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简报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资助课题——“以绩效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比较视角的分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节选）。该研究从“高等教育财政机制和绩效配置的模式”和“绩效配置的实施”这两个方面，对高等教育中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模式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1.引言各国根据国情发展出不同的高等教育财政策略，并且不断在教育财政领域进行着创新。以美国为例(Serban, 1998b)，1950年代政府拨款的目标是为了追求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1960年代是为了达到分配的增长，1970年代是为了保证再分配的公平，1980年代是为了达到预算的稳定和确保教育质量，到了1990年代，公共高等教育投入的目的是寻求预算的稳定和满足外部问责制的要求（accountability）。
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反映了变动中的高等教育财政目标。根据高等教育财政目标的变化，美国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先后以多种方式进行(Serban, 1998b)。1950到1960年代主要是通过公式预算（formula budgeting），从1960到1990年代普遍实施了增量预算（incremental budgeting），1970到1980年代流行项目预算和项目计划预算（program budgeting and 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以及零基预算（zero-based budgeting），1990年以后美国各州政府普遍开始采纳绩效拨款（performance funding）和绩效预算（performance budgeting）。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各国政府开始在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中实施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分配 (Joseph C. Burke & Minassians, 2003; Joseph C. Burke & Serban, 1998)，在研究型大学和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中采用绩效配置 (Hartwig, 2004)，在联邦和州/地方政府层次的高等教育分配中使用绩效指标作为预算的基础 (Schenker-Wicki & Hürlimann, 2006)。绩效配置（performance-based allocation）包括绩效拨款（performance funding）和绩效预算（performance budgeting）。
和传统的预算拨款方式相比，绩效配置倾向于根据已经达到的、而不是预期的高校业绩作为奖励的基础 (Joseph C. Burke, 2003)。绩效配置的优势在于它将政府拨款和高校的产出和结果相联系，而不是和大学的投入和生产过程相联系。绩效配置刺激高校改变它们的目标和行为来满足外部问责制的要求和提高内部的效率。
绩效配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包括美国十五个州实施的绩效拨款和二十个州运行的绩效预算项目(Joseph C. Burke, 2003; Joseph C. Burke & Minassians, 2003)，2000年以来德国十四个州实施的绩效拨款项目 (Dominic Orr, Jaeger, & Schwarzenberger, 2007; Dominic. Orr & Schwarzenberger, 2007)，瑞士联邦广泛使用的绩效合同(Schenker-Wicki & Hürlimann, 2006)，以及1999年以来英国政府使用的绩效报告方案 (England., 2003;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2007)。
案例分析表明，许多国家已经在绩效配置的概念之下采纳了各种绩效分配方案。这些项目具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项目的设计、实施和评估。多数绩效配置项目追求双重目标—在达到外部问责制要求的同时提高内部资源的使用效率，在高等院校的业绩表现和预算分配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同时，这些绩效配置项目在政策目标、政策重点、绩效指标和权重的选择、绩效达标标准、拨款的层次等方面也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各国在政策环境、财政能力、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相关性上的差异。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建立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提供意见和建议，以此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的配置效率和高等院校的表现。
