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涉及义务教育问题的相关议案、提案,对这一时期内义务教育政策形成中的两会参与的特点进行分析,描述两会相关议案、提案的数量增减、提案人特征的重要变化,比较**表参与的典型特征,同时结合政协提案对代表发声的具体内容加以讨论。
自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起,至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案通过,这段时期内,义务教育公共政策的制订形成了一个高潮。《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在明确政府责任、创新教育财政体制方面均有所突破,进一步强化了义务教育运行的财政保障。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新机制”的若干原则,特别是关于中央地方政府投入责任的规定,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下来。2000年之后的这段时期在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变迁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本文基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涉及义务教育问题的相关议案、提案,对这一时期内义务教育政策形成中的两会参与的特点进行分析,描述两会相关议案、提案的数量增减、提案人特征的重要变化,比较**表参与的典型特征,同时结合政协提案对代表发声的具体内容加以讨论,以丰富我们对2000年至2007年间义务教育政策形成过程的基本特点的认识。
一、全国人大义务教育议案的基本情况
自2000年至2007年,全国人大提交各个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有关义务教育的议案共有77件,其中有64件被提交到教科文卫专门委员会。2005年以前,议案数量整体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在2003年以前,议案数量比较稳定,每年大约只有5件与义务教育有关的议案出现。此后至2005年,义务教育议案数量出现了快速的增长,从6件迅速攀升至23件,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年中绝大多数时期内,每年义务教育类议案都没有超过5件)。2005年之后议案数量快速下降,到2007年就只有1件,此后义务教育类议案的数量基本就维持在3件以下的水平。
2005年最高峰的出现,除了与政策制订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以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国人大所有议案数量的整体变动的影响。历史上,无论是所有议案的总数,还是教育类议案的数量,都在2005年达到了最高点。但是这段时期的义务教育类议案仍然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在于:1983年至2013年的30年中,从占比来看,义务教育类议案仅仅出现过两次高峰,分别是在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前者伴随着其时中央科技教育兴农战略的提出,后者则反映出代表对于义务教育法修订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的关注;这一点从历年义务教育类议案数量占所有教育类议案数量的比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图2)。在后面这一段时期里,到了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后,相关议案就迅速地沉寂了下来。
来自教育系统的代表在这一时期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集中现象。2000年和2007年,都没有来自教育系统的代表提出义务教育议案。2002至2003年以及2005年里来自教育系统的代表都达到了约一半的比例,但是在2003年到2004年这段时期,来自教育系统的代表占比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滑,其时却恰逢义务教育议案数量快速增长,这表明有较多的非教育系统代表涌入进来。此外,观察“广义”上与教育系统相关和“狭义”[1]上与教育系统相关的这两类代表的议案占比的差距,可以看出在2005年前后,两者占比之差有较明显的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特别是在2006年和2007年,两条线基本上重合在了一起,这表明有比较多的基础教育系统代表一度参与到了义务教育议案高峰的形成之中,并且在高峰年之后迅速地退出。
