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中国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发展” 专题研讨会会议综述
周奕多[*]
2025年12月21日下午，“投资于人：中国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发展”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圆明园校区顺利举办。本次研讨会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系列活动暨2025—2026年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主办，论坛主席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郭建如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田志磊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刘云波副教授共同担任。研讨会围绕“投资于人”这一主题，讨论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定位、回报机制和制度支撑。与会学者和行业代表主要从学理基础、中等教育回报、学徒制建设以及企业人才培养实践四个方面展开交流，重点回应了职业教育回报变化、技能形成机制、校企合作堵点以及产业需求如何进入人才培养体系等问题。
一、投资于人的学理思考：从技能经济学到技能社会学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王星教授围绕“投资于人的学理思考：从技能经济学到技能社会学”展开分享。他指出，“投资于人”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人力资本命题，更对应着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双重转变。在中国语境下，这一议题既有经济学上的经典含义，也受到本土结构条件、制度安排和社会分层的深刻影响。
关于“投资于人”的核心内涵，王星认为至少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即推动劳动力从低成本、低技能的要素竞争转向高技术、高技能的能力积累，培养兼具社会适应性、行业适应性和岗位适应性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对社会服务事业的投资，以回应服务业扩张、社会需求增长以及未来就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新要求。结合“社会投资型国家”等理论，他指出，“投资于人”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劳动者收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也关系到福利体系转型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向发展型福利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平衡财政压力、劳动力市场优化和社会公平，仍是一个需要持续讨论的问题。在分析逻辑上，王星强调，这一议题不能停留在“经济人”假设上，而应转向“社会人”视角。仅依赖市场机制容易导致市场参与权和市场参与能力的双重失衡。以农民工群体为例，即便形式上拥有培训权利，也可能因生计压力、时间约束和社会支持不足而难以真正参与技能提升。他进一步提出，围绕“谁来投资于人”需要认真区分不同主体及其后果。若主要由国家承担，将面临财政压力、效率与质量协调以及投资可持续性等问题；若主要由个人和家庭承担，则可能放大阶层差距，削弱共同富裕基础。因此，政府更重要的作用不是简单替代市场，而是改变政策所嵌入的结构性条件。
王星指出，技能既具有劳动者个人能力属性，又带有明显的社会公共品特征，因此技能形成政策既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更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技能的制度安排，既涉及职业培训、福利供给中的市场机制引入，也涉及在经济行动中嵌入社会参与逻辑和教育权利保障逻辑。从经济学视角看，“投资于人”可以理解为围绕技能产权展开的行动分析，重点包括三类问题：通用技能与专用技能如何选择，技能错配在中国语境下如何表现，以及技能投资如何嵌入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王星特别指出，中国的技能错配并不只是“短缺”问题，而是技能过剩与技能冗余并存的复杂形态。此外，灵活就业日益常态化，也要求重新理解技能形成与政策支持。技能形成具有历史性和实践性：劳动者从低级要素向高级要素转型，需要经历收入、地位和压力上的多重考验，而这种转型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自发完成；同时，技能形成必须依托真实生产场景，因此学校在“投资于人”体系中的角色不能只从教育部门内部来理解。
基于此，王星认为，推进“投资于人”需要构建三类协调机制：市场投资机制，解决技能资产与市场信号的匹配问题；国家管制机制，回应国家治理逻辑和技能质量保障要求；社会支持机制，增强劳动者获得社会保护和社会认同的能力。只有三者协同，技能投资才可能形成稳定回报。在具体约束上，他重点谈到五个方面：一是体制内外的技能分化，表现为体制内技能过剩、体制外技能不足；二是城乡区隔导致农村技能难以兑现、城市技能竞争过密；三是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在培训权利和能力上的双重受限；四是文凭主义和证书效力不足挤压技能价值；五是部门分割和社会组织薄弱削弱了政策协同与行业治理能力。
