77.5小时。对于向往的职业与学科选择，出现职业兴趣类型与职业选择不一致的情况，学科专业选择受大学质量、专业兴趣、就业出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此外，ACC项目关注了资优生童年是否快乐与父母职业的关系、高中与大学衔接相关的问题等。

　　三、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供给策略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赵新亮博士报告了政府教育供给对不同家庭高中阶段入学机会的影响。该研究重点关注了政府教育供给、家庭背景与高中阶段入学机会三者间关系，尝试回答政府教育供给策略对不同家庭入学机会的影响关系。利用CIEFR-HS 2017年调查数据，回归分析表明，居民户籍所在地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对城市、高收入和高学历家庭是否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户籍所在地高中阶段普职比例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的入学机会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城市、高收入和高学历家庭则没有显著影响。赵博士最后建议，为提高弱势群体的高中阶段入学机会，需要进一步夯实义务教育质量，重视中职教育发展，并降低弱势群体高中阶段教育成本。

　　学者发言后，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吕建校长和浙江省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高志刚校长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的情况，并作为对话嘉宾讨论了上述发言。吕建校长针对上述发言，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一是关于高中阶段投入尤其是教师待遇相关的问题，例如：同样的工龄、教龄下全国各地教师工资差别问题、教师收入与当地公务员收入结构对比以及在职教师专业发展经费支持等问题，吕校长建议以省域为单位统筹教师工资。二是普职比问题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确保学生能够得到适合的有质量的教育。三是超级中学的生源相关政策问题。四是政府投入方面，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调整中职免费政策。

　　高志刚校长的发言题目为“面向未来，思考现在”。高校长从理念、教师发展、机遇和挑战等方面介绍了中策职业学校的发展。秉承“固本强基，守正出奇”的理念，中策职业学校与经济发展最前沿接轨、与名企名家捆绑、建立资源生态圈。在专业建设方面，制定专业及能力水平标准，帮助学生进入名企，关注学生起薪及薪资发展潜力等。在教师发展方面，积极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团队，进行混合教学及研发教学等尝试。关于职高发展的机遇，高校长表示，中本一体化等相关的政策供给以及部分行业企业对职高生的青睐构成了很好的机遇，但也存在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外部民意考验着职高坚守就业办学导向的决心，内部则面临学校课程体系如何跟产业人才需求衔接的难题。需要重视人的综合发展，警惕只见学历提升不见课程类型建树、只见技能纵向递进不见岗位横向迁移的现象。关于职高的发展，高校长表示要轻资产、重平台，厘清学校在行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做好专属的职教圈。其次，要整合社会资源，与媒体融合，寻求政府、家长的协同支持以发展综合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