分析代表在中央地方任职的情况:如果不考虑央地交叉任职的情形,在地方工作的代表是这一时期议案提出的主体。多数年份里,地方工作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占比都在70%以上,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这一占比始终保持上升趋势。2005年的义务教育议案高峰无疑是以地方代表为主导。结合其他数据计算,从2000年到2007年,在全国人大由地方代表提出的义务教育议案超过了92%;同期所有教育类人大议案中,地方代表提出的比例为73%。后者要明显低于在义务教育问题上地方代表的参与比例。从这一对比来看,针对义务教育问题,在地方任职的代表明显要活跃许多。
此外,从数量上来看,中央代表提出的议案数目先升后降的节点是2004年,地方代表提出的议案数目先升后降发生在2005年;总体上中央代表集中提出议案要稍早些,退出也要稍早,地方代表则在这之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热度。
在代表所属党派方面,共产党员代表和民主党派人士代表的分布呈现出了类似的特征。从2001年到2003年,两者的数量基本是持平的;趋近高峰年,共产党员代表和民主党派人士代表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相比之下,民主党派代表发力较早,在2004年时即略胜一筹;到了2005年,共产党员代表的数量即占据上风,但是很快地,到了2006年共产党员代表的数量又不及民主党派人士代表。因此,在2005年这个高峰时间点,主要是有大批共产党员身份的代表参与到议案提出中来,并且在2005年的高潮过后迅速消失。
在2000年至2007年这八年里,在事业、行政和社会团体单位工作的代表占了大多数。在政协和人大工作的代表的数量和比例始终都比较稳定。在企业中担任职务的代表长期以来均不是提议案的活跃人群,但在2004年有7件议案横空出现,此后基本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事业、行政代表在2005年以前总体上不断上升,之后就逐渐下降,他们的数量波动非常明显,是促成议案高峰出现的主要人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系统的代表,他们在这一段时期内提出议案的数量要比来自事业系统的代表更多,但是在2005年高潮之后,他们也更早地退出。
研究者计算了不同年份里各省份(代表团)提出议案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以此度量省份议案提出的集中度。从2001年开始,HHI指数就从接近0.4而逐渐下降,至2005年仅为0.1,之后又再次上升[2]。这意味着在2005年之前,随着时间推移,代表来源省份(代表团)日渐变得更加多元,以往从不提出义务教育议案的省份开始有代表对义务教育表示出关注,提出议案少的省份则开始提出了更多的议案;而在高潮之后,代表的来源省份就趋于单一。
图7 全国人大2000-2007年各省提出义务教育类议案的HHI指数
以上的分析基本展示出,在2000年到2007年的八年间,义务教育类议案围绕2006年《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和2005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出台,在2005年形成了一个议案提出高潮。议案数量的迅速变化,以及省份集中度的持续下降,都体现出代表身份和参与省份的多元化特征。在2005年前后,有一大批代表集中到了义务教育相关议案的提出上,但在高潮之后,其中的大部分就又迅速离开。来自非教育系统、来自基础教育单位、在地方任职、身为共产党员,以及来自行政系统,是这类人群的主要特征。
二、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的共同特征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分别体现着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政协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讨论中的介入越来越深、影响越来越大。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政协,事实上都是公共政策对话发生的重点场域,从中都可以观察到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本部分就二者集中进行讨论。
在2000-2007年间,全国政协有关义务教育的提案共有567件[3],其中个人提案占大多数,有321件;其次为个人联名提案,共221件;其余则为少量党派提案和小组提案。从每年提案数量来看,自2001年开始,全国政协每年有关义务教育的提案数量大体呈稳定上升的趋势,到2006年达到顶峰,有228件相关提案出现。随后提案数目就开始下降。这与全国人大有关义务教育议案的数目变化基本上是一致的,后者的高峰出现在2005年,前后的增减趋势也基本一致。