总体而言，王星将“投资于人”界定为一个兼具经济逻辑、社会逻辑和制度逻辑的问题。他强调，未来政策创新要兼顾市场作用与本土现实约束，在制度重构中提升技能投资回报、改善劳动者处境，并为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全生命周期布局提供支撑。
二、制度转型背景下中等教育路径的经济回报——普通与职业教育回报的动态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邢春冰教授以“转型制度背景下中等教育路径的经济回报——中国普通与职业教育回报的动态分析”为题作报告，尝试从长期数据出发，比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回报的历史变化。他指出，这一问题不仅关系个人教育选择，也关系“投资于人”的回报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层以及教育扩张的制度后果。
他首先回顾了我国中等教育的扩展过程。2000年至2023年，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已接近普及水平，其中中等职业教育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快速扩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结合人口普查和CHIP数据可以看到，中等教育群体在城乡劳动力结构中仍占重要比例，因此理解其教育回报，对认识工资差距和教育决策非常关键。研究表明，不同出生队列的中等教育回报存在显著差异。对60后、70后尤其是80年代以前出生者而言，中专教育回报率一度明显高于普通高中；控制地域、年龄等因素后，2000年前中专毕业生相对于初中毕业生的收入提升可达较高水平，而普通高中回报相对有限。进入2000年以后，中专回报快速下降，普通高中与中专之间的工资差距逐步缩小，80后、90后群体中两者差异已不明显。
邢春冰认为，这种变化与制度背景密切相关。早期大学录取率低，中专具有较强的就业分配优势；随着高等教育扩张，普通高中逐步成为进入大学的主要通道，教育选择的逻辑随之改变。与此同时，选择性问题也更加突出，高能力学生更多流向普通高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职业教育的平均回报。成人高等教育虽然仍能显著提高工资和就业质量，但其回报明显低于正规本科，说明不同教育路径之间的回报梯度正在重新形成。
三、中国特色学徒制何以推行——国际比较与本土反思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关晶教授围绕“中国特色学徒制何以推行”展开分析，并将国际比较研究与国内实证调查结合起来讨论。她指出，学徒制从试点到被写入新《职业教育法》，已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但当前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体系能够真正支撑中国特色学徒制稳定运行。
在国际比较部分，关晶团队基于欧洲17国样本，运用fsQCA方法考察学徒制推广的制度组合。研究发现，并不存在所有国家都必须具备的单一必要条件，而是存在多条可行路径，包括企业补助与升学通道驱动型、学徒收益主导型、行会组织与职业文化支撑型以及制度要素相对均衡型。她特别强调，匈牙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通过税费激励和畅通升学通道恢复学徒岗位，这一点与中国的制度背景具有较强可比性。据此，关晶认为，中国特色学徒制的推进不能寄希望于单一制度安排，而要从制度组合出发，提高企业参与意愿和青年参与吸引力。具体而言，一方面要通过税收减免、专项补贴、项目奖励等方式降低企业培训成本和外部“偷猎”风险；另一方面要建立更清晰的层级化培养体系，打通教育部门和人社部门相关项目之间的升学与发展通道。在国内调研部分，关晶团队在走访多个省市的项目后发现，当前学徒制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改革形式化风险”。政策执行者可能为了规避风险或追求短期成果，采取形式合规、实质偏离目标的执行策略，导致项目目标被架空。其成因来自三方面：政策设计本身目标模糊、手段有限、资源不足；学校、企业、教师和学徒等执行主体存在认知偏差、能力不足和意愿不足；外部环境则受到企业责任弱、社会学历导向强、经济下行和政策竞争等因素制约。
据此，她提出，下一步要从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在政策设计上明确目标、丰富工具、补充资源、建立协同机制；在执行层面厘清学校、企业和学生等主体责任，降低“共谋式执行”空间；在支持环境上强化行业治理、改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关晶强调，学徒制真正落地，关键不在口号，而在制度能否持续支撑真实的校企合作和技能形成。
四、企业人才培养实践
1. 小米产教融合工程师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小米集团技术委产教融合共同体副秘书长宋平介绍了小米的业务布局与人才需求变化。随着汽车、手机、IoT和大家电业务共同纳入“人车家全生态”，企业对研发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都在快速上升。小米持续加大底层核心技术投入，校招规模不断扩大，也带动了产业链伙伴的用人需求增长。
在产教融合方面，小米已成立新一代智能硬件技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吸引300多所院校参与，并在常熟建设基地，累计开展大规模培训与工程师认证。围绕数字家庭、质量保证、OpenVela研发等方向，小米逐步形成了课程共建、师资培训、实训基地、能力认证相互衔接的人才培养链条。
