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9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担任秘书处单位的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主办的“新时代的教育新使命——2017年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年会”在北京国科大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作为分论坛之一的“教育公益组织创新：使命、路径与挑战”，由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创始成员、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担任分论坛主席。与会嘉宾包括：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发起人、北京西部阳光发展基金会理事梁晓燕，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丽伟，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金敏超，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河北省大名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淑莲，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荣敬龙，善泽君咨询联合创始人刘文华，天使支教发起人李磊，阳光书屋执行总监高任骋，新东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学文，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理事曾恩明，U来公益发起人袁丽，百特教育公益创始人王胜，我们的自由天空创始人土雪，巴别梦想家发起人璐瑶，国甄（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芳等40余人。与会嘉宾就教育公益组织行业发展与政策环境、教育公益组织的创新、教育公益组织的影响力评估及公益组织与政府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教育公益组织行业发展与政策环境

　　近十年来，教育公益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发起人、北京西部阳光发展基金会理事梁晓燕对我国教育公益组织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她认为，近年来教育公益领域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关注“上得起学”发展到关注“学得会”，再到关注“成长”；（2）教育公益行业分工逐步细化，专业性挑战逐步增加，志愿力量日益多元化；（3）提供了更加开放、弹性、多样化的链接和资源；（4）新型组织形态不断出现，如“互联网+”、社会化学习；（5）扎根在偏远农村的组织在逐步减少。在教育变革的思路下，我们需要重新寻找公益行动的着力点，其中包括对教育变革大势的认知和关注；对教育公平（最弱势人群）的认知和关切；积极探索互联网大环境下的组织形态和工作模式；重视新手段、新方法、新路径的开拓；以及对志愿者、志愿精神始终如一的倚重与坚持等。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介绍了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发展新环境。邓国胜认为，与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一致，未来几年，政府将加大对教育类公益组织监管的力度，包括建立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制定约谈制度、异常名录与黑名单制度，完善第三方评估制度，以及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等。教育领域公益组织可能面临的特殊政策环境是2016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其中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当前，社会捐款稳步增长，志愿服务数量与质量提升，这些都是教育类公益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同时，借助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以慕课、云课堂等为代表的信息科技手段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无围墙学校的兴起，给教育类公益组织带来了巨大机遇与挑战。教育公益组织还面临着公立、营利性教育机构的竞争。邓国胜为当前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1）认真领会十九大精神，寻找发展机会。例如，抓住新时代社会矛盾，满足多样化需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实施“走出去”的战略。（2）学习法律法规，规范发展。建立信用管理制度、问责制度，公开透明，控制组织发展中的风险。（3）抓住机遇，动员社会捐赠资源与志愿者资源；（4）通过合作，形成集合影响力；（5）借助信息科技手段，实现规模化发展。

二、教育公益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集合影响力是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创新尝试，目前在我国教育公益组织中已经开始倡导这一理念并进行了初步尝试。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的探索其实也是公益组织的创新之一，值得关注。

（一）集合影响力

　　公益组织在探索怎样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时，往往专注于各自的“战场”，而忽略组织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同时，同类型的公益组织往往需要“抢夺”同类型的优质资源。仅凭单个机构是无法大规模地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的，因此，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认为，教育公益领域需要更多跨界资源的汇入和更多跨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各个利益相关方必须统一行动，朝着同一个目标改善解决方案，从孤立影响力转变为集合影响力。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是一种大范围的跨部门协作的工作方法，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在骨干组织的协调、支持下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互动协作与持续性的沟通中成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用同一套评估体系衡量该方法论的实践效果。

　　汤敏认为，集合影响力的工作特点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双向推动项目发展，自上而下(来自政府)或自下而上(来自民间)的工作模式；二是包容性的工作方式，保留参与者的不同意见与方法；三是在比较和分析相关方独特的视角和行动方案之后，筛选出“最优解”。集合影响力包括五大行动要素：（1）共同的项目目标：所有参与方都应拥有共同的变革愿景，对所面临的问题有相同理解，且愿意联合行动以促成问题解决；（2）建立并共享一致的评估体系：即用统一的指标收集和分析数据，对所有参与者的行为以及实践方案进行成果测评；（3）以互助型活动为纽带：各个参与方都必须通过提供自己所擅长的技能来帮助其他参与方，并保证这些支持活动是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4）以持续性沟通为桥梁：需要经过有规律的长期的碰面才能建立足够的了解，逐渐理解和认同各参与方在不同项目中的相通性目标；（5）有骨干组织的支持：有特定的团队为整个项目提供持续的协调工作、技术与沟通支持，收集与汇报数据，及后勤行政工作。