在2000年到2007年这段时期里,来自教育系统的代表的占比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始终伴随着波动。其中,在2002年,“广义”的教育系统代表占比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同年“狭义”教育系统代表占比则处于低谷,这意味着来自教育系统的政协代表率先对义务教育问题表现出了关注。其后,至2004年,来自教育系统的代表的比例逐渐下降(“狭义”代表的占比从2003年开始下降),在2004年达到最低,而这段时期内义务教育类提案的数量处于持续上升之中,并且在2003至2004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飞跃,因此可以认为有大量非教育系统的代表在这段时期内涌入了进来。之后“狭义”教育系统代表占比开始回升,“广义”代表占比则处于波动之中。这与全国人大义务教育议案的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即:教育系统代表率先发声,后在2004年左右涌入了大量教育系统外的代表;在高潮年份前后,教育系统代表占比回升,非教育系统的代表则退出了提案活动。
在代表集中的问题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全国政协代表所属省份的HHI指数从2002年开始下降,之后大体上就保持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随着义务教育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不同省份的代表参与到了有关的议案/提案的提出当中。这一结论也可以从本世纪初的情况中得到验证:在2001年到2002年,全国人大有关议案数量有小幅增长,同时期HHI指数即明显下降;全国政协有关提案数量在当时有一定下降,而HHI指数出现了明显的攀升。因此,在本世纪初出现的这波义务教育议案高潮中,无论是在全国人大还是全国政协,都有一些原本不提议案/提案,或者提出数量较少的省份更多地参与了进来。
在政协的代表中,在事业、行政和政协工作的代表是政协提案的提出主体。企业代表在2004-2006年集中提出了一些提案,而来自人大和社会团体的代表所提出的提案始终很少。与全国人大的情况类似,在2006年高峰年以前(全国人大议案高峰年在2005年),事业、行政代表所提提案数量基本上都是上升趋势,之后就逐渐下降。
在代表所属党派方面,政协和人大的代表构成有相当的不同,前者主要是由民主党派人士代表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推动着义务教育提案。围绕2006年的高峰,民主党派人士代表所提提案的数量和占比都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先升后降的变化,无党派人士代表较多出现于高峰之前的2004和2005年,共产党员代表的数量则变化较小。但是仍然可以观察到的是,高峰年前后共产党员数量有先增加后减少的表现,并且在2006年民主党派人士代表的占比出现了小幅下滑。这意味着和全国人大议案的情况相比,同样是有一些共产党员代表加入了义务教育提案高潮的推动行列,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全国政协中在高峰年里涌入并随后退出的,不仅有共产党员代表,无党派人士代表也表现出、并更明显地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将代表的党派作更细致的刻画,不考虑无党派人士在政协代表中的巨大占比,那么无论是在全国人大还是全国政协,居主体地位的主要是共产党员代表和民进党员代表。2000年至2007年这八年里,这两者累计提出的议案/提案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相关议案/提案中的比例分别为73.3%和41.6%(均排除无党派人士)。政协中两者总和比例稍低的原因在于政协中其它民主党派人士也提出了不少提案。但是总体上来说,共产党员代表和民进党员代表都是义务教育议案/提案的推动主体。
表1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2000-2007年各党派的代表所提议案/提案总和
|
人大 |
政协 |
|
|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中国民主促进会 |
6.16 |
46.74 |
27.10 |
35.45 |
中国民主同盟 |
0.00 |
0.00 |
23.52 |
31.58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1.34 |
8.87 |
24.38 |
31.83 |
中国民主建国会 |
0.52 |
2.60 |
12.89 |
17.17 |
中国致公党 |
2.52 |
13.50 |
3.98 |
5.33 |
中国农工民主党 |
0.72 |
6.75 |
6.61 |
8.69 |
九三学社 |
1.18 |
5.43 |
15.61 |
20.59 |
中国共产党 |
17.04 |
137.33 |
36.27 |
