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升学热在过去几年中持续升温，对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维持了适度的融通，而融入区域产业发展依然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相关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和借鉴。
我国职业教育升学热在过去几年中持续升温，对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维持了适度的融通，而融入区域产业发展依然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相关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和借鉴。
一、中国职业学校的升学热现象
自2014年多个部委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以来，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试点不同形式的“中高职贯通”和“中本贯通”，职业教育升学通道得到了拓展。上述拓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增加了中职教育的吸引力，促进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缓解了部分生源紧张职业院校的招生压力；而另一方面，这引发了职业学校升学热，强化了中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应试倾向。部分职业学校借此机会片面追求升学，将主要的办学精力放在提高升学率上，个别学校甚至以数学仅考20、30分即可上本科作为招生宣传重点。许多地区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升学率已超过50%，一些“著名”中职学校每年本科录取人数高达数百人。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应当与产业用人需求大致匹配。然而，从笔者在东部沿海大范围的企业调研发现来看，对于职业学校学生的学历提升，来自产业需求的支撑并不明显，多数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并无严格的学历要求。部分受访的德资企业表示，针对部分岗位，中职教育阶段的双元制毕业生更加符合需求。现实的困难在于，企业在招聘环节却越来越难以招到适合的中职毕业生。
在职校升学热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两对关系：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人才培养结构和产业用人需求之间的关系。在前一对关系中，普职融通的规模、标准是重中之重；而处理后一对关系，关键在于促进区域层面的产教融合。从国际比较来看，德国的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上述两对关系，值得我国借鉴。
二、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分立与融通
德国的人才培养历来由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组成。职业教育被认为是局限在高中阶段教育的层次上，以培养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要任务，而高等教育则遵循学术专业主义，以传授系统的学科知识为目的，培养学术型人才。1970年代逐渐兴起的应用技术大学在德国并不被当作高等职业教育看待，而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当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作职业教育实践性原则的延伸）。
进入21世纪之后，德国的学术界与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融通的可能。具体的诱因在于，在德国，部分属于职业教育范畴的专业，在其它国家却是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的。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为了促进其学历证书的国际可比性，德国有必要提高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融通。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于技术变革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德国需要更加充分地挖掘劳动力市场中现有人力资源的天赋和潜力，并让受教育者有可能选择更多的教育路径。
在此背景下，德国政府于2006年委托一个由雇主协会代表、商会代表、工会代表、联邦及州政府代表、企业代表、职业学校代表和学术界代表等多方共同组成的专家团提出职业教育方面的改革建议，其中就包含增强职教与高教相互融通的内容。
2009年，在专家团建议的基础上，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德国教育政策实际上最重要的制定者和协调者）颁布了《无高校入学权的有职业资格者进入大学的通道》决议，该决议旨在向职业教育毕业生等群体扩大就读大学的路径，其核心内容包括：（1）参加过职业继续教育培训并获文凭的有职业资格者，比如获得手工业中的师傅证书者，有进入大学学习的可能；（2）国家认可的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有三年工作经验后，经过大学或国家机关按照一定条例开展的能力认定，或至少一年的试读大学的成功经历后，可获得与其职业相关专业的大学入学资格。
德国的这一融通标准，既奖励了通过职业教育获得高级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也在开放融通可能性的同时坚持了高等教育较为严格的入学标准。
