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2018年11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了“基础教育财政制度与人事制度的地方创新案例”主题研讨会。这是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18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的分论坛之一。参加主题发言的专家包括:原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邹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发展部安雪慧研究员、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宁本涛教授、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育局基财科郑顺来副科长、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教育改革办公室徐晓红主任。论坛一开始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进行论坛介绍,接着主题发言部分则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关注地方基础教育财政与人事制度的创新,由原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倪道潜主持,第二阶段为地方基础教育制度与模式创新个案分享,由原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邹平主持,最后则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陈学军教授进行总结。
本文就会议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综述,与读者分享。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首先就为何组织该论坛做了说明。她指出,过去在研究教育财政相关议题时,多从中央财政体制的角度关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却忽略了地方会针对自身状况在财政制度和人事制度方面做出什么样的改革。组织“基础教育财政制度与人事制度的地方创新案例”的主题论坛,是为了了解地方的创新案例,让来自不同视角的专家进行分享,更是为了因应未来教育变革的力量应由地方主导的趋势,将目前已经实践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案例进行系统的梳理,为接下来基础教育阶段的财政制度及人事制度研究打好基础。
一、地方基础教育财政与人事制度改革
(一)财政制度改革
原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邹平指出,云南基础教育财政制度改革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础教育资源缺乏,因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薄弱学校数量较多、教师数量不足且质量有待提高、教育信息化相对滞后,所以云南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任务十分重。也因为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云南地方财政体制、制度安排、教育投入及其重点应当充分考虑切实解决云南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满足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邹平副厅长表示,云南在财政支出中,尽量扩大教育支出的比例,在教育支出中适当提高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比重,使财政制度安排在有限地方财力的条件下,优先满足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需求。他介绍了12项云南基础教育财政的实践,包括: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足额配套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实施省级教育扶贫项目、增加学位并着力解决超大班额和大班额问题、教育经费支出与脱贫同步、经费投入向特殊群体倾斜、加快民族教育的发展、积极推动教育信息化、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构建资助体系、完善生均公用经费体系等。
(二)人事制度改革
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安雪慧研究员从编制管理、教师聘用形式、教师聘用的劳动关系特征、教师薪酬、教师专业发展等几个方面,对中小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几个特点做了简要梳理和介绍。
安雪慧研究员表示,2001年国家实施“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制度,2003年人事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对中小学教职工队伍建设、教师工资等制度进行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例如:编制与人事管理多元化、教师聘用形式多样灵活、教师薪酬待遇与岗位紧密结合、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多元化与模糊化等。
安雪慧研究员指出,在教师编制与人事管理层面,也迎向了多元化的特色。在实施“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之后,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教师管理层次上升,教师编制管理及使用权逐步上移到教育主管部门与政府。此外,县(区)单独成立人才中心,专门对教师进行管理,逐步实现教师人事管理制度的政校分离、管办分离、聘用分离。她认为,这样的做法既实现了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同时又有利于把校长从复杂的人事事务中解放出来。针对教师聘用形式的转变,事业编制教师除了适用“县管校用、区管校用”模式,也有“人才中心聘任、学校使用”模式。其中的人才中心管理模式与传统有编制教师稍有区别。
