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8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讨会。高职扩招百万明晰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着力点，彰显了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也是对1999年大学扩招的承接与补充。在政策落地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在保质保量完成扩招任务的同时又能抓住自身发展的契机，与会专家在以下几个层面提出了各类观点：（1）高职扩招下的生源挖潜；（2）高职扩招下的责任分解；（3）高职扩招下的院校变革；（4）高职扩招下的财政策略。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基于此背景，以“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为主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于2019年3月28日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会上，来自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职业院校的参会者展开了密集的分享与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高职扩招百万明晰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着力点，彰显了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也是对1999年大学扩招的承接与补充。扩招可以释放以下红利：（1）体现就业蓄水池的功能，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技能支持；（2）让更多民众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现有高职资源的利用率；（3）促进消费提振经济，不仅可以在高职院校挽救或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还可以通过学校建设项目产生大量就业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刺激作用。
在政策落地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在保质保量完成扩招任务的同时又能抓住自身发展的契机，与会专家在以下几个层面提出了各类观点。
一、高职扩招下的生源挖潜
对于高职扩招的生源从何而来，部分高职院校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普通高考录取率持续走高（如浙江），普通高中的生源很难大幅度挖掘；部分省份（如陕西）中职院校经历撤并与调整后，对口生源数量减少；高职院校招生与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的信息不对称等都对高职扩招造成一定阻碍。
生源从何处挖掘？基于2003-2010年各省职业教育扩招数据分析，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刘云波博士发现，招生规模及其增幅与省人口数量与增幅存在较高重合度，各省人口数量和增幅应成为生源挖掘时着重考虑的因素。基于东中西数省中职学校辍学情况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田志磊博士发现，各省中职学生一年期辍学率在15%-30%之间，若能将现有中职辍学率降低10个百分点，将为高职扩招带来数十万的潜在生源。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杨小敏博士认为，我国2018年中职招生五百多万，全国高职招生三百多万，因而高职扩招可以继续向中职要生源。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韩继凡主任结合行业办学的特点提出，各行业中有职级评定需求的员工可以成为高职扩招的潜在生源。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胡峰主任认为，政府应配套户籍、医疗和养老等政策激励高职院校对非传统生源的吸引力。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邵建东院长认为，应结合地方情况改革探索高职招生办法，例如：单招单考、自主招生、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定向培养等。泰山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处刘向东副处长认为，通过政府统筹实现高职院校招生宣传渠道的扩充与整合也将会对生源扩招产生显著作用。
二、高职扩招下的责任分解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扩招任务的分解应立足于区域经济社会格局，充分考虑各区域的产业布局、办学资源、生源状况。
对于扩招责任在省域层面的分解，田志磊博士认为可重点考虑如下指标：高职招生数/本省高中阶段毕业生数、每万元GDP高职招生人数、高职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比重、高职财政性经费占高职经费比重等。胡峰主任认为招生数量可以向江苏等经济实力比较发达、教育资源比较突出的省份倾斜。邵建东院长基于对浙江省的了解，将高职院校扩招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办学质量高、规模大、办学空间有限的院校，适宜采取稳定计划控制规模的措施；第二种院校因地方对人才有大量需求，可以增加计划适度扩张；第三种是办学水平较为一般的院校，可以借此机会争取计划招足学生。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探索改革招生考试办法，高职院校则根据可挖潜力和承受能力自主申报。
在分析高职院校的扩张机制后，刘云波博士指出，招生扩张中可能会导致高职人才培养与经济产业相关性的下降。在其后的发言中，邵建东院长指出，通过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细化研究产业结构近年来对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人才，建立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匹配的专业调整，可以促使高职扩招实现全省层面上的优化结构调整。针对部分产业在当下或者今后较长的时间里劳动力已经趋于饱和的情况，胡峰主任认为扩招的百万生源在行业和专业投放上应有所侧重。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晓教授认为扩招生源可以向前景更好的专业倾斜，推动职业院校在新兴产业领域以及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扩大学前教育、养老护理等专业的中高职衔接规模。
三、高职扩招下的院校变革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郭建如教授认为，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下，高职会持续分化。能够在当地的产业发挥支撑或者引领性作用的职业院校会走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之路，低端院校选择性很小，很难形成自己的特点。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研究所刘明兴教授提出，高职扩招需要发挥优质高职的带动作用，以集团化的方式提升现有职业教育资源的利用。刘云波博士强调，高职百万扩招应吸取1999年大学扩招过程的经验。针对当下高职分化的现状，可以考虑对高职院校实施分类管理，建议在发展一批精英、重点建设高职学校的同时，以设立在省会城市之外的地方高职院校为主要抓手发展普惠性的高等职业教育。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处处长卢文澈也认为高职扩招过程中需要分类错位发展，一部分高职迈向更高的层次，一部分做普惠性教育。
部分职业院校代表产生了这样的担忧：扩大招生规模是否与提高质量相悖？高职院校降低招生招聘门槛会不会加深高职教育二流教育、劣质教育的偏见和误解？在本来社会认可度就比较低的情况下，招收新进的农民工和下岗职工，是否会进一步降低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可度？
对于上述担忧，首先应从高职大规模扩招后对办学思路产生的冲击去理解。本次扩招不仅是生源数量的增多，而且招生群体的多样性使得生源结构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非传统生源的增加。基于对非传统生源的理解，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徐坚博士认为，如果依旧按照传统生源培养方式，实施起来会困难重重，而且很难保障培养质量。因此，院校内部必须依据非传统生源群体的特征大幅度推进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面向非传统生源的培养方式。武汉军需工业技工学校石细乐副校长认为，应扩大高职院校与中职院校联合培养规模，充分利用各层次资源共同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再者，高职院校应聚焦于对扩招背景下学生培养质量的保障。刘晓教授认为，扩招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和就业、师资配备、教学资源的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都提出了挑战。基于高职院校管理者的视角，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彭振宇副院长认为，高职扩招要考虑到给高职院校教学资源配置带来的挑战，包括师资、教室、宿舍、食堂、实验实训场所和管理等。在这些办学要素中师资最为关键，需要着重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邵建东认为，完善培养条件和培养方案是落实扩招的重要环节，院校须在短时间内解决教室和实训室，通过校企合作从企业引进教师则是其关键。生源结构的多样化意味着潜在的冲突，他认为需要从招生制度、学制、培养方案等方面解决问题。
四、高职扩招下的财政策略
对于资金筹措，刘明兴教授认为可以考虑从一般性地方债中切块直接分拨给职业院校。徐坚博士认为，在“后示范时期”，中央财政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有所下降，高职扩招会拉动中央财政对高职教育的投入。
对于经费分配，田志磊博士认为，应着重考虑如何促进区域产教融合。中央拨款可在瞄准优质学校的项目制经费分配方式上略作调整，不妨将区域产教融合的测度指标加入中央拨款的依据，而将进一步的经费分配权交由省级政府统筹。另外，从多元化办学出发，可借鉴重庆经验，推广对民办高职的财政支持策略，优化职业教育投入结构和经费使用效益。马永兵院长认为，在相同的人才标准和质量内涵下，非传统生源相较于传统生源培养成本更高。为了保障质量，扩招后的生均拨款机制可能需要更多地纳入成本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