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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FR新闻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1)》新书发布分论坛顺利举行
发布时间:2024-01-22


2024年1月7日,《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1)》新书发布分论坛在北京大学圆明园校区顺利举行。本次分论坛系“第九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23—2024年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系列学术活动之一。论坛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共计800余名海内外学者参与了此次论坛。《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1)》基于2019年CIEFR-HS 第二轮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结构和负担,学生入学机会和学生资助分配,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和家庭支出,以及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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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发布报告


会议伊始,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易围绕《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1)》展开分享,主要包含“构建家庭教育投入指数体系”“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特征”“民办学校、校外培训和课后服务”以及“家庭教育投资决策”四个部分。


(一)构建家庭教育投入指数体系


本书在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家庭教育投入指数体系,对家庭和全社会的教育投入情况进行估计,主要包含“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家庭教育负担水平”以及“全社会教育投入水平”三个维度。


1. 家庭教育支出水平

2018—2019学年,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13万元,家庭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平均花费8139元;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42万元,是农村家庭(5482元)的1.7倍。一个孩子从学前三年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上花费一个家庭23.3万元左右,其中家庭支出水平最低的20%家庭花费约18万元,家庭支出水平中等的20%家庭花费约22.4万元,而家庭支出水平最高的20%家庭花费约42.4万元。



2. 家庭教育负担水平

2018—2019学年,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值为14.9%,农村为15.8%,城镇为14.1%。若采用家庭教育相对支出比,即(家庭组i的家庭教育支出/全国平均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组i的家庭总支出/全国平均家庭总支出))进行衡量,则发现,中国的大部分中等收入及以下家庭将家庭支出的更多部分用于子女教育,尤其是最低的10%家庭,其家庭的教育支出是其相对消费水平的1.98倍。各学段家庭教育负担率最低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均低于8%。其次是学前教育阶段,城乡均在10%左右。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学段,家庭负担率上升。到大学阶段,家庭教育负担率超过了30%。



3. 全社会投入水平

全国各学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估算约21632.1亿元,占GDP的比例为2.40%。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9》,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143.00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36995.77亿元,占GDP比例为4.11%;非财政性教育经费9147.23亿元(84.6%为事业收入,其中学费收入占76.19%),占GDP比例为1.02%。初步估计全国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学段的全社会教育投入为61879.26亿元,占GDP的比例为6.87%。


(二)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特征


从整体上看,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和初中家庭支出更加偏向于中低支出水平,尤其是小学阶段,有非常高比例的家庭教育支出在1000元以下。相对于小学,初中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在1000元以下的占比变少,1000—5000元以及1万元以上两个区间的家庭占比较高。这说明在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已经开始产生比较明显的分化。非义务教育阶段中,学前和高中家庭教育支出呈现出中低支出水平和高支出水平占比较高,低支出水平和中高支出水平占比较低的两极化特征。在高等教育之前的教育阶段,学前家庭教育支出相对于中小学偏高。而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在5000—10000元之间的占比远高于1万元以上。由于高等教育收费受到了较为统一的管制,我国大学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尽管高于其他学段,但差距不大(见图3)。



此外,从各学段毛入学率和生均经费来看,若只看最低家庭支出的20%和最高家庭支出的20%家庭,相较于其他学段,学前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差异较低,主要问题在于财政性的投入较低;在普通高中阶段,虽然生均略高于初中,但是不同支出水平家庭的入学机会差异较大;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同支出水平家庭毛入学率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民办学校、校外培训和校内课后服务


1. 民办学校功能的分化

从需求来看,家庭对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的需求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体系性超额需求、位置性差异需求和体系性差异需求。不同层级的教育中,民办学校的功能有所不同。在学前教育阶段,公办幼儿园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受教育需求,民办幼儿园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超额教育需求,同时也有部分民办幼儿园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家庭的差异化教育需求。在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满足了两类不同的需求:在小学阶段,一、二线城市的民办学校在满足超额需求方面的功能尤其突出;在初中阶段,更多中高收入的家庭开始选择民办学校,差异化需求凸显。在高中阶段,民办高中的定位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同。在一线城市,民办高中的定位产生了两极分化,部分民办高中满足家庭的超额需求,而部分满足收入相对较高家庭的差异化需求。在二线城市、其他县市和农村地区,受地方政府财力的限制,部分公办高中的质量较低,民办高中反而起到了满足家庭和学生对较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2. 校外培训和校内课后服务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由于择校的成本太高或选择十分有限,校外培训成为了更加具有可获取性的市场教育资源。本书对2018年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效果进行了估计,2019年中小学生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下降。同时,城乡家庭之间、高低收入和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家庭之间差距有所扩大,尤其是校外补习出现了“低的越低、高的越高”的两极分化趋势。对学校课后服务的分析显示,2018—2019学年,中小学阶段约有36%的学校提供至少一类课后服务,一名学生参加学校活动的平均费用为1018元/年。优势家庭不仅更有经济实力在校外教育培训市场中选择相应的教育服务,其子女所在学校也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基础性和拓展性的课后服务。而中低收入家庭所在学校在本轮“双减”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四)家庭教育投资决策


1. 谁在“鸡娃”,谁在“躺平”?

低收入家庭倾向于选择“有条件地鸡娃”。首先,低收入家庭对学业成绩更加敏感,子女的成绩越好,家庭越可能增加教育投入。其次,低收入家庭对机会成本更加敏感。随着学段的上升,家庭的投入大幅增加,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投入。


另一方面,高收入家庭则倾向于“无条件地鸡娃”。首先,高收入家庭对学业成绩不敏感。与低收入家庭相比,子女的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投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尤其是学业成绩,子女成绩排名的好差并没有使得家庭更多或更少投入其教育。其次,高收入家庭对机会成本不敏感,倾向于以质量代替数量,以校外代替校内。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独生女孩家庭更可能选择“鸡娃”。整体上,相对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鸡娃”的模式更加具有升学导向。


2. 父母生育早晚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从1995年到2019年,女性和男性生育子女的年龄逐渐增长。女性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从26岁上升到30岁,而男性的平均年龄从27岁上升到32岁。



本书分析了父母的年龄和生育子女的年龄如何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城镇地区,年轻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同时,父母生孩子时的年龄越大,对子女教育投入就越多。城镇地区的结果表明,导致低生育率的两个原因——生育年龄的延迟和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可能会相互加强降低总生育率的趋势。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相反,年轻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少。同时,父母生孩子时的年龄越大,对子女教育投入就越少。农村地区父母有别于城镇地区的生育和教育投入选择,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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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点评和讨论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黄斌认为,首先,从调查数据本身来说,无论是调查的规模、准确性或是细节性,该数据都十分具有代表性;其次,他就学费管控、资源分配、双减实施以及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等问题与在座老师展开了讨论交流;最后,他从经典的贝克尔家庭决策模型出发,结合家庭、市场和政府三者关系的宏观视角,提出了进一步拓展家庭调查数据研究的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陈霜叶认为,该书为研究传统教育学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且有价值的视角,希望该数据的严谨性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同时她就不同收入阶层子女的养育情况、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家庭角色(父母以及祖父母)在子女受教育中的“投入”以及在AI背景之下未来教育的发展等问题与各位老师展开了探讨分析。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杨钋认为:第一,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未来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学术性,如与养育经济学进行对话,二是政策评价,聚焦于当前的政策热点进行讨论;第二,从分析角度来说同样有两个选择方向,一是聚焦于家庭教育养育问题本身,二是将制度因素纳入考量(例如就学机会、服务定价、民办规模、收入不平等),结合结果展开分析;第三,关于文章里面的部分内容可以进一步细化并形成一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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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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