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6-3期（总第167期） 面向未来的大学教育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区域上的不均衡，优质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需要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总供给。 中国农村教育质量现状与建议 摘要：新时期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持续向好，但还存在乡村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不足、乡村教育经费和资源投入增幅较低、乡村学校师资流出情况严重、优质生源流失等问题。建议：加强省和县级领导的履职监控和县域质量监控，重视学生“五育”的全面发展。 科技创新和减贫——对教育的影响 摘要：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对减贫的影响更大。科技创新还会影响就业机会以及工作组织方式，对教育需求、教育方式也有影响。作者还分享了关于科技改善教育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面向未来的大学教育
林建华*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我们已经基本上满足了社会公众能够上大学的这样一个迫切的要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国际同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面向未来，中国高等教育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社会公众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大学，我们还要努力。
如何才能够真正地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不均衡问题呢？大家都知道，中国高等教育的确存在着不均衡，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区域上的不均衡。北京、上海、江苏、湖北、陕西等地的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比较好，另外一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则比较落后。对于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社会公众实际上感受是很深的。
如果我们面向未来，从社会发展，特别是国家振兴、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要求来看，从已经富裕起来的社会公众的要求来看，我们中国整体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实际上是严重不足的。
先来看一看国外的一些情况。比如，美国的加州有4000万人口，公立大学系统包括加州大学系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和加州社区学院系统。加州大学系统的10所大学都是著名的世界一流大学。除此之外，加州还有一批非常好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等。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是教学型的大学，有23所。同时加州还有一批非常好的私立文理学院和工学院，这批学校都是非常优秀的。再来看美国中部。艾奥瓦州有300万人口，但是它有3所非常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个IMS国家实验室，和艾奥瓦州立大学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虽然它是一个中部的农业州，但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密度是非常高的，教育水准也是很高的。
当然，更不用说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瑞士、芬兰等国家，还有亚洲的像以色列等国家，它们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密度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比起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状况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贫乏的。
我们可以从一些地区来看，比如广东省，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1个亿了，但是相对于1个亿的人口，它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应当说是缺乏的。深圳最近已经公布，它们的GDP已经超过香港了。但是从高等教育来看，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再比如浙江省，有5800万人口，只有浙江大学称得上是一所比较著名的大学。所以，在中国，优质教育资源上的差距，不仅体现在西部的优质教育资源贫乏，其实在东部这些发达的地区，优质教育资源也是非常缺乏的。
因此，我们只有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不仅是政府的积极性，不仅是政府的资源，同时也要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去努力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总供给，只有在总的供给上解决问题了，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中国农村教育质量现状与建议
胡平平*
（一）新时期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持续向好
新时期我国乡村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十九大、全国教育大会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都强调了教育公平、教育均衡以及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政策导向。《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等政策都在落实当中。
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各方面数据都持续提高。数据显示，乡村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乡村中小学经费投入呈上升趋势。全国乡村学校使用的计算机数量，无论是乡镇还是农村，都呈现上升趋势。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2018年乡村中师以上教师学历比例已经达到了81.5%，远高于2015年的70%，提升明显。此外，乡村教师收入也呈显著上升趋势，城乡教师缺编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