50.11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
0.00 |
0.00 |
1.55 |
1.74 |
无党派 |
0.34 |
2.60 |
52.37 |
70.35 |
注:为行文简便,文中使用各民主党派的简称。
更进一步地,分别计算全国各省市代表所提议案总数。全国人大义务教育议案提出省份前五位分别是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湖南省和山东省,政协则是北京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江苏省、四川省和云南省(见附表)。对人大和政协前五位省份代表身份的分析显示,在高峰年之前事业和行政系统的代表都有明显的增加。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在高潮年份前后,民进党员代表都表现得较为活跃,持续不断地提出相关提案;相比之下,共产党员代表则要么随着高潮隐去(如人大),要么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政协),显得更为谨慎;这也意味着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共产党员的突然进入,可能更多是来自于不怎么提案的“散户”省份。
总之,通过对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的集中讨论,可以看出人大和政协的代表在行动上有颇多一致之处。二者都产生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提案高峰,并且伴随着高峰年前后的起伏。同期都有大量非教育系统代表、“散户”共产党员的进入或快速退出;事业、行政单位的代表和共产党员、民进党员代表是高峰年份主要的参与主体。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两者也有诸多不一致的特征,例如全国政协的HHI指数在高峰年之后仍然下降,政协代表的身份也显得更加复杂,不如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特征变化那么明显。此外,人大议案数量变化趋势在2005年出现的巨大转折,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中央9号文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配套文件的影响,这给人大议案数量变化带来了相当不确切的影响因素,为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观察到这一时期里**表提案行动的诸多一致之处。
三、全国政协义务教育提案的内容特点
在全国人大的议案数据中,我们从公开渠道仅能得到议案的标题,议案的具体文本不会公开。人大议案的标题往往格式较为固定,且长度较短,无法从中获知代表的具体诉求。在政协提案数据中,案由往往不直接涉及某部法律而是针对具体问题,因而会更长一些;有的案由还大致说明了提案人为何要提出此提案以及基本的政策主张[4]。使用政协提案数据,可以更清晰地获知提案人的意图,从而进行提案的内容分析。研究者对政协提案的案由进行编码,试图反映出提案内容倾向性的差异。
在技术上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对提案进行分类。其一,考虑政策建议反映的“现实事态”,根据提案界定的范围,区分为“反映具体某个地区的问题并要求解决的提案”和“提出一个总体性问题和解决方案”。前者是为了局部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后者则呼吁一种大范围的改革和政策倾向。反映在义务教育财政问题上,即强调提案话语里,对义务教育财政作为一个系统性问题的判断。其二,根据政策建议体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将案由中出现涉及教育公平的意识形态类词汇,如“公平”“均衡”“平衡”“平等”“公益”“免费”等,在教育公平的外延和内涵之内、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词汇的提案标识为一类,其他问题划归一类。其三,根据案由是否直接强调中央和国家在义务教育中的财政责任,将案由中出现了“中央”“国家”或者“财政体制”,以及“经费”“投资”“投入”“资金”“拨款”等词汇的提案,划分为强调中央和国家财政投入一类,其它为另一类,以反映决策者应当动用公共资源来采取行动的意见变化过程。
首先,根据提案的地域性,如果在案由中出现了具体的省份、县市或其他地名,将其划归为一类,称之为“地方性问题”;而没有指名具体地点的提案被归为一类,称之为“总体性问题”。从占比来看,总体性问题在政协议案中基本占一半以上。从2001年到2005年,除了2003年相比2002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外,总体性提案比例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相应的,地方性提案的比例则下降了近一半。这意味着一个基本的趋势是,提案话语在向系统性地解决义务教育财政问题汇聚,而关注地方或局部性问题的提案在逐渐萎缩。