2. 高等教育财政和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可以分为两类：对高等院校的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Salmi and Hauptman (2006) 的研究界定了三种主要的高校资金分配方式：第一、协商预算（Negotiation or ad hoc budget）: “政府和高等院校以协商决定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因此预算大部分由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所控制，高校的本年度的预算根据前一年的拨款或者由高校的政治能力所决定。” (Salmi & Hauptman, 2006, p. 84) 。 第二、专项拨款（Categorical or earmarked funds）。这是另一种传统的财政拨款方式。政府指定或者要求特定的院校接受带有特殊目的的经费。这些经费通常经过公式在指定的院校中间分配。第三、公式拨款（Funding formulas）。拨款公式的基础包括历史数据、预测趋势，以及用来决定拨款水平的公式参数。预算公式是技术性判断和政治妥协的结果 (Serban, 1998b)。
公式拨款涉及到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 (Salmi & Hauptman, 2006)： 投入因素；生均成本；优先配置目标；绩效公式拨款。绩效公式拨款意味着预算拨款不是根据高校投入和生产过程来拨款，而是根据大学的产出和成果。本文所讨论的绩效配置就是绩效公式拨款中的一种。
一般说来，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达到高等教育问责制的要求：绩效拨款、绩效预算和绩效报告 (Joseph C. Burke & Minassians, 2003)。绩效拨款（Performance funding）：它将政府经费和公立高等院校在每个绩效指标上的表现直接地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绩效拨款侧重于预算过程的分配阶段。绩效预算（Performance budgeting）：它允许政府部门、立法者、高等教育协调机构将高等院校绩效指标的表现作为决定公立高等教育资金分配的一个考虑因素。绩效预算侧重于预算的准备和公布阶段，它时常忽略、甚至忽视预算的分配阶段。绩效报告（Performance reporting）： 这些周期性报告综述了全州和州内每个高等教育机构在公立高等教育首要绩效指标上的表现。
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对绩效拨款进行了新的分类 (Salmi & Hauptman, 2006)。现存的绩效拨款项目可以分为四大类：绩效合同（Performance contracts）：政府和高等院校通过规制性的合约确定双方同意的绩效表现目标；绩效专项（Performance set asides）：政府将一部分公共资金作为专项，根据高等院校的绩效指标来分配；竞争性资金（Competitive funds）：该项目利用同行评议的提案来分配资源，这些提案旨在提高高校的表现或者国家的政策目标；根据结果支付（Payment for results）：政府根据结果或成果，通过公式或专项拨款，来决定全部或者部分的高校预算 (Salmi & Hauptman, 2006)。
本研究从对高等教育财政机制和绩效配置项目的一般性考察，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第一、和协商预算相比，专项拨款和公式预算将高校的投入、过程、产出和成果与预算分配相联系，而不再依赖在校学生规模、教育成本和通货膨胀来调整资源配置。第二、绩效预算和绩效拨款直接将预算和高校表现相联系，它们反映了政府政策的重点、学术考虑和市场力量。第三、绩效预算和绩效拨款可以适应各国的国情和政策环境。
3. 如何实施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 a) 绩效配置的设计文献综述显示绩效配置方案的发展要经过几个阶段 (Joseph C. Burke, 2002; Joseph C. Burke & Serban, 1998)。
首先，设计绩效配置系统的第一阶段涉及政策目标的设定和确定高等院校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资金需求。Burke及其研究小组的研究强调绩效配置的双重目标—即达到外部问责制的要求并提高高校内部的表现 (Joseph C. Burke & Modarresi, 1999; Joseph C. Burke & Serban, 1998)。具体来说，美国州政府非常关心高中毕业生的入大学准备、大学入学率、大学的可负担程度、大学生的巩固率和毕业率、高等教育的收益，和大学生的学习成果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2006)。根据这些政策目标，政策制定者才能评估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第二阶段涉及绩效指标的选择。绩效指标的选择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和价值，以及他们所偏好的高校发展模式。它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绩效配置目标的选择从指标类型的选择开始。根据Burke的研究，政府一般使用四种类型的绩效指标 (Joseph C. Burke, Minassians, & Yang, 2002, p. 20) 。投入指标（Inputs Indicators）：包括支持项目、活动和服务的各种人力、金融和物质资源，例如资金、学生和教职工数量。过程指标（Process Indicators）：包括用于实施项目、活动和服务所需的各种手段和方式。例如学生学习评估、技术应用和劳动力培训。 产出指标（Outputs indicators）：这些指标反映了实际生产的产品数量，例如授予学位数、巩固率和毕业率，以及受资助的研究项目经费。 成果指标（Outcome indicators）：这些指标法反映学生、政府和社会从高校的项目、活动和服务中得到收益的质量。例如考试成绩、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调查结果。
其次，绩效配置指标的选择要考虑政策制定者的外部考虑和传统学术群体的内部考虑。有些绩效指标同时代表了对外部问责制的要求和内部机构效率的考虑。