安雪慧研究员认为,在教师聘用的劳动关系特征中,人事关系、劳动关系并存。随着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的人事制度管理模式由终身制向聘任制转变。当前,我国的人事制度中依然缺乏教师聘任制的相关立法。“特岗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聘用方式,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促进教师队伍建设的模式,在聘用、培养、专业发展、退出机制等方面,都形成了较好的生态系统。
在教师薪酬待遇层面,岗位与薪酬紧密结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薪资待遇不再和行政级别挂钩,按照不同类别建立相应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多样化的非编制教师聘用模式下,一些地方和学校开始探索学校经费和教师工资包干制度。至于在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上,安雪慧研究员认为,因制度已经开始多元化与模糊化,教师聘用上的专业性管控和管理模式上的转变都会对教师评价权、评价内容和评价结果的使用带来一定的挑战。非编制教师的权益保障和专业发展的推进则是接下来必须考虑的问题。
安雪慧研究员表示,要做好教师人事制度的改革,必须厘清“人”的问题、“事”的问题、“人”与“事”的关系问题,搞清楚究竟是经费问题还是编制问题。
邹平副厅长针对人事制度改革也介绍了云南省的做法。面对云南基础教育师资队伍数量不足与质量有待提高的状况,云南省教育厅着手补充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教师队伍、稳定“特岗教师”队伍、优化中小学教师队伍配置、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并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通过人事制度改革,追求更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试图将云南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促进云南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人事制度改革政策实践与反思
1. 教师“特岗计划”
“特岗计划”全名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色岗位计划”,是2006年开始推行的政策,同时也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下的配套政策,至今为止已经施行了将近15年。郑新蓉教授介绍了本世纪初的农村“教师荒”背景,分析了县域农村教师招聘的困境,描述了“特岗计划”的出台时机、内容以及该制度的变革与改进,并且进一步分析了“特岗计划”目前面临的挑战与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郑新蓉教授指出,特岗教师计划始于解决西部合格教师稀缺、教育质量低等问题。一开始主要特岗教师职位以县域为单位,以补充初中教师为主,随着政策趋于稳定,其影响地区渐渐从西部往中部扩大。政策要求教师岗位设置明确下到乡镇及以下的学校,以补充小学教师为主。“特岗计划”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以中央财政为主。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特岗计划”教师的工资性支出,这也是中央第一次针对教师工资设立专项补助。设岗县财政负责落实特设岗位教师的地方性津补贴、交通补助、体检费,并按规定将相关教师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承担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应缴纳的相关费用。省级财政在计算各地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时,将其纳入标准支出计算范围。月工资根据当地在编教师工资水平发放。
在工作的推动模式上,“特岗计划”的模式具有公开、自愿的市场竞争等特征,在“国标、省考、县聘、校用”标准下,为农村保质保量补充教师,以促进均衡的政策目标。郑新蓉教授表示,该政策吸引了许多出身农村地区的优质大学生,借着这样的机会,这些学生可以找到一份相对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也可以反哺农村家乡,实现人生理想。另外,在特岗教师的政策启发下,地方从省级到市级都有很大的创新,例如河北、河南的省级特岗、湖北省的“资教计划”等。
郑新蓉教授认为,“特岗计划”让农村的孩子能够通过一个公平合理的方式进入到教师队伍,摆脱了以往的无保障的、依地缘、人情招考的多种弊端,借由中央发力、地方配合的模式,直接或间接地补充了从建国以来可以说是数量最庞大、学历最高、质量最好的一批农村教师。尽管政策不是尽善尽美,例如,少数地区的工作环境太过艰苦,教师队伍始终不够稳定,但这也正是未来政策可以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2. 教师轮岗交流政策
县域教师轮岗制度始于2014年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县域范围里的教师轮岗,特别是重点学校老师向薄弱学校的流动,提升后者的教学品质,最终实现区域教育的均衡。操太圣副院长认为,在诱致性与强制性双重政策作用下,教师的确“动起来”了,满足了政策规定的教师“轮岗”之人数比例的要求,但这些轮岗教师是否在新的环境中发挥了重要的变革作用,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在教师轮岗的讨论中,教师往往被视为学校构成元素之一,与学生、校园、设备一样缺一不可。而针对轮岗教师的假设可概括为:(1)流动教师作为可调配的资源;(2)该资源具有当然的使用价值;(3)该价值的发挥是可以超脱情境的。但是,操太圣副院长认为,作为重要的教育人力资源,教师具有能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容忽视的是,能动性的发挥是需要适当的环境支持的。换言之,轮岗教师到的每一所流入学校都有其自身的组织文化、制度和管理方式,这些情境因素深刻地影响着轮岗教师。一旦流入学校管理粗放,轮岗教师就如“候鸟式过境”,很难在短期内发挥理想的作用。
操太圣副院长认为,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其公共性来自于它被视为一项公共服务,而轮岗制度下的教师理应被视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因此,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殊法律地位,将有利于突破旧有的理性人管理思维,让广大教师在参与轮岗交流时走出算计的怪圈,更多从自己作为教育人的专业角度和系统人的事业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为此,他提出,教育部门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落实教育公共性理念,坚持整体性决策思维,形成共同治理机制,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优化区域内师资结构,尊重教师发展需求,聚焦学校内力提升,追求在这样的实践思维中,能让教师的“公共性”彰显,“能动性”被“激发”,如此才能充分实现轮岗教师制度的初衷。
