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
CIEFR新闻 | “珍惜每一个中国孩子:中国基础教育现实与可能的财政制度突破”分论坛顺利举行
发布时间:2024-01-27


2024年1月7日,“珍惜每一个中国孩子:中国基础教育现实与可能的财政制度突破”分论坛在北京大学圆明园校区顺利举行。本次分论坛系“第九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23—2024年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力度再度加强,同时再次强调了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中小学课后服务再度成为了“双减”政策的焦点。近两年,“双减”政策的实施以及不同地区中小学课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差异形成了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新的现实,对现行教育财政制度进行新的思考也因此变得迫切和必须。本次论坛主要就双减政策实施的影响、课后服务提供现状、义务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突破为主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易组织并担任分论坛主席,主题发言的嘉宾包括:首都师范大学中小学生校外教育研究院院长薛海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赵楠教授研究团队施春艳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陆伟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龚欣副教授,湖州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调研部主任刘纪蕊,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特任副研究员康乐,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副研究员魏易等。



首都师范大学中小学生校外教育研究院院长薛海平教授分享了题为“'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影响研究”,薛海平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学生和家长问卷调查研究显示“双减”政策显著降低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从不同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双减”政策对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降低效应,而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降低效应不显著。基于研究结果,薛海平认为应加强对隐形变异“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监管,防范因违法违规的“学科类”校外培训产生的阶层分化与新的不公平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易分享了题为“关于'双减'政策短期效果评估: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的研究”。魏易的研究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参与率与家庭支出均显著下降,而“非学科类”参与率和家庭支出均没有显著变化;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参与率与家庭支出均上升。在不同经济背景的家庭中,中产阶级成为最受影响的群体,“双减”显著降低了中产阶级校外培训的参与和支出,同时中产阶级也更加倾向于用校内课后服务替代校外培训。而高收入群体无论校内教育还是校外培训的参与和支出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赵楠教授研究团队施春艳博士作为代表分享了题为“'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决策的统计研究——基于校外培训机构视角的研究”,该研究主要分析“双减”政策对家庭商业校外培训决策的影响,并探讨其潜在机制。该团队研究发现,“双减”政策之后,学生参加学科类课后培训的人数减少,而参加非学科类课后活动的人数增加。“双减”政策实施后语言课后培训机构数量整体减少,体育课后培训机构数量增加,以及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数量增加。其基于理论模型的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减少了焦虑,特别是在择校方面,并增加了家长对家庭教育的关注,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即影子教育的供需影响家庭的私人辅导决策。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陆伟博士分享了题为“教育减负与补习机构式微:来自中国学科类辅导机构的经验证据”的研究。通过匹配大众点评网的学科类辅导机构信息与高德地图的地理编码数据,该研究估算出,“双减”期间,全国层面学科类辅导机构的压减率约为88%。实证研究表明,学校周边学科类补习机构的压减率越高,学生在学校内的学习时间也越长。换言之,在“双减”政策的引导下,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出现一定程度的替代,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替代效应在中下阶层的学生群体中更为明显。此外,学校周边辅导机构的压减率越高,学生平时在校内写作业的概率也越高,在校外辅导班写作业的概率则越低;但辅导机构的压减对学生每天完成作业的总时长没有影响。该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办好校内课后服务,使其更好、更贴切地服务于弱势家庭的子女,应是决策者关注的一个重点。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龚欣副教授分享了题为“'双减'时代学校课后服务的成效、问题与优化:基于全国多地的实证调查”的研究。基于调查,龚欣对课后服务多个供给特征联合进行分析发现课后服务已呈现若干典型供给模式,其中“引入校外主体-作业辅导比例低-收费”为常见选择。在课后服务的主要成效方面,龚欣的研究结果显示课后服务建设初具形态:61%的学校在“双减”政策颁布后开始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活动;学校托管功能得到发挥;学生完成课后作业时间减少,学生作业负担得到一定缓解。而针对目前课后服务提供现状,龚欣认为存在以下问题:(1)课后服务经费总量与分配存在问题,课后服务条件无法全面保障。主要体现在成本分担主体差异较大,针对参与课后服务教师的津贴发放覆盖范围和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2)课后服务主体以在职教师为主,在职教师工作负担普遍加重。(3)课后服务内容以学科类为主,学生多元发展需要未得到充分满足。(4)课后服务未有效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校外培训减负显效不强。(5)弱势阶层家庭参与率不高,课后服务参与存在经济与认知门槛,需求方参与和学校服务供给质量的城乡差异显著。针对上述问题,龚欣提出了针对这些问题的优化建议,包括改善适配机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经费保障等。


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调研部主任刘纪蕊基于参与浙江省校内“双减”政策制定与实践经验,以“乡村儿童获取课后服务现状、困难及治理思路——基于东部省份的观察”为题分享了相关思考。刘纪蕊展示了浙江省级层面校内“双减”主要举措,包括经费保障、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政策、在线答疑服务、课后服务应用开发以及寒暑假活动组织等。与此同时,她指出乡村儿童在课后服务获取上存在基础服务基本保障、拓展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她认为乡村儿童获取课后服务的主要困难包括:城乡教育既有资源不平等、课后服务供给模式不能完全满足乡村需求、乡村儿童获得课后服务成本高等问题。最后,她提出了相关治理思路,包括补偿教育定位、专项基金试验策略、多元共治模式等。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以“县域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现实、矛盾与政策可能性”为题,分析了中国县域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现实情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未来政策的可能着力点。田志磊认为县域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面临以下现实:(1)伴随出生人口下降以及学龄人口持续向城镇集中,“城挤、乡弱、村空”现象日益突出。未来几年,小学资源闲置,但初中还趋于紧张。(2)地方财政普遍面临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全口径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增大、收支矛盾加剧。(3)学校内部资源分配上,基建、运营与教学功能存在资源争夺。(4)课后延时服务的开展改变了教师收入和家庭教育负担等。上述现实引发了县域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矛盾,包括:土地财政放缓后县级政府义务教育投入意愿和能力下降与义务教育“以县为主”之间的矛盾;人口在城乡大规模流动与义务教育补助基建类项目城乡分割之间的矛盾;教育基建新基建项目建设高标准与日常运营维持低投入之间的矛盾;学校人员和校园安全后勤支出刚性与教育教学支出柔性之间的矛盾;延时服务成本分担与缩小义务教育城乡、群体教育差距的矛盾。针对上述问题,田志磊提出未来可能的政策着力点,包括:提高标准,探索差异化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建立城乡统一的校舍安全保障机制;适度扩大公用经费使用范围;在综合奖补中支持教育共同体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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