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调整与优化政府教育投入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在教育中的角色日益重要，非财政教育总投入逐年增长。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确保教育获得充足的教育经费，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实现有质量的发展，与会专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2019年10月26-27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19 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举行。本次年会共设十二个分论坛，其中“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的教育投入：政府和家庭的视角”分论坛于10月27日举行。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调整与优化政府教育投入结构显得尤为重要。资本市场在教育中的角色日益重要，部分教育建设资金来自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借债。同时，我国非财政教育总投入逐年增长，但由于缺乏对私人教育经费投入的统计数据，导致包括家庭教育支出在内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和教育总投入规模被低估。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民众对教育需求的增长，私人教育投入在教育总投入中的比重应予以关注。另一方面，随着人群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家庭个性化、多元化教育需求的出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校内和校外享受到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开始分化，由此可能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

　　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确保教育获得充足的教育经费，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实现有质量的发展，与会专家从以下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一、不确定的时代背景

　　伴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GDP增速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均呈下降态势。但是，政府“刚性支出”依然不断增加，财政收支剪刀差继续扩大。因此，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速可能会降低。在此背景下，与会专家以PPP、地方债为切入点探讨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约束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刘明兴教授认为目前的情况和上世纪90年代不同。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上世纪90年代名义税率在不断上升，现在名义税率则在下降；其次，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央收紧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而如今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也没有严厉压缩地方政府的借债规模。对于地方政府的非标准化债务（如，PPP项目中形成的债务）和标准化债务（如，地方政府债券或城投债）的宏观管理问题，刘明兴教授认为非标债务的信息不透明，增速不容易控制，但是违约所产生的外溢风险也相对有限；如果在压减影子银行和非标债务的同时，为了确保地方财政的资金链，进而增发标准化债券，虽然实际债务规模的信息对称，但标准化债券的违约会产生很强的市场外溢效应，刚兑的性质更强，这在宏观管理上是一个两难悖论。浙江省财政厅科教处虞劲松副处长则认为，中央政府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压缩地方财政预算约束，大规模的减税降费、PPP入库难已经给地方带来了很大影响。对于PPP和地方债问题，他提出：第一，PPP和标准的地方债都是工具，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第二，PPP模式被叫停后，中央对地方发债管得也很严，这样“一刀切”的政策不太符合地方实际发展需求。例如，由于难以借力资本市场，教育基建的资金需求转向财政。2012年，财政拨款占省属高校收入为40%多，目前已超过50%。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浙江需要提高高等教育学费以缓解财政压力。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斌教授也认为，教育收费不是邪恶的代名词，如果教育收费合理，不仅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也可以提高效率。不过，刘明兴教授认为，增加学生家庭成本分担、提高学费容易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效应，而且学校收费规模的可预期增幅相对于教育财政经费总规模的比例其实很小。为此，如果要启动此项政策调整，则需要考虑做好铺垫性工作，如对于基本和非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划分以及该项权力的行政配置的制度改革安排。黄斌教授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时代背景是“强地方，弱中央”，如今则是“强中央，弱地方”。地方政府的钱虽然多了，但却没有掌握钱的支配权。当前的教育财政投入增长，面临支出刚性、支出结构分割、地方政府不愿再增包袱的困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斌珍副教授认为，决策权的集中或下放，是当前的重要问题。在支出刚性、经济放缓背景下，政府需要更多聚焦解决平衡问题而非发展问题。

　　二、教育投入结构

　　与会专家主要就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讨论了教育投入问题。

　　刘明兴教授指出，我国顶尖高校的组织形态和筹资渠道正在日趋复杂，一方面获得了来自各级财政的大量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在各地建立了众多的产业园、孵化器和新型研发机构，吸引了来自金融市场上的科技风险投资，这其实反映了我国基础性科技研发能力在区域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与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需求之间的矛盾。黄斌教授认为，清华、北大等部属高校主要靠中央政府财政供给，财力雄厚，省属高校相对而言经费紧张。虞劲松副处长则认为，部属高校社会声誉好、科研实力强，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办学、社会服务等多种渠道获得收入。而省属高校多为教学型，筹资渠道单一，筹资能力弱，不妨允许其在提高教学质量、满足学生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同时适当提高学费。

　　黄斌教授认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教育财政经费用于高等教育的比重高、用于义务教育的比重低。不过，湖南省教育厅财务建设处魏欣副调研员反映，湖南在义务教育阶段投入力度颇大。为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问题，2018年省财政投入57亿元、地方债18亿元用于兴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三、教育经费投入效益

　　与会专家主要讨论了项目制中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益问题。虞劲松副处长认为，当前的项目经费使用效益有待提高。以产教融合项目为例，每年拨付给发改委的资金，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房子、购买设备耗材上。产教融合如果没有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只靠政府投入则很难实现。中央财经大学栗玉香教授认为，发达地区高职院校申请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的主要目的并非获得经费支持，而是为了由此带来的地位优势，留在高职第一梯队，获得一事一议的博弈权。产教融合项目的初衷是促进产教融合，但是若项目提供的激励发生扭曲，可能导致职业学校向上看，减少与企业的合作。有专家指出，项目制有其适用范围，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效果需要仔细研究。

　　此外，部分嘉宾也讨论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问题。魏欣副调研员反映湖南省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编制存在结构性矛盾，即在编教师在农村待两年大多就离开。特岗教师在农村很难长时间待下去，部分县对该计划缺乏认同。同时，地方存在有编不补的现象。学生、教师都往城区走，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使得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四、资本市场的作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杨钋副教授探讨了资本市场与民办教育、公办教育的关系。首先，资本市场不愿意与民办教育合作。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看中的是稳定的收入来源，而民办教育难以成为资本市场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对待民办教育的态度相反，资本市场更愿意与公办教育合作，原因在于体制内机构能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的收入。其次，地方政府不愿意运用资本市场的力量补充公办教育。原因在于，在资本市场补充公办教育的过程中，作为公共采购项目，每一级政府都要等待上一级政府的行政批文，漫长的行政链条成为资本市场补充公办教育的阻碍。在这一过程中，那些符合政府规定的企业生存了下来，不愿意和政府合作的企业就被淘汰了。不过，吴斌珍副教授认为，由于不同主体投资教育的目的不同：政府投资公共教育是立足于公共利益，商人、资本是立足于私人利益，个人家庭投资于教育是立足于未来。在优质公办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政府对资本市场加以正确引导，激活市场的力量，资本市场可以成为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