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
我们的学术体验与学术自觉——北大财政所15周年庆活动小结及主旨论坛开幕辞
发布时间:2021-02-04

编者按:本文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在2021年1月20日“教育财政:中国的问题体系与理论建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所成立15周年庆典暨第六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主旨学术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

作者:王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我想以两个小故事开始今天的发言分享。

第一件事是昨天在准备今天这个发言的间隙,我听了康乐博士关于“匹配机制、合理嫉妒与高考录取结果”的讲座。讲座由北大教育学院和财政所的校友叶晓阳博士主持。当被问及康博发表的这个论文的数据来源时,晓阳说这是财政所的数据,数据后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实际上康博做的这个研究财政所从2008年就开始了。当时宁夏的同志委托财政所评估六盘山中学和育才中学,我们说不能只看这两个中学的学生有多少考上了北大清华,必须要研究这两个中学对宁夏整个基础教育系统的影响。为此我们同事钟未平跑了宁夏的每一个县,把宁夏每个县整整十年的初中和高中学生的成绩都拿到、并把它们都进行了电子化。

第二件事是,昨天《人物》杂志一篇题为《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的文章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刷屏了。可能有不少人都读过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里提到了我们的同事宋映泉老师2010年完成的研究。映泉当初为这个研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他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年不断地被人提起,直到今天。

图1 《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文章截图

这两件事让我非常感慨,因为让我想起了相关的过往,这似乎也说明了财政所这些年来我们都做了什么。

一、十五周年所庆活动小结

今天会议安排我先对北大财政所15周年庆的系列活动做总结。这个总结是不是就是关于我们所庆活动中一系列论文/丛书的发布、讲座、会议等信息的堆砌?本来我是这样打算的。

北大财政所15周年庆系列活动

  • A系列:教育财政丛书系统新书发布会
  • B系列:第六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分主题学术论坛
  • C系列:“国家治理与教育财政:多学科视角下的审视”系列学术讲座
  • D系列:“怀仁怀朴 唯真唯实:不懈的求索”北大财政所15周年庆典暨“高等教育发展观察国际联盟”成立大会
  • E系列:“独特的学术体验”系列学术讲座

感谢我的同事朱蕾娜老师帮我做了一个部分所庆活动的名称和摘要的词频分析(图2)。但是这似乎非常流于表象。我想我们可以谈得更远更深入一些。

图2 所庆活动主题分析

这次三天的主旨论坛的核心目的是请财政所的同仁和我们的师友共同来总结我们的过去,检讨我们的不足,策划我们的未来。我今天的会议发言题目叫做“我(们)的学术体验和学术自觉”。我后面的“们”上还打了个括号,谈的更多的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关注财政所过去几十场活动的师友可以看到财政所内部其实比较松散,每个人想做什么,比如说要做一个讲座,我要怎么样、做什么,就做起来了。我们的所庆活动就是每个同事行动的自然汇集,其实并没有一个很细致的集中式策划。那么,我下面谈的主要是我个人的想法。

图3 Norton Grubb教授

首先,我想谈谈我为什么一再地提“独特的学术体验”。财政所15周年所庆活动中有一个系列就叫做“独特的学术体验”。上面这个照片是我已故的博士生导师Norton Grubb。闵维方老师说要办财政所时我还很年轻。我给Norton写了一封信征求他的建议。他回信说:你应该参与(建设财政所),因为这将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验”!你回到中国就是为了要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参与建设财政所这件事对于你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将是非常有助益的!过了这些年,回想起这几个字,我觉得“独特的学术体验”实际上谈的就是财政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即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认识我们从事的工作这些基本的问题。

二、我们的学术体验和学术自觉

我想更多地谈一谈我们的学术自觉。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三天主旨论坛其实完全是关于我们的学术自觉的问题:我们过去的工作有哪些成绩和不足?有哪些是有意识地做对了的或懵懂地做对了的?有哪些是我们还很糊涂、需要改进、需要更多指导的?我个人总结,作为一个团队,过去这些年我们似乎做对了几件事儿。