其次,根据围绕“教育公平”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划分。全国政协涉及教育公平、公益、平等的提案从2003年开始出现,到2005年激增到13件,同年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到次年此类提案数量就开始回落;占比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起伏,在2006年有一个明显的下滑。与之相对应的,研究者还计算了政协涉及教育投入均衡、平衡的提案的数量,这一类提案不仅强调“教育公平”的价值主张,同时对教育投入责任提出了要求。这一类提案始终处于增长态势,特别是在2006年之后增幅较大,表明代表的“价值标准”从汇聚于教育公平和均衡的呼吁,日渐收敛于对义务教育均衡投入的明确诉求。
再次,分析直接强调中央和国家在义务教育中的财政责任的提案。从2000年到2007年,这一类型的提案无论是绝对值还是比例都呈现出复杂的波动趋势。2002年相比2001年此类提案的频率和百分比都有所下降,2003年在频率上有所增长而在百分比上持平;2004年频率上涨了一倍,2005年又有些微的回落;到了新机制出台的次年,此类提案的数量和比例就回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类呼吁中央和省级政府加大财政责任的议案,所呈现出的复杂的波动,特别是在2006年大量代表涌入后所呈现出的波动,显示出代表的意见并不总是完全一致,这使得政策形成的过程更加复杂,也推动着政策变迁的发生。
四、小结
利用2000年至2007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有关义务教育的议案/提案数据,本研究对这一时期义务教育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若干特点进行了探究。基于以上的描述分析,可以归纳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围绕2005年新机制的出台和2006年《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均出现了一波提出义务教育相关议案/提案的高潮。这段时期内,大量的省份、不同身份的代表参与其中,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复杂多元的局面。
第二,在高潮年份前后,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政协,均有大量的代表参与到了提案之中并且迅速退出。他们更多地是来自教育系统以外,紧随教育系统代表发声;他们的身份更多的是共产党员而非民主党派人士(政协中此类代表还包括无党派人士);他们更可能是来自平时不怎么提议案/提案或者提出较少的省份。
第三,在绝大多数年份里,如果不考虑无党派人士的占比的话,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占据提案主导地位的都是共产党员代表和民进党员代表,主要的职业是在行政系统或者事业系统,并且在高峰年份发挥着突出的推动作用。
第四,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提案大户省份,在高峰年之前事业和行政系统的代表都有明显的增加,并且在高潮年份前后,民进党员代表都表现得较为活跃,持续不断地提出相关提案。散户省份共产党员比大户省份共产党员代表在高潮期的表现要更加积极。
第五,根据对政协提案案由的分析,代表提案在向系统性地解决义务教育财政问题汇聚,关注地方或局部性问题的提案在逐渐萎缩;代表的“价值标准”从汇聚于教育公平和均衡的呼吁,日渐收敛于对义务教育均衡投入的明确诉求;在强调中央和国家在义务教育中的财政责任方面,代表们内部显露出了分歧。
附表:历年各省议案/提案数量
省份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总计 |
人大 |
|
|
|
|
|
|
|
|
|
安徽 |
0 |
2 |
0 |
1 |
5 |
3 |
0 |
1 |
12 |
浙江 |
1 |
0 |
0 |
1 |
3 |
2 |
2 |
0 |
9 |
江苏 |
0 |
0 |
2 |
1 |
2 |
1 |
2 |
0 |
8 |
湖南 |
1 |
0 |
0 |
0 |
2 |
3 |
1 |
0 |
7 |
山东 |
0 |
0 |
0 |
0 |
2 |
2 |
2 |
0 |
6 |
湖北 |
0 |
0 |
0 |
1 |
1 |
1 |
2 |
0 |
5 |
陕西 |
0 |
0 |
1 |
0 |
0 |
2 |
2 |
0 |
5 |
江西 |
1 |
0 |
1 |
1 |
1 |
0 |
0 |
0 |
4 |
福建 |
0 |
0 |
0 |
0 |
1 |
2 |
0 |
0 |
3 |
天津 |
0 |
1 |
1 |
0 |
0 |
1 |
0 |
0 |
3 |
广东 |
0 |
0 |
0 |