再次，指标的选择要考虑它们所蕴含的政策价值。绩效指标的政策价值取向包括选择、公平、效率和质量。选择（Choice）指从一系列的备选项目中挑选的能力。例如高等院校挑选自己院校特定的绩效指标。效率（Efficiency）涉及计算投入资源和取得成果之间的关系，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效率指标包括毕业率和学位完成时间。公平（Equity）代表了需求上的不平等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多样性。例如，教师和学生群体的多样性。质量（Quality）指达到或超过很高的绩效水平。
最后，绩效指标的选择也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出色模型的选择。常规模型包括资源／声誉型；策略投资型；客户中心型；混合型模式。资源／声誉型：一个院校的表现是否出色取决于它所拥有的资源和学校的声誉。这是一种传统导向的、以提供者为主导的模型。策略投资型：这种模型认为政府的主要兴趣在于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评价其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这是一种政府为导向的类型，从政府的角度评价高等院校的表现。客户中心型：客户中心型模式出自于高等教育质量运动所提出的顾客或客户中心概念。这是一种以学生和其他消费者为导向的发展模型。
第三个阶段侧重于绩效配置的达标标准和指标权重的选择。达标标准决定了如何衡量高等院校的表现 (Serban, 1998a)，它判定了高等院校在实现绩效目标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换言之，它们决定了院校在每个绩效指标上的得分。研究者建议政府使用三种方式来评价高校是否达标：院校表现的提高（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over time）：政策制定者衡量高等院校在特定指标上过去和现在的表现，以确定它们所取得的进步。同辈比较（Peer comparison）：这种方法比较每个高等院校的业绩和州内同类型院校的平均表现。与先定目标比较（Comparison against preset standards）：将高等院校的表现和预先确定的目标相比较。
一旦达标标准确定下来，政策制定者需要决定每个绩效指标的权重。指标权重反映了这些指标的排名或者相对的重要性。政府可以采用两种策略来分配指标的权重：平等权重和不平等权重。平等权重给所有指标相同的权重，因此较少引起争议。但是平等权重难以反映机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另一种选择是引入不平等权重，或者预定权重。预定权重给每个绩效指标不同的重要性。它可能会扭曲高校行为。
在第四阶段，政策制定者要确定经费的分配方式。理论上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分配方式。第一种观点认为绩效配置的资金不应该来自基础预算，而应该来自额外的资金。绩效资金应该成为政府预算中的单列项目。第二种观点认为绩效拨款资金应该成为基础预算的一部分，绩效拨款就不容易受到额外预算削减影响。
此外，政府应该确定绩效配置项目资金的适当水平。目前绩效配置项目的资金水平普遍较低。除了南卡罗来纳，多数美国州政府的绩效拨款约为政府公立高等教育经常性支出的0.5% 到6%。
至于拨款方法，一般有两种选择。第一，政府可以在第一年拨付较多的经费，以后逐年递减。这种方式是为了分担初始成本，辅助项目的实施。第二，政府可以采用递增预算的方式，逐年增加对高校的拨款 (Serban, 1998a)。
第五阶段涉及绩效项目的评估。评估和及时反馈是提高和调整现存项目的关键。评估涉及目标的评价、绩效指标的审核、项目影响的分析。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提高项目的一贯性，减少实施和项目调整的成本。
b) 项目实施为了实施绩效配置项目，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三种方式。根据Burke的对美国高校的研究，这三种方式的定义如下：强制实施并制定绩效指标（Mandated/Prescribed）：立法机构强制实施绩效配置项目，并指定具体的绩效指标。由州长或者议员提议实施这些项目。强制实施但不指定绩效指标（Mandated/ Not Prescribed）：立法者强制项目的实施，但是允许州政府的高等教育协调机构和高校领导合作来选择绩效指标。高等教育协调机构和州长或者议员可以提议实施这些项目。自主实施（Not Mandated）：高等教育协调机构或者主管部门和高校领导一起提议并且实施绩效配置项目，而不需要通过立法者的强制性方案。
除了方案提出的方式， 实施阶段中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行政和政治上的协调。Salmi and Hauptman (2006) 提出了成功实施创新性的拨款方式的三个条件(Salmi & Hauptman, 2006, p. 65)。行政能力（Administrative Capacity）：这一点指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能力，包括促进机构灵活性的不同机制和收集必要数据的能力。透明性和客观性（Transparency and Objectivity）：这主要指资源配置方式的透明性和客观性，以及潜在的漏洞和腐败的可能性。政治上的可能性（Political Feasibility）：采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涉及政治的可行性，包括从旧的向新的系统转移的风险和困难。
c) 项目评估Salmi and Hauptman (2006) 研究了高等教育的各种创新性拨款机制，他们发展出一个评估项目效率的模型。他们发现，第一，绩效配置可以开放高等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许多绩效指标侧重于开放教育机会和教育公平，例如大学入学率、大学参与率，不同年龄、性别和种族学生的入学率。第二，绩效配置可以通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提升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性来提高其外部效率。许多绩效指标明确地衡量了院校质量，例如教师资历、生均教育和教学支出，图书馆和其他设施的质量。第三，绩效拨款和绩效预算能够通过提高教育质量、控制成本增长和提高教育产出来促进高校内部效率。