二、地方基础教育财政与人事制度的创新案例
(一)绩效工资与教师激励
华东师范大学宁本涛教授针对绩效工资的实行,在30个省份的中小学做了施行状况的分析。该报告从总体实施情况入手,介绍个案中的典型经验做法,接着探讨各地在不同层面的实施问题,最后提出反思与建议。
他指出,目前全国在绩效工资的实行上涵盖了义务及非义务教育,参照公务员的薪资水平确定了核定的方法。在个案经验的部分,上海市教委针对出台政策开展了专门的课题研究,研究政策因地制宜的施行,属于高位推动的模式。考虑到当地的学校、学生与教师差异,在政府的指导之下,持续推动总量核定与分配考核的改善工作。宁本涛教授指出,上海的经验是规定乡村学校的绩效工资由各区在本区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进行统筹倾斜,配合年度考核的推动,使用民主考核和科学方式考核,让经费分配更合理、更说服人心。
他指出,尽管各地的实施状况各有不同,但从宏观层面来看,绩效的总量还是较低,且教师和公务员还是有一定差距;从中观层面来看,区域之间、义务与非义务教育之间、学校之间还存在着差异,而政策的倾斜与方案过于复杂也创造了新的矛盾和管理不便。从微观角度来看,教师本身对绩效工资的认知偏差,以及方案尚不完备等状况,都说明绩效工资制度还有待改进。
针对绩效工资制度实施以来的一些评价,宁本涛教授指出:绩效工资的一些问题或负面效应并非来自绩效工资政策本身,而是跟绩效工资政策与规范学校收费政策同时开展有关。在总量核算上,应该完善基础教育薪酬设计,建立教师收入与公务员实际收入的联动机制,切实增加教师工资,另外,应该调整绩效工资比例,增加奖励性绩效工资额度,发挥激励作用,加大对农村倾斜力度等。在绩效考核上,应该合理分配各级部门权责,加强教育部门对学校的考核,提高对学校的指导力度以及完善考核方法。
(二)教育集团化办学
1999年,全中国第一个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在西湖区率先成立。郑顺来副科长指出,西湖区面积大、人口多、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在城区的名校资源非常丰富,而农村片的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缺乏。伴随着商住区的大开发,无论是城市或是乡村的人都想流入城区,而集团化办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至今演化成四种办学样态:名校连锁办学、名校集团化办学、紧密型教育共同体办学、集团孵化新母体学校办学。
具体地来看四种办学样态:名校连锁办学,是一种为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最大化,以通过老牌名校输出文化、管理、师资等资源,使新建学校、薄弱学校等迅速提升办学水平的办学模式。名校集团化办学,是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评价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办学模式。到了2004年,杭州市政府根据西湖区集团化办学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推广。后来,随着杭州“零择校”政策的出台,第三种办学样态随之孵化而生,紧密型教育共同体办学的做法是从公办学校派管理团队到偏远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此时因为是管理团队“接手另一所学校”,而非“创建一所新名校”,因此更依赖制度上的支持。集团孵化新母体学校办学则是指以第一代的集团名校成立新的办学集团方式,繁殖出集团化办学的第二代,迅速扩大优质资源办学的力量。
郑顺来副科长提及,在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地方教育部门也配合出台了一系列人事、经费政策,特别是在人事制度方面专门出台了18个文件。此外,在经费政策上分别对支教老师、偏远学校经费保障等给予了相应的倾斜照顾。这样,不仅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也同时促成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尽管规模不断扩大,其品牌的质量借由完善的管理系统仍然可以继续保持着。郑顺来副科长认为,集团化办学需要依靠良好的管理制度,实施扁平化的管理架构;需要实现集团内部资源共享、互动共生;需要在实施统一的质量标准的同时,尊重各校的多元发展,以更贴近每一所学校的差异需求,并从中提供协助和支持。这样才能产生一个向上的结构力,才能够更有生命力地持续下去。这些都是在实践集团化办学中很重要的经验。
三、总结
本次主题论坛的内容丰富,有政策介绍、个案分享,属于研究性的实践和实践化的研究的交融。针对这些分享,陈学军教授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通过这次论坛,不仅更了解基础教育阶段的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相关政策的运行,而且看到了政策的真正施行,政策与人互动之后所衍生出来的效应与矛盾,这让推动政策制定的研究者更了解实际的状况。
其次,在分享过程中看见了许多研究者的“反思”。陈学军教授认为,对于教育、对于教育政策、对于政策效应的反思,都在提醒着每一个在场的人对实践要常保有反思。对于创新,则要追求多样性、复杂性、变动性以及解决问题的实用性。此外,有主动的创新,也有被动的创新,还得看是真创新还是假创新,创新越多任务越多,针对这样的状况,他表示研究者既需要鼓励也需要深思。
最后,陈教授指出,无论是财政或是人事的讨论,尽管看似是以教育为主题,但这些讨论都与社会、经济、区域甚至是国家脱不了关系,研究者在进行这样的实践与研究之间的探究时,需要跨学科、跨组织,才能有整体的思考能力。
上期回顾
2019年第5-7期(总第166期)
“认知诊断的理论发展及实践经验”分论坛综述
摘要:在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对认知诊断的形成历史、概念、实现技术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就如何应用认知诊断理论开展教育测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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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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