（二）乡村教育发展的问题表现
目前乡村教育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乡村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不足。目前乡村的体育、艺术等“小三门”周课时率不足，语文、数学周课时率超标，科学课方面学生动手做实验比例不高。调查数据显示，乡村艺术课周课时不足率已经达到14.3%，而城市只有5.1%；数学和语文等主课课时乡村和城镇均超过教育部要求，其中乡村数学课时超标率达到67.7%，语文课时超标率达到35.5%，城市数学课时超标率为55.5%，语文课时超标率为28.6%，而超标的课时主要占用的就是艺术、体育等“小三门”课程的课时。
乡村教育经费和资源投入增幅较低。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乡村教育经费投入在持续增长，但是经费和资源投入增幅仍然低于城镇。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城市普通小学投入增幅达到6.7%，但乡村只有5.7%，普通中学城市投入增幅达到9.1%，乡村只有7.8%。乡村的经费和资源本就不如城镇，投入量增幅还低于城镇，所以造成了经费资源投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乡村学校师资流出情况严重、师资不均衡。2018年，城市数学教师流入占比4.8%，流出占比2.2%，虽然乡村流入占比6.3%高于城市，但是流出更多，达到了4.3%。同时，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德育，从一级教师和高级教师的占比来看乡村的优质师资全部低于城市。
优质生源流失。由于沉淀效应，条件较好的家庭都流向城市，留下的可能都是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所以造成了乡村生源的流失和学业水平的略有下降。数据显示，乡村学生家长参与或者关注子女学习比例均低于城市和县镇。
（三）乡村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强省和县级领导的履职监控和县域质量监控。建议根据国家教育管理体制，实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抓住县级教育就是抓住了乡村教育的“牛鼻子”，一定要对县级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建立县级教育质量评价机制，加强对省级和县级政府履责监控。突出以人为本，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评价现有义务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县域质量的评价，加强对省、县政府履职的监控。对于县域政府教育质量评价要突出重点，不能面面俱到，重点关注政府履职情况、教育条件保障状况、师资队伍建设、教育均衡、规范办学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不是教育质量标准，质量标准是一个标杆，评价标准突出的是评价对象的完成情况。
破除“五维”痼疾，重视学生“五育”的全面发展。县长、县委书记等政府主要领导必须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面向全体，全面发展，公平均衡地对待每一所学校。要破除“五维”痼疾，不能只抓少数学校和少数尖子生。同时，主要领导理念导向必须明确，县域教育政策必须落地。要有正确的理念指导教育改革，振兴乡村，重视“五育”的全面发展，不能只关注升学率。要注重城乡资源合理配置，投入和师资均衡配置，关注县内差异、校间差异，追求优质均衡，关注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目前城乡一体化进程处在加速阶段，这个过程中主要领导应该优先考虑教育，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等手段缩小城乡差距。
科技创新和减贫——对教育的影响
李秉勤*
一、科技创新与减贫的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科技创新和减贫的相关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技术和技术变迁一直就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变量。从历史上看，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对减贫的影响更大。在中国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低水平收入也可能出现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问题，比如经济有可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中保持低水平均衡，长时间难以有所突破。
国家层面的脱贫需要相关的社会政策配套。比如增长型的社会政策，前一阶段中国社会政策领域有很多发展型的社会政策，强调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义务教育体系为制造业提供大量的基本的劳动力。在现阶段，国内产业升级的压力很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教育的社会投资作用：教育体系需要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来支撑科技发展。
二、科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科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尖端技术的研发，一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徘徊在低收入水平或者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瓶颈？有研究提出，这些国家本身保留了很多农业社会的特征，总体上不太重视基础性科学研究。虽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也搞研发，但是它们所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虽然大学也有一些研发活动，但和企业的经济活动脱节，即使有一定的科研成果，也没有传递到大多数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从区域发展层面来看，有很多国家面临着地理位置、资源、人才、制度等方面的发展瓶颈。从理论上看，每一个方面都有可能有相应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克服发展的障碍。