　　目前，国内已经开展的集合影响力的实践包括乐平基金会与澳门同济慈善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农村学前教育集合影响力行动”和友成基金会等联合发起的“青椒计划”（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等。汤敏认为，教育、卫生、养老、扶贫、环保各领域都可以进行“集合影响力”的尝试，但应在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注意与政府项目的合作协调，以及与企业、市场的分工合作。　　

（二）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村教育面临着县城大班额、乡镇寄宿制和农村小规模的现实格局。为了帮助最薄弱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切实获得支持，在行动中探索改善农村教育的有效经验，2014年11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牵头成立了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目前，联盟已经联合了包括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局、公益组织和专家、媒体、志愿者等力量共同致力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的工作方式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各相关主体为农村小规模学校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内容、层次的支持；二是为与农村小规模学校相关的各主体搭建交流的平台；三是基于不同层面的行动，探索系统改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经验。

　　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成立3年多来，其支持工作的基本构架和内容包括资源对接、培训和培育三个领域。在资源对接领域，主要是邮件、线上线下培训、年会、联盟微信群、定向推荐等方面，为乡村小规模学校链接公益项目。工作领域包括乡村阅读、互联网课程、课程与活动内容、教师培训与成长机会、健康与安全、办学条件与学生生活改善等。在培训领域，主要实施了5期村小教师成长计划之线下培训以及每周固定和不定期的线上培训。为了寻找、培育一批农村小规模学校，并据此探索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可复制的经验，联盟发起了“寻找小而美乡村学校”项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丽伟认为，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的发展经验包括：一是以集合影响力的方式学习和梳理，真正链接到优秀合作伙伴的资源，能够让资源更系统化、流程化，获得更大范围的影响力。二是从纵深的角度出发，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不仅为学校提供支持，切实可行地改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同时采取一种可复制、可执行的方法推动项目的实施。　　

（三）教育公益组织的使命、创新和规模化

　　天使支教发起人李磊、阳光书屋创始人高任骋、新东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学文、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理事曾恩明、U来公益发起人袁丽、百特教育公益创始人王胜、我们的自由天空创始人土雪、巴别梦想家发起人璐瑶和国甄（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芳等就教育公益组织的创新和规模化发展进行了圆桌讨论。　　

　　教育公益组织基于不同的使命和目标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服务。其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在现有教育体系的基础上提供补充，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应试能力。王学文表示新东方公益基金会的目标是利用新东方的资源优势尤其是应试特长，帮助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享受新东方优秀的教育资源，提高他们的高考分数并考上不错的大学。（2）提供素质教育。李磊认为，该机构的工作重点在培养农村孩子的创造力，进而帮助他们建立家乡的归属感。其具体的培养方式为在课程设置上先行动，再感受，再思考，再行动。巴别梦想家则通过建立成长共同体的方式建立参与者间的归属感。（3）教育信息化服务。阳光书屋给村一级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提供信息化的支持，包括硬件、教学的软件和内容。U来公益学校针对乡村学校缺乏教学计划、教学目标、教学课件和教学体系的现状，通过在线支教的方式来补充专业、稳定的教师，利用互联网平台整合不同地区的教师资源，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提高学生成绩。（4）培养年轻人，帮助年轻人就业。曾恩明指出，该机构的使命首先是点燃年轻人心中的希望，提升其职业发展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进而解决其就业问题，帮助其成为有用的好人。其次是通过帮助偏远地区的孩子适应城市的学习和生活等方面解决社会阶层的固化问题。此外杉树基金会还号召资助过的孩子参与支教，形成公益的循环。　　

　　部分机构分享了公益机构发展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包括：（1）人才。有的机构认为，公益人才的培育是面临的最大瓶颈。（2）理念。有机构认为，理念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如何整合来自公益机构、教育机构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不同人士做同一件事，确保彼此对于目标和理念的一致性认同是多个机构面临的挑战。（3）传播。如何将自身的经验传播出去，并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是一些机构面临的挑战之一。（4）教育专业能力不足。有公益机构表示在进行教育实践中，对于教学目标、教学设计的效果和教学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仍然存在较大的困惑。（5）组织机构创新的挑战。当社会组织进行一个创新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项目设计的创新，组织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二者的协调发展是一些机构面临的挑战。

　　此外，还有机构表示缺乏对国家顶层设计及相关政策的了解，面临着生存空间有限、项目效率低下的问题，希望加强不同公益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　　