第一,我们明确并坚持了应有的学术价值观。

“怀仁怀朴、唯真唯实”这个所训是在财政所建所后不久确立的。不知道北大有几个学院、研究所和财政所一样有院训或所训。财政所在刚刚诞生的“婴幼儿期”遇到了很多困难。在那种背景下,我们确立了“怀仁怀朴、唯真唯实”的所训。今天闵(维方)老师、丁(小浩)老师、岳(昌君)老师也在,你们一看到“唯真唯实”就知道这四个字是来自汪(永铨)先生的“五不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不唯我、不唯“风”)。过去的十五年,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证明了我们对得起“怀仁怀朴、唯真唯实”这八个字的。不管是政府合作伙伴还是学界同仁,他们有可能不认同我们的观点,有可能认为我们的一些研究质量还不够高,但是对于我们能够坚持这八个字,特别是我们的研究初心,从来不去附和任何人和任何部门,本着“唯真唯实”的学术价值观去做事,对此大家大概不会有太多的疑义。

第二,我们非常坚持多学科的研究特色和研究团队的架构,视之为我们的生命力的源泉。

过去我们的几十场所庆活动可能让一些朋友有点惊讶,因为我们所庆活动的主讲人有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分享主题也十分多样化。这主要是和我们自己人的多学科背景相关,这是我们建所之初就确定并坚持的团队特色。我们的同事中,除了有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几位外,明兴有政治经济学背景,建国有法学背景,等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于财政所形成今天的研究格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未来也一定要坚持这样的研究团队的学科架构。

第三,我们非常坚持国际化的视野,以国际化为重要特色。

前几天康乐博士在忙于他参与的高校科技财政课题之余,顺手查了查2020年财政所教师的重要的国际发表。财政所对于各位老师从来不按照国际发表这种指标进行绩效评价。如果是评比的话,我肯定排在财政所的最后一位。康博总结的这个表只是关于在比较重量级的国际期刊的发表。仅仅从发表数量上看,我猜想我们应该不低于北大文科院所的平均情况;而且发表的期刊也是非常多学科。外界形成的印象似乎认为财政所主要是做政策研究的,其实并不仅仅是这样的。我们老师们的能力都非常出众,有的甚至具有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大家都努力走在国际学术前沿。

表1 财政所同仁2020年国际发表情况(部分)

我们也做了非常多地将我们的政策研究与国际合作研究相结合的努力。例如前两天我和周森去林建华校长的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做了一个报告,在准备这个报告的时候发现,2008年我们启动的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印度教育规划与管理国立大学等延续至今的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经历了“金砖四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占领制高点战略”“联邦国家与高等教育”等几个阶段,到现在还在持续当中。这些国际合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国家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来开展的。这种高端的国际化的合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哺了我们服务于政府的政策研究。2020年10月30日晚上,我们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等院校的教育研究机构一起商议发起和组织了多边合作伙伴关系联盟“高等教育变革观察国际联盟”,这也是这种国际合作的延续。

第四,努力以前瞻性、引领性的研究作为履行我们对政府的研究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识到我国“胥吏化”智库研究的局限,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学术自觉”之一。我和张文玉、于洋在2016年将相关思考写成了《中国智库“胥吏化”问题研析》一文(点击标题即可阅读该文章)。所谓智库“胥吏化”,是指现有体制内的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有如历史上的官与胥吏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体现为智库的高度行政化,另一方面体现为智库之于各个决策部门的直接从属地位。“胥吏化”导致现有智库缺乏基本的、必要的思想独立性和运行独立性,这是我国既有的智库体系大而不强的根本原因。智库“胥吏化”的制度安排加之我国决策组织机制的特点,使得从宏观层次上看,我国智库的碎片化、本位化和犬儒化问题十分突出。回顾我们过去的 15年,政府的同志们比较认可的往往都是我们完成的独立的、比较有前瞻性的研究,他们觉得“你们想到了一些我们还没有顾得上的问题,很有价值”。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做应声虫式的研究。

另外,我们的研究定位必须接受我们“小而精”的条件约束,扬长避短。特别是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高度的平台上,我们努力做一些更加有深度的、更加有思想性的政策研究。这也是我们在北大这个平台上应该做出的贡献。

第五,形成了覆盖所有类型和学段的教育财政研究体系。

这种情况大概全球“唯此一家”。美国和欧洲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教育财政的研究所,但是像北大财政所这样覆盖了所有的学段和类型的,大概全球唯此一家。目前我们所里的几位老师几乎都是重磅的PI。学前教育阶段的研究是映泉在负责,他就是相应的PI,高等教育研究的PI就是建国,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倚重郭建如老师、杨钋老师和田志磊老师,等。我们的研究领域基本上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最近科技财政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像我们这样形成了如此完整的教育财政研究体系的研究所应该主要和中国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手段覆盖了所有学段、所有类型学校是有关系的。