在个人和人群层面也有很多因素导致收入缺乏或不足：或者没有工作机会（经济状况、地理、气候、歧视），或者没有技术（教育不足），或者工作了却不足以支付家庭需要（低收入、多子女），或者不想工作，或者缺少工作能力（身心障碍、疾病）。科技创新有可能减贫，也有可能增加贫困。世界银行经过很多年实践提出，如果想改变贫困的状况或者让穷人脱贫，需要劳动密集型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保持弱势群体不被推进更深层次的贫困。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减贫情况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取代一定的劳动力，但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可能增加就业机会。另外，工作组织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平台经济把原来由一家企业做的工作，外包给很多自谋职业者。甚至传统的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大学，比如我们新南威尔士大学，在组织研究过程中也更多地采用项目制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通过项目申请不同学科领域的人集合在一起共同研究一个话题。每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组合，整个大学是多个纵横交叉的学术团队组合在一起。再有，互联网改变了市场的概念。在非洲国家，用手机来转钱、借钱，对非洲农村妇女脱贫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东南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澳大利亚在过去20年跨国服务提供的就业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很大一个领域和语言有关，例如翻译、文章评审阅读等。另外科技创新也创造了多样的新兴的就业机会。
科技手段对教育需求也会产生影响。澳大利亚有一个关于教育需求的国家调查发现，很多在读大学生可能毕业时所学的专业已经没有可以就业的岗位了，或者已有的岗位在学生毕业以后过不了几年也会消失。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变迁，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互联网运用于各种行业的时代，提高学生对数字技术的熟练程度就成了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任务。已经有人提出，将来每个人都要学会编程。很多国家最近开始提出面对数字技术的挑战，要有相关的政策来应对。主要有两种主要的政策方向，一个是授能，一个是保护。教育可以起到授能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如何将技术和数字有机结合且不至于在保护的同时又打击人的积极性？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科技促进教育方式的转变。一个已经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想提高科技应用能力，怎么办？可以去社区大学学习，一起学习的同学可能都是有工作经验的人。大家一起通过自主学习的空间来学习，不一定要老师教，不一定是为了获取学位，但学习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这就要求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可以提供一些空间或者一个平台，引导学习者提高自己的技能。
四、思考与讨论
通过科技手段改善教育不只是一次性投资。科技产品的连续更新换代降低了落后地区的追赶能力。联合国大学的学者在南亚做了一些政策试验，比如把微软等软件公司淘汰的技术拿到贫困地区用于改善教育。贫穷地区/国家想要自己的学生获得和别的国家一样的技术起点，可是投资跟不上，学习的软件在一开始就已经是大大落后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通过科技手段改善教育不只是对技术设备的投资。每一项科技手段都要有相配套的技术人员——他们住在发达地区——来维护。比如，电脑的维护。有些乡村小学，老师有电脑，但是启动不了，因为缺少技术维护人员，因此科技的使用往往不像想象的那么有效率。教育统计中有教师统计、设备统计，但是很少有设施维护人员统计。如果要利用高科技推广教育，如何配套相关的设施维护人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科技手段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在大学工作感受都很明显。学校运用的技术和软件越来越多，本以为它们会辅助教学，把老师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可是，老师的工作量反而越来越大，不仅要学习的软件多，而且每个软件之间不兼容，还需要老师不断地去输入新的信息，重复劳动浪费巨大。不只在学校，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这种抱怨。是什么原因呢？科技应用的设计者自己搞出来的问题解决方式，没有通过跨领域、跨功能的协调和协作。有不少技术人员自身就缺乏对社会深层次的认识和协调配套的能力。如果他们能和用户或者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人员联合起来，就有可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在社会治理领域，对居民诉求的理解和科技手段相结合也有可能改善治理能力。
最后，我还要提出科学创新和学术自身的民主化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无论在教学还是在研究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讲，学生或者观众在听。做课题也是如此，学者们觉得我们做了访谈，比如：对身心障碍者的访谈，我们就知道他们要什么了，然后回来按照我们的设计改变他们的状况。而现在，在新南威尔士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课题中，我们更多地强调受众与学者在同一个课题组。每一项课题都有用户和利益相关者来参加，每一项研究都邀请他们一起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也能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无论在减贫还是在帮助弱势群体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如何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帮助教育机器人或者新科技的发明者，不至于导致人被动地跟着科技的发展走，如何通过教育使得人能够保持自己的自主地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林建华，北京大学前校长、北京大学哲学与人类未来研究中心理事长、教授。
* 胡平平，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
* 李秉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