0 |
0 |
2 |
0 |
0 |
2 |
河南 |
1 |
0 |
0 |
0 |
0 |
1 |
0 |
0 |
2 |
吉林 |
0 |
0 |
1 |
0 |
1 |
0 |
0 |
0 |
2 |
辽宁 |
0 |
1 |
0 |
1 |
0 |
0 |
0 |
0 |
2 |
上海 |
0 |
0 |
0 |
0 |
1 |
0 |
1 |
0 |
2 |
四川 |
0 |
0 |
0 |
0 |
1 |
1 |
0 |
0 |
2 |
北京 |
0 |
0 |
0 |
0 |
0 |
1 |
0 |
0 |
1 |
内蒙古 |
0 |
0 |
0 |
0 |
0 |
1 |
0 |
0 |
1 |
重庆 |
0 |
0 |
0 |
0 |
0 |
0 |
1 |
0 |
1 |
政协 |
|||||||||
北京 |
5 |
7 |
4 |
7 |
10 |
12 |
24 |
10 |
79 |
新疆 |
3 |
3 |
9 |
7 |
3 |
3 |
7 |
0 |
35 |
江苏 |
0 |
4 |
2 |
2 |
3 |
5 |
7 |
7 |
30 |
四川 |
0 |
4 |
7 |
5 |
3 |
6 |
4 |
1 |
30 |
其它 |
4 |
2 |
1 |
2 |
4 |
2 |
7 |
4 |
26 |
云南 |
2 |
4 |
2 |
2 |
6 |
4 |
2 |
4 |
26 |
湖北 |
2 |
1 |
4 |
2 |
1 |
6 |
7 |
1 |
24 |
甘肃 |
2 |
3 |
1 |
3 |
4 |
3 |
4 |
3 |
23 |
内蒙古 |
4 |
1 |
2 |
0 |
2 |
7 |
5 |
2 |
23 |
广东 |
0 |
1 |
1 |
2 |
4 |
5 |
6 |
2 |
21 |
陕西 |
2 |
1 |
1 |
5 |
3 |
3 |
4 |
2 |
21 |
贵州 |
3 |
4 |
0 |
1 |
1 |
2 |
4 |
3 |
18 |
天津 |
1 |
0 |
3 |
2 |
2 |
4 |
1 |
4 |
17 |
宁夏 |
0 |
0 |
1 |
2 |
4 |
5 |
3 |
1 |
16 |
江西 |
0 |
0 |
0 |
4 |
2 |
0 |
4 |
4 |
14 |
福建 |
1 |
2 |
2 |
0 |
2 |
2 |
1 |
3 |
13 |
河南 |
0 |
2 |
0 |
1 |
3 |
1 |
5 |
1 |
13 |
安徽 |
1 |
2 |
2 |
2 |
3 |
0 |
0 |
2 |
12 |
广西 |
3 |
1 |
1 |
2 |
1 |
1 |
2 |
1 |
12 |
上海 |
1 |
1 |
1 |
2 |
2 |
1 |
2 |
2 |
12 |
香港 |
0 |
1 |
0 |
0 |
3 |
2 |
5 |
1 |
12 |
吉林 |
2 |
1 |
1 |
0 |
1 |
3 |
2 |
1 |
11 |
青海 |
0 |
1 |
0 |
1 |
3 |
0 |
3 |
3 |
11 |
湖南 |
1 |
0 |
1 |
1 |
2 |
2 |
2 |
1 |
10 |
山东 |
0 |
2 |
0 |
2 |
1 |
1 |
2 |
1 |
9 |
浙江 |
3 |
1 |
1 |
2 |
1 |
1 |
0 |
0 |
9 |
河北 |
0 |
0 |
1 |
0 |
1 |
2 |
3 |
1 |
8 |
辽宁 |
0 |
0 |
1 |
0 |
2 |
0 |
2 |
3 |
8 |
西藏 |
3 |
5 |
0 |
0 |
0 |
0 |
0 |
0 |
8 |
重庆 |
0 |
0 |
0 |
1 |
3 |
1 |
0 |
2 |
7 |
黑龙江 |
0 |
0 |
0 |
1 |
4 |
1 |
0 |
0 |
6 |
已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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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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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义”的教育系统包括基础教育系统在内;“狭义”的教育系统则不包括基础教育系统,仅包括高等教育系统和教育行政系统。
[2] 2007年人大仅有一件议案,故该年不计算HHI。
[3] 实际上,分析时将涉及教育财政的提案一并纳入。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教育财政提案基本上都是针对义务教育财政问题。而义务教育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财政问题。
[4] 政协提案案由例如“关于为广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配足课桌椅及更换不合格课桌椅的提案”“关于
建议中医药院校缩减西医学时,将外语变为选修课,加强中医经典著作教学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