　　公益组织的规模化是否是其发展的必然路径？与会公益组织代表对此持不同意见。

　　持反对意见的机构代表认为，创新是没有标准的，规模化意味着先进行模式化才能复制推广，然而这种模式化本身和创新是有冲突的。一个公益机构要想创新就需要先忘掉规模化。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其价值首先在于解决政府和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创新性的尝试。

　　赞同公益组织规模化的机构代表则认为，某一公益产品没有实现规模化就说明该产品是有局限性的。为了尽可能地覆盖可能的受益群体，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的规模化是很有必要的。

　　持中间态度的公益组织代表则认为，公益和教育都是很大的概念，并不只有规模化或者小众化两条路。不同的机构没有必要非得把创新或规模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公益组织可以把解决规模化作为自身的使命，并且用创新的方式来实施，但不能一概而论。

三、教育公益组织的影响力评估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金敏超认为，一个好的项目首先应该准确地定位目标人群，清晰地找到目标问题，项目设计应该面向目标人群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中最关键的因果链是项目的需求、设计、执行以及效果。项目评估需要通过对因果链本身的验证和诊断来帮助项目成长。

　　关于公益组织的项目评估，金敏超认为：第一，把评估延伸到项目的上游，而不是仅仅关注效果的评估本身，即评估应该纳入执行、设计、需求层面的内容，做全流程的诊断；第二，效果层面的指标应该以设计作为依据。评估设计首先应能诊断因果关系，其次还应该有一个准实验设计；第三，评估过程应有准确的测量，应该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第四，在评估的过程中，不一定完全要从量化的角度出发，定性的评估方式也应予以采纳；第五，评估样本应能代表干预总体；第六，数据收集的过程需要认真踏实的执行，保证数据本身的真实性，且有相对比较高的回复率。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基于随机控制实验对教育公益项目影响力评估问题进行了分享和讨论。宋映泉将评估类型分为需求评估、项目实施过程的评估和影响力评估三大类。影响力评估能够帮助回答不同利益相关方（政府、基金会、资方、合作者）对于基于证据的决定/决策的几个核心问题：什么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在什么地方起作用？为什么起作用？成本如何？影响力评估的常用方法通常包括：断点回归（RD）、性向得分匹配法（PSM）、倍差分析、随机控制实验（RCT）。宋映泉以农村初中生信息干预实验项目、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资产建立实验项目、歌路营及其农村寄宿制学校新1001夜睡前故事项目为例，介绍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利用随机控制实验研究进行评估的经验。宋映泉表示，目前对于随机控制实验研究存在一些质疑，包括伦理问题、代表性不足、昂贵费时、可推广性不足等。

　　有与会者指出，囿于较高的评估成本和评估能力，国内还少有机构开展科学的第三方评估；同时，目前国内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普遍没有安排项目评估经费；一些公益机构对于项目评估缺少足够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往往等到项目结束后才想到要评估，而不是在项目设计时就考虑项目的评估问题。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我们的自由天空总干事土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荣敬龙、善泽君咨询联合创始人刘文华和河北省大名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淑莲就教育公益组织与政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了圆桌讨论。与会政府代表对公益组织参与教育领域的公共服务均持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与公益组织的合作，地方政府在教育理念、工作思路乃至具体问题的解决等不同层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双方都表示期待未来加强双方的沟通与合作。

　　与会代表对公益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的构建提出了若干建议：第一，公益项目的定位应是对政府财力和资源不足之处的补充，解决政府想解决但是又暂时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弥补贫困县教育发展或其他相关工作的短板。第二，公益组织不宜直接和学校合作，而要先与政府联系对接，签订双方合作协议，明确双方责任与义务，以及项目内容、实施时间、预期效果等。第三，教育公益组织应加强内部的合作，提高集合影响力。同时，多个基金会合作的项目要由一个基金会作为骨干力量来牵头，确保目标一致，统一行动、统一思想、分工明确，不影响地方的工作秩序和学校的教学秩序。第四，合作双方应注意确保彼此信任和尊重，开展积极有效的沟通，同时保持低调、务实的工作态度。还有与会者提出，公益组织可以给政府做参谋，提供方案，改善政府的治理，但解决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政府。

　　还有与会者认为，教育公益组织的长处在于搭建公益资源对接的平台，通过中间人的身份把公益资源和政府连接在一起。政府内部有很多资源期待得到公益组织等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和开发；另一方面，公益组织自身的力量也有限，亟需得到更多资源的补给。因此，彼此保持积极开放的沟通很有必要。为了促进二者间的良好合作，建议建立教育公益组织和政府间常态化的资源对接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