宋平认为，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不能停留在提供岗位或短期合作上，而应以真实产业场景和真实技术标准为牵引，将人才标准、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和认证评价连接起来，使学生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闭环。
2. 企业需求侧视角普通本科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实践洞察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高级教育经理杨轶峰结合长期企业实践指出，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都在为产业发展输送人才，但当前都面临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本科院校的突出短板在于专业改革和课程更新偏慢，部分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和工程项目经验，工程训练和实习实践环节弱化，导致学生较难接触真实工业场景和项目方法。
从企业视角看，学校类型本身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关键在于人才能力能否被企业识别和使用。杨轶峰指出，很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结果与企业岗位需求之间仍存在偏差，现实中表现为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合适毕业生，一边是毕业生就业质量下降，企业不得不再投入资源开展“回炉式”培训。职业院校与就业联系更紧密，校企合作整体基础相对较好，但同样存在共性问题，如年轻教师缺少真实工程项目经验，实践教学过度“竞赛化”，考核逻辑与企业在成本、计划、标准约束下完成任务的真实要求存在偏差；同时，一线教师高质量培训投入不足，专业标准与企业岗位标准、国际技术标准之间也缺乏有效对接。
杨轶峰据此强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让企业需求更早进入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实训组织和教师培养全过程，并通过实验室共建、教材开发、认证体系和长期合作项目形成稳定机制，而不是停留在表层合作。
3. 电子信息产业人才的岗位图谱解读
中电标协产教工委会副秘书长方春燕介绍了电子信息产业岗位图谱的研制背景。她指出，当前校企合作面临对接渠道不畅、企业资源投入不足、课程体系滞后、合作持续性不强等问题，而电子信息产业本身又具有链条长、系统性强、技术更新快的特点，传统按专业分类组织教学的方式难以完整回应企业岗位需求。
岗位图谱的核心思路，是把龙头企业和重点企业的共性需求转化为学校可理解、可使用的人才培养依据。图谱围绕专业技术、工程技术、工程管理、运营管理等能力维度，覆盖产业全流程岗位，目前已完成电子计算机产业和消费电子产业两类图谱，并将相关能力要求进一步结构化。方春燕表示，岗位图谱的价值不只是形成一套行业文本，更重要的是进入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实践教学、毕业设计和人才标准制定过程。只有把岗位能力标准前置到培养环节，图谱才能真正成为连接产业需求、学校教学和政策制定的桥梁。
她同时指出，后续还需要与学校开展更深入合作，在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和校企联合培养等环节推动图谱应用，使其真正转化为人才培养质量改进工具，而不是停留在信息展示层面。
五、总结与交流
在交流环节中，与会者普遍认为，“投资于人”既是教育问题，也是产业问题和社会政策问题。无论是职业教育回报变化、学徒制推进受阻，还是校企合作供需错位，背后都指向同一现实：技能形成和技能回报的制度条件仍不完善，教育投入、产业需求和社会保障之间还缺乏更稳定的连接机制。
多位学者在讨论中继续追问几个核心问题：家庭、学校、企业与政府在教育投入中的责任边界应如何划分；市场效率和公共服务属性如何平衡；学历导向如何影响技能价值实现；以及在当前产业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应当如何回应劳动者能力提升与社会公平的双重要求。关晶提到，企业代表关于中德实践差异的讨论，使其对“制度互补性”有了更具体的理解，也进一步印证了学徒制不能脱离制度环境单独推进。邢春冰则表示，企业实践和政策落地的复杂性，让他更加意识到，单纯依赖数据还不足以解释职业教育回报变化背后的机制。企业和行业代表则普遍强调，教育改革如果不能回应岗位变化、工程标准和真实场景，培养质量就难以持续提升；反过来，企业经验如果不能沉淀为课程、标准、认证和评价机制，也很难真正转化为教育改革资源。岗位图谱、工程师认证、长期校企合作机制等探索，都是在尝试打通这一链条。
总体来看，本次会议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三个层面形成了较清晰的共识：要把“投资于人”真正落到实处，关键不只是增加投入，更在于重建技能形成、能力评价、教育回报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制度联系，使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在支撑产业转型、促进社会流动和改善民生中发挥更稳定的作用。
[*] 周奕多，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