第六,财政所全体同仁从来没有惧怕过将自己作为改革的承受者和先行者的责任担当。

财政所成立以来,三易其址,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获得增加编制的许可,几经风雨,历经磨难。2015年,我们响应北大校方的号召进行了新体制改革。当时北大相关部门找到我们,表示财政所是北大文科中几乎唯一的一个经费自给的机构,希望我们成为改革的先行者,在接受这个改革的前提下给予财政所更多的编制。目前,财政所除了我和明兴还是教学科研系列的编制外,其他人都进入了新体制成为研究技术系列人员。前几天听北大的一位同志说,在北大,人们一般认为最好的研究人员是进入教学科研系列的,研究技术系列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但我们财政所不是这样的。坦率地说,我们的同事特别是年轻的同事们,以他们的学科背景、学术训练,往往可以在别的机构找到教学科研系列的教职,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进入财政所。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回避将自己作为改革的承受者和先行者的责任担当。

三、我们的研究不足和未来使命

回顾以往,我觉得我们大概还是有一点上面说的低层次的学术自觉,使得我们走到了今天。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和闵老师说部委同志提出要和北大共建财政所时,闵老师说,“这是真的吗?”这个所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来得很偶然。这个“婴幼儿”“生”下来、活到了今天,特别感谢在座的师长们的支持和帮助。到今天,我们需要建立起更高层次的学术自觉,这是非常迫切、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的所庆系列活动主要有几个层次的目的:第一个层次是分享,特别是我们所内年轻的学者往往都没有经历过我们前面那些年的艰难困苦、也没有过参与大型政策设计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代际之间的分享。第二是系统梳理财政所2005年到2020年重大教育财政政策研究的经历和体验。第三是就如何进一步针对过去十五年中国教育财政制度建设的历程进行学理化表达、展开讨论。这种学理化的表达和梳理,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努力,特别是今年明兴带着所里的同事们编出来的几本书,应该是这种尝试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这方面努力还是不足的。最后,在此基础上共同讨论“从中国问题出发”的教育财政研究的问题体系与理论建树。

我想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回答了哪些这个时代的重大谜题?中国的教育发展之谜?中国的教育财政之谜?中国的国家治理之谜?答案并不清晰。关于中国教育发展之谜,我想未来必然会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经历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以高等教育为例,在过去15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确实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如何来的?国家采取了哪些策略?我们的中国教育财政之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靠着非常有限的财政性投入支撑起来了这样快速的教育发展,这也是个巨大的迷,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并没有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还有中国的国家治理之谜。由于和教育部、财政部的合作关系,我们每天都在体验、见证、观察到中国的国家治理的特点。这次所庆活动特别邀请了周雪光、周飞舟、朱恒鹏等老师来做讲座或者点评,后面有我们同事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考量。可以确认的是,目前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学术讨论,缺乏关于部门治理方面的深层次思考。不认识清楚中国部门治理的特点,就不能回答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和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谜题。如果我们不去回答这个时代的重大谜题,我们的学术研究可能就并不具有真正重大的价值。

我们的历史性贡献还是十分模糊的。为了准备这三天的会,我们几个同事都不约而同地谈起北大教育学科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教育财政学者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关于其重建中主要问题的事实分析》一书。我们财政所的哪一本书在50年、60年之后还会有人读?当前应该开始考虑我们的历史性贡献。我在财政所成立大会上说过一句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的心应该足够大,大到可以想到50年、60年以后,这样可以使我们免于蝇营狗苟于眼前。

我们如何承前启后,开始代际传承?我们可能做出哪些比较有特色的研究及自觉总结相关的研究范式的特点?相关的努力都是不足的。

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我们的研究质量还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上。对此我们有清醒的认识。

总而言之,接下来这三天的会议里,我们希望邀请我们各位尊敬的师友,在你们的帮助下,和我们财政所全体同仁一起,共同反思与总结我们的过去、展望与策划我们的未来。

谢谢大家!

 (整理者:张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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