前文引入了Burke分析的绩效拨款、预算和报告的指标。研究者总结了他对现有绩效指标的分析、对绩效项目引入过程的分析，以及对绩效配置影响的分析。针对美国绩效配置指标的分析表明，第一，从指标类型来看，过程和产出指标在绩效配置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二，分析指标所隐含的政策考虑，研究发现多数绩效拨款指标反映了政府的外部考虑。第三，现存绩效指标过分强调效率。第四，绩效拨款项目中目前不存在主导的出色模式。绩效指标的分布表明政府和高校对资源/声誉模型兴趣的衰减，对策略投资模型兴趣的提高，尤其是对混合模型（策略投资和客户中心模型混合）的强烈兴趣。
另一个评估的层次涉及项目引入的时机。已有的研究表明，第一，绩效拨款和预算的使用非常普遍。第二，各个国家和地区引入项目的时机不同。第三，绩效预算和拨款项目具有不稳定性。1997年全美共有16个州使用了绩效预算，10个州使用绩效拨款。到2001年，全美28个州使用绩效预算，19个州使用绩效拨款。
评价绩效配置项目的总体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参与设计、实施、评估绩效项目个人的主观评价；另一种是对政府资金配置影响的客观分析。主观政策评估的参与者是政策制定者和高校领导。对美国高等教育财务官员（SHEFOs）的调查显示：第一，认为绩效拨款会提高院校内部效率的官员正在增加。第二，州高等教育财务官员对绩效预算的看法是积极的。第三，州政府的政策制定者相信绩效拨款已经或者将要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高校领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悲观，他们认为绩效配置项目的效益不大。
客观地分析绩效配置对美国州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影响发现，第一，州政府绩效配置的拨款规模很低。一般低于高等教育预算的5%。研究者认为目前的低水平和预算的稳定性和复杂的政治过程相关 (Serban & Burke, 1998)。第二，绩效拨款水平在各个地区各不相同。阿肯色绩效拨款占高等教育预算的水平从1995/96年的1.3%提高到1996/97年的2.8%，而田纳西的绩效拨款水平一直稳定在3.5%。
根据以上讨论，本研究建议：
· 未来绩效配置项目的发展应该平衡满足外部问责制的要求和提高内部效率的要求。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策目标，包括政策指标的选择、政策考虑、政策价值和绩效指标所蕴含的出色模型。
· 政府主管部门在设定政策目标和选择绩效指标时，应该注意机构特色上的多样性。政府应该将绩效指标的数量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并定期调整绩效指标来反映政策和院校环境的变化。政策制定者应该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产出和成果指标，使用反映高校内部考虑的指标，和侧重于教育公平和选择的指标。
· 为了强调政策重点和高校目标，政策制定者可以控制拨款项目的达标标准和指标权重。配置方式和拨款水平的选择应该鼓励竞争和保证预算分配的稳定性。
· 政策制定者应该注意到绩效配置的局限。绩效指标不能全面表现高校质量和其他难以衡量的特征。因此，政府应该为高校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和院校使命相关的绩效指标，使用增值方法来衡量高校表现。
· 绩效配置的成功取决于参与者的支持—包括政策制定者和高校领导。高校领导的参与对绩效配置项目的实施十分关键。
· 绩效拨款项目应该依赖于专项拨款，而不是基础预算。如果绩效拨款来自于基础预算，绩效拨款的规模应该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以保证预算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政府应该在项目初期将绩效拨款规模定在较高的水平，以此来分担初始成本，鼓励高等院校的参与。
4. 结论根据案例研究和文献综述 (Joseph C. Burke, 1998, , 2003)，本研究建议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绩效配置方案时考虑如下因素：
(1)在实施前展开全面的需求分析和环境分析。在引入绩效配置方案之前，应该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机构对高校问责的需求以及对机构表现的要求进行评估，以便于确定绩效拨款或者绩效预算是否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最佳方式。
(2)将绩效配置方案和政府的政策变迁结合起来。当政府试图改进它们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并从以投入为基础的配置方式转为以产出为基础的配置方式时，引入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模式将变得更加容易。将绩效配置和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相联系可以显著地降低政治风险和实施中的惰性。
(3)避免强制性地实施绩效配置。带有指定绩效指标的、强制性实施的项目难以获得大学学术群体的接收和认同。
(4)采纳适量的绩效目标。太多的绩效指标会转移学校领导的兴趣，而过少的目标会自动将一些主要的高等教育部门的考虑剔除出去。Burke (2003)指出的绩效目标数目应该在十到二十五个之间。
(5)注意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允许大学选择与其使命相匹配的绩效指标。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允许大学选择两个到三个大学特定的绩效指标。这些指标代表着大学各自独特的使命，激励大学为达到这些目标而努力。
