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于2025年1月4日举办了“从数据到现实:我国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与负担”研讨会,会议系第十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24一2025年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会议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杨凡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黄炜,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魏易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沈洋副教授,伦敦大学学院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所唐佳路研究员,内蒙古大学时间利用调查与研究中心王文斌副主任围绕此次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现综述如下。
中国家庭养育和教育成本
魏易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对中国家庭养育教育成本进行估计:第一,中国家庭教育养育支出,在家庭养育教育支出方面,2023 年,一个三口之家养育教育孩子平均支出 41606.4 元,占家庭总消费36%;分消费水平来看,最低20%家庭组一个孩子一年的养育教育支出在7605元一1.37万元左右,中等水平家庭组在2.41万一3.28万元左右,最高20%家庭组在6.88万一8.9万左右;分学段来看,0一3岁和义务教育学段支出相对较低,非义务教育学段(幼儿园和高中)相对较高。第二,中国家庭和社会教育投入,在家庭教育投入方面,2022一2023学年,全国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学段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5828元,占总支出的17.2%,家庭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平均花费11086元,占总支出的12.1%。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7565元,占总支出的12.6%,农村家庭为12423元,占总支出的11.2%。家庭消费支出偏低的群体(0一40%)、中等群体(40%一60%)和中高群体(60%一80%)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都高于其家庭的相对消费水平 ,尤其是最低的10%家庭,其家庭的教育支出是其相对消费水平的1.6一2倍。在社会教育投入方面,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23)》,202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8472.91亿元,占GDP的比例为4.01%;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为12856.23亿元(84.3%为事业收入,其中学费收入占78%),占GDP的比例为1.06%。初步估计全国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学段的全社会教育投入为81681.8亿元,占GDP的比例为6.75%。
中国不婚、不育和少育的状况、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
杨凡以中国社会现状为背景,针对不婚不育和少育群体展开研究。研究基于2023年7月一9 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多阶段抽样调查展开分析,该调查涉及北京、深圳、成都、郑州、常州和齐齐哈尔6个地级市的城乡地区。该调查将截至调查标准时点(2023年7月1日零时)年龄为30一45周岁且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和男性定义为不婚晚婚群体。将截至调查标准时点年龄为20一40周岁、结婚2年及以上、从未生育且目前不在孕期的育龄女性及其配偶定义为不育或者晚育群体。将截至调查标准时点年龄为20一45周岁、一孩年龄在3岁及以上,未生育二孩且目前不在孕期的育龄女性及其配偶定义为少育群体。研究主要分析不婚晚婚群体的结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不育晚育以及少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第一,在不婚晚婚群体中,仅两成受访者未来不打算结婚,大部分人仍有进入婚姻的意愿,其中女性受访者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女性为24.98%,男性为21.69%),且超六成受访者的实际年龄已经超过其理想结婚年龄,人们变得更加重视人品个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人虽然社交状态积极,却依然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影响此类群体结婚意愿的因素分别是经济压力、时间成本、周围人不幸福婚姻经历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生育存在顾虑。第二,在不育晚育群体中,大部分受访者仍有生育意愿,平均理想子女数约为1个,超三成打算生育的受访者没有明确的计划生育时间且大部分受访者已超过其理想生育年龄。影响不育晚育意愿的因素分别是是否获得生育支持,自我实现和提升的顾虑,对子女未来的教育、健康和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化。第三,在少育群体中,2个孩子是人们对于理想子女数的主流观点,理想子女数存在性别差异;大部分受访者不打算再生育,少育群体的理想子女数与现实生育计划之间有较大差别;愿意再生育的受访者也倾向于少生,并希望有较长生育间隔。影响少育群体的生育意愿的因素是经济成本、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在家庭内部分配不均以及孩子的效用发生转变,由养老保障效用变为情绪价值效用。在解决策略上,可以“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制定全生命周期的婚育支持政策”以及“通过文化建设传递积极向上的婚育观念”缓解上述问题。
Motherhood Penalty and Low Fertility in China: A Pseudo-Event Study(母职的代价和中国的低生育率:一项“伪”事件研究设计)