然而，尽管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出现了一定的相互融通的趋势，但两者之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2014年，职业教育毕业生中升入大学的人数很少，尚不及毕业生总数的5%。两者之间这种相互独立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就读的标准较高，只有满足了上述决议中所陈述的条件，才能实现升学；另一方面，学生和企业界均对双元制职业教育本身的质量有较高的认可，职业教育不必通过更强的融通途径来提高自身的吸引力。
概括来说，职业教育的核心使命仍然是培养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至于升学通道，只是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
三、德国高度区域性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德国职业教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教育与产业的紧密联系，且这种联系具有很强的区域性。
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产业界深度介入职业教育事务，这不仅体现在全国层面，比如雇主协会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到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和调整之中，也体现在区域层面，这一层面的行业协会具有审核企业及培训师的培训资格、监督职业培训过程和举办职业资格考试等多项权力。
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区域分布能够很好地反映产教融合的区域性。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全德国范围内共有职业学校约2200所，在校学生约250万，提供双元制职业培训的企业约42万家。这意味着，每所学校的平均学生数为1136人，每个企业平均接收约6名学徒进行培训。以人口约108万的科隆市为例，全市有职业学校29所，且分布在全市的不同区域，在校学生共约4.15万人，平均每所学校约1431人。德国的职业学校大多规模不大，主要设置与周边产业有高度相关性的专业，而且，大部分的职业学校都位于相关产业的企业周边，从而为职业学校融入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便利。
在德国较为完善成熟的制度框架下，正是这种高度区域性的深层次的产教融合保障了职业教育整体的质量和水平，从而有利于职业教育本身吸引力的维持。
四、对抑制我国职业教育升学热的建议
我国职业学校的升学热迎合了部分学生和家长对于学历教育的诉求，从短期看，增强了中职教育的吸引力。但是，其负面影响已然显现。首先，它削弱了区域产教融合。在家庭选择学校时，升学导向的职业学校其质量信号更容易观察，且更容易受到家长认可。而在公共资源分配时，目前的拨款机制又未能很好地甄别升学导向的职业学校和就业导向的职业学校。在双重激励下，一些原本产教融合出色的学校也逐渐倾向于举办升学教育，产教融合的深度不断下滑。其次，它激发了过度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并非学历越高越符合企业要求。升学驱动的教育过程更加强调理论知识的培养，即使升入高职或本科后再进入产业，也并不一定适应产业界对技能的真实需求。部分受访企业表示，针对部分岗位，中职教育阶段的双元制毕业生更加符合需求，但由于中职教育的升学转向，一部分与中职学校深度合作的企业岗位不得不转向高职寻求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强化职业学校服务产业发展的功能。在当前形势下，公共政策应重点关注如下两方面：其一，彰显和突出职业学校高水平产教融合的质量信号，并根据这一信号进行公共资源分配；其二，减少对职业教育的直接行政干预，尊重教育自身规律，尊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尊重多方利益主体的诉求。具体而言，可以尝试以下措施：首先，重塑职业学校的评价体系，并建立相应的拨款机制。借助于就业数据和企业评价，将真正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学校与升学型的职业学校区分开来；与此同时，改进职业教育拨款机制，向真正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学校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并调整升学型职业学校的生均拨款权重。
其次，减少对职业学校升学过程的行政干预，遵循高等教育人才选拔规律。目前，各省市均是通过行政手段规定中职学校升入高职和本科的人数。在部分省份，为了增强中职教育吸引力，制定了过高的本科录取名额。个别迎接产业转移的省份虽然意识到升学热的危害并削减了本科录取名额，但依然治标不治本。应更多地让高校依据自身的教育教学情况和知识能力要求、按照考试分数择优选拔中职学生。在少数发达地区，可尝试让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职校升学标准的制订过程。针对少数高技能人才，可提供特别的升学通道。例如，以更高的职业资格标准作为职业学校毕业生升学的条件。
第三，慎重考虑撤点并校和布局结构调整。目前有多个地区在进行职业学校的布局调整，大幅度开展撤点并校的工作，将分散分布的、本来与所在地区具有紧密联系的职业学校合并。例如，300万人口的东部沿海某市，2007年有17所中职学校，其中多数都与其所在镇的产业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一镇一品的产教融合模式与德国区域性的产教融合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近年来，受评价体系和资源分配方式变化的影响，小规模学校的发展空间日益收缩，该市有意在近期将全市中职学校整合为6所。这样的做法，虽然更加适应当前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和资源分配方式，但不利于产教融合，可能削弱学校与产业的天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