(6)使用有限的核心指标，区分得分指标和服从性指标。政策制定者应该发展一系列的核心指标来反映政策目标的重点和发展目标。这可以降低完成绩效指标的负担，将大学的注意力集中在大学业绩表现的关键方面。
(7)鼓励大学实施内部的绩效配置。应该鼓励大学在院、系层次实施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内部的绩效配置可以将问责制引入那些生产多数绩效指标的部门 (Joseph C. Burke, 2003)。
(8)要求大学领导和政府部门对绩效配置给与评价。这会提高绩效配置项目的可见性，提高绩效拨款指标、分配方式、达标标准和指标权重的质量。
(9)定时审核政府政策重点和绩效指标。政府政策目标和绩效指标应该反映长期的政策性问题。因此，定期地审核政策重点和绩效指标能够避免为满足短期需求而发生的迅速变化。这也将保证绩效指标与核心政策保持密切的联系。
(10)将绩效指标纳入高等教育认证过程。将绩效指标纳入高等教育认证可以加强绩效拨款的系统影响。此外，这种做法将提高高等教育认证的效率。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未来发展，本研究建议：
第一，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引进以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Salmi and Hautpman’s (2006) 的文献综述表明从效率和效益的角度分析，绩效配置对各国高校的影响是积极的和有益的。绩效拨款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将资金的分配和院校的业绩联系起来，从而真正地提高了高等教育系统达到公平、质量和效率目标的能力。
第二，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优化它们的目标，使用资金作为激励机制来引导预期的高等院校的行为变化。由于高等教育目标的复杂性、高等院校类型的多样性、反对变动的政治惰性，以及有时不兼容的双重目标（达到外部问责制要求和追求内部效率提高），绩效配置项目的设计面临重重困难 (Joseph C. Burke, 1998)。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确政策的重点，将经费和具体的目标联系起来。
第三，政府应该选择简洁的项目设计，关注绩效配置设计和实施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包括复杂性、多样性、质量问题、经费问题、政治可行性问题、成本和不兼容性问题。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因素决定了绩效配置项目的优劣。它们强调了绩效配置项目实施中最重要的问题，将保证项目设计的简洁和效率。
第四，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系的特殊情况。现实中不存在普适的绩效配置项目，各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展出自己的财政体系以适应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历史环境。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系的分权化增加了在省级政府层次引进绩效配置项目的复杂性。省级政府应该选择最适当的绩效配置方式来到达本省的高等教育目标。绩效项目的设计应该考虑地区、学校和专业的差异。
第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将绩效拨款和绩效报告相结合。根据国际经验，政府应该从绩效报告开始推行高等院校问责制，逐步引入绩效预算和绩效拨款。Burke and associates (Joseph C. Burke, 2003; Joseph C. Burke & Minassians, 2002, , 2003) 指出绩效报告已经成为美国各州政府所偏爱的、零成本的问责制方案。绩效报告对高等教育预算只有间接的影响，但是它可以通过信息的传播对高校的表现产生直接的影响。政府应该考虑首先采纳绩效报告，逐步培育公立部门内部问责制的文化。一旦高等院校能够接纳使用绩效指标来规范它们的行为，在高校领导层和其他参与者的同意下，政策制定者可以进一步将经费和院校表现联系起来。
Burke, J. C. (1998). Performance funding: Arguments and answers. In J. C. Burke & A. M. Serban (Eds.), Performance funding for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Fad or trend? (Vol. 97). CA: Jossey-Bass.
Burke, J. C. (2002). Funding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performance : popularit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lbany, NY: Rockefeller Institute Press
Burke, J. C. (2003). The new accountability for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From regulation to results. Research in University Evaluation, 3(Sep), 65-87.
Burke, J. C., & Minassians, H. (2002). Performance reporting: The preferred "no cost" accountability program- The sixth annual report. Albany, N.Y.: The Nelson A.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Burke, J. C., & Minassians, H. (2003). Performance Reporting: "Real" Accountability or Accountability "Lite" -- Seventh Annual Survey. Albany, NY: Rockefeller Institute.