黄炜以中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以及由生育带来的职业损失为背景展开研究。共研究三个问题:第一,母职代价(motherhood penalties)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第二,母职代价在省际和时间上的差异,第三,母职代价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将2000年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1%样本)、2005年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横截面数据转化为伪面板数据后发现,第一,劳动参与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分娩当年下降 28 个百分点,虽逐渐回升但未能完全恢复至原有水平;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 5 个百分点。第二,母职代价的负面影响加剧,且产后劳动力参与率恢复趋缓。在追踪跨省流动后的女性生育率时发现,母亲身份负面影响在不同省份和不同时期存在显著差异。迁徙至高母职代价的省份生育子女的可能性更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年生育概率就会降低 1 个百分点。对于年龄在 20 至 40 岁的女性而言,这种生育概率的降低会导致迁移后总和生育率下降 0.2 个单位。第三,生育机会成本的上升促使生育率下降。导致母职代价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私营部门就业岗位增多,但对职场母亲的支持较少;二是平等主义性别观念转变;三是代际共同居住情况减少,非正式的儿童保育服务减少。
年薪百万养不起二胎?教育实践抑制再生育意愿的机制研究
沈洋老师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阻碍再生育的原因,同时阐述教育规划和教育实践影响再生育意愿的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子女教育发展规划、教育实践以及子女日常照料是子女抚育与教育中的三个主要环节,其中教育实践和教育发展规划是阻碍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两者的特征包括情感劳动多、认知劳动多以及道德压力大等三重精神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抑制再生育的原因中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了不同的压力,其中母亲表示生理原因以及父亲育儿投入不足是影响其再生育的原因,而父亲则表示精神和经济压力是主要原因。第二,所有被访家庭的育儿都呈现了密集型模式(时间、金钱与精力投入大)。第三,育儿实践中精神、经济、时间压力的三重捆绑阻碍再生育意愿。其中精神压力更隐形,却不容忽视。第四,绝对收入高的家庭会由于家庭教育规划(预期金钱与精力投入多)和教育实践(目前投入)而选择不再生育。基于此,沈洋提出四项具体建议,第一,继续大力推行“双减”政策,以缓解密集型育儿压力;第二,宣传“双减”政策的“减负”效果,以促进未婚青年婚育意愿;第三,进一步推进教育均等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拨款等方面的均等);第四,《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应该以不增加家长负担为前提。
中韩代际共居家庭的育儿时间投入
唐佳路基于中韩面临的相似社会结构问题,如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亚洲代际共居比例高等社会现象,引入代际支持理论,开展关于中韩代际共居家庭育儿时间投入的研究,旨在探讨父母在祖父母代际支持下对育儿时间投入以及育儿时间类型的影响。研究利用近期的韩国时间利用调查和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分析全天活动,包括活动类型、时长、场所和参与者等要素,并首次将祖父母的育儿照料时间作出了分型。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整体来看,传统家庭性别分工仍存在,母亲承担主要家庭责任;代际支持没有促进性别分工平等。同时反映出三代共居家庭以子女教育为中心的特点,尤其在城市当中。在城市,母亲的学习型育儿时间与祖父母的学习型育儿时间呈正相关,体现出了中国三代共居家庭以孩子教育为中心的特征和代际间的密集型育儿特征。在农村,祖父母的常规育儿支持减少母亲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其有偿工作时间。在韩国,2014时间数据表明,代际间的密集型育儿特征体现在父亲和祖父母的学习型育儿活动中,但在2019年,其特征体现在父亲和祖父母的常规型育儿活动中。对比中韩两国育儿结果可以发现,密集型育儿体现为祖父母与父母育儿活动的正相关,祖父母投入未减轻父母育儿负担。中国差异体现在城乡,而韩国的差异则体现在年份上。
中国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及其福利含义
王文斌基于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采用直接估算法估算了中国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并从体验效用的视角讨论了家庭成员育儿时间配置的福利含义。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平均每个有孩家庭每天花在育儿上的时间高达5个半小时,并从家庭外获得1小时的育儿援助;在总育儿时间中,有略多于一半是儿童照料,有三分之二由母亲、祖母提供。其次,随着儿童的成长,家庭内的总育儿时间,其中的儿童照料、睡眠损失时间,以及由各类育儿者所提供的育儿时间,均有大幅度的下降,且下降速度先快后慢。最后,家庭内的育儿时间存在规模经济,随着家庭儿童数量的增加,家庭内的总育儿时间递增,但家庭的孩均育儿时间趋于下降。在育儿体验效用方面,各类育儿者的育儿体验效用均为负;母亲的育儿体验效用远低于父亲、祖父、祖母。进一步对育儿体验效用进行差异分解后发现,一方面,育儿总时长、育儿时间结构的贡献,对母亲、祖母为负,而对父亲、祖父为正。这意味着,母亲、祖母有着远为更长的育儿总时间,且倾向于从事喜好度更低的育儿活动。另一方面在喜好度的贡献层面,对母亲是较大的负值,而对祖母是较大的正值。这意味着,对各类育儿活动的喜好度,母亲显著低于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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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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