Burke, J. C., Minassians, H., & Yang, P. (2002). State performance reporting indicators: What do they indicate? Plann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31(1), 15-29.
Burke, J. C., & Modarresi, S. (1999). Performance funding and budgeting: Popularity and voatility- The third annual survey. Albany, N.Y. : The Nelson A.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Burke, J. C., & Serban, A. M. (1998). Performance Funding for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Fad or Trend (Vol. 97). CA: Jossey-Bass.
England., H. E. F. C. f. (2003).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K: 2000-2001, 2001-2002: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artwig, L. (2004).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in HEIS: Germany: Bayerisches Staatsinstitut für Hochschulforschung und Hochschulplanung.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2007). Review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utcomes and decisions: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2006). Measuring up 2006: The national report card on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Orr, D., Jaeger, M., & Schwarzenberger, A. (2007). 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as an instrument of competition in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 Management, 29(1), 3-23.
Orr, D., & Schwarzenberger, A. (2007). The position of competition in state models for 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in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assessment of variations and trends in the German Länder: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Salmi, J., & Hauptman, A. M. (2006). Innovations in tertiary education financing: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allocation mechanism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chenker-Wicki, A., & Hürlimann, M. (2006). Performance funding of Swiss universities – success or failure? An ex post analysis.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18(1), 45-61.
Serban, A. M. (1998a). Performance funding criteria, levels, and methods. In J. C. Burke & A. M. Serban (Eds.), Performance funding for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Fad or trend? (pp. 61-67).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Serban, A. M. (1998b). Precursors of performance funding. In J. C. Burke & A. M. Serban (Eds.), Performance Funding for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Fad or Trend (Vol. 97, pp. 15-24). CA: Jossey-Bass.
Serban, A. M., & Burke, J. C. (1998). Meeting the performance funding challenges: A nine-state cmparative studies. Public Productivity and Management Review, 22(2), 157-17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