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主办的“聚力乡村教育振兴——2019年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年会”于4月20日-21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是近年来我国首个聚焦于乡村教育的大规模、高规格的综合性会议,聚焦“乡村教育振兴”,以主题发言、圆桌对话、分论坛、创新案例展示等多种形式开展。
大会共安排四大圆桌论坛和八大主题论坛。其中“创新型乡村学校构建”专题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CIEFR)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共同主办。会议围绕农村学校的价值与创新、农村学校创新变革的关键、乡村学校创新案例与发展策略和乡村创新学校的发展几个议题开展讨论。国内乡村教育创新改革实践的乡村学校负责人、旨在推动乡村教育创新的地方教育部门管理者、研究者、社会公益组织等不同领域的100余位代表与会进行了共同探讨。本文对“创新型乡村学校构建”专题论坛中的“农村学校创新变革的关键”圆桌讨论内容进行综述,以飨读者。
“农村学校创新变革的关键”圆桌讨论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主持,参与讨论嘉宾包括: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学院科研室主任、全国教育局长研究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雷万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赵丹,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基础教育高级项目干事杨兰。
创新型学校改革的关键要素
与会者认为,创新型学校的改革的关键在于回归生活的本质,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立足乡土文化同时发展多元文化、构建本土化课程;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推进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发展;选聘真正有能力有责任的校长、让真正有乡土情怀的教师扎根一线;促进小规模学校教师和中心校等的资源共享,增加交流等。
杨兰认为,乡村学校的创新的构建包括:一是回归教育本质的课程,也就是生活教育。二是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三是注重多元文化的课程,创新应该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课程,例如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乡土课程。中国的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大部分地方包括农村的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创新性学校应注重多元文化课程,从地方性课程和乡土课程着手构建自己的课程。
杨东平指出,创新型学校的核心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儿童中心的价值观。第二是自学为主的教学方式。一丹奖获得者提出的哥伦比亚的“新学校模式”极具操作性,它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学习指南,新学校以学生自学为主的办学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对师资的要求。第三是生活化的活动,在综合活动中培养学生能力。杨东平认为,最难实现的是第二条,比较容易学的是第三条,即面向生活、面向社区,结合丰富多彩活动型的课程,这对改善农村学校是有启发的。
雷万鹏表示:过去对于学校发展的动力强调的是教育和教学——即成人世界如何帮助孩子发展的问题;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儿童的需求和儿童的发展是怎样的成长历程?重点在于构建、推动学生终生学习和学习力。无论是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还是欧盟2018年1月发布的《关于终身学习的核心素养提案(2018)》,都强调了终生学习的能力。学习和学习力不应该仅限于学校内部,应该是全范围的。在学生整个品格形成过程中,应放大学习的范畴,推动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发展,因此,创新型乡村学校应提高学生的学习力。
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受到了与会嘉宾的关注。杨东平教授在对河南洛阳高新区的几所学校的走访发现,这些学校很有活力,校长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这些学校都参加了新教育实验。他认为,这些学校发生变革最核心的原因是在全体教师中公开选聘校长。通过选聘任命的校长责任感都非常强,这是改善小规模学校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雷万鹏指出:当前需要一个产生一批关心乡土教育、有真实情感的教师和学校的土壤。目前大量的乡村教师进的来、留不住,特别是很多特岗教师,教一年、两年就走,留下的不到80%。乡村教师队伍包括校长都出问题了。教师队伍的发展,第一个优者从教,第二个是教者从优。我们要关注人格特质与教师情怀的匹配性,关注教师的心理动力机制。可以考虑使用性向测验的方式,将有乡土情怀的老师大量地筛选进来,这样对慢慢地改善教师队伍和培养大量乡土情怀的老师有一定的帮助。 杨兰认为,动力机制重要的是要考虑教师尤其是当地教师的内生需求。
赵丹调研发现,在临夏州,老师之间有较多的交流、共享、探索,如共同听课,研讨教学设计,定期在中心学校的办公室研讨教学方法、理念等。通过这种资源共享的方式,小规模学校的老师原有的孤独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开展教学活动更有活力和动力,进一步促进了小规模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方华认为:“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方面进行变革就能达到变革”的想法和实际情况不一定符合。例如,为了实现教育均衡,要求县城教师到农村支教并给支教教师提供一定的补助,这种做法是对一个地方的教育生态的极大破坏,这是因为原本基于教育资源均衡的考虑让优秀教师下乡支教,最后变成了工作懈怠的差教师留在了城里,而认真工作的优秀教师得下乡支教。方华认为,有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方法是计算教师缺编总量,让农村的缺编比例低于县城的缺编比例。县城老师的工作量大一点,有助于实现城乡教育生态的平衡。二是鼓励老师流动。比如说新分配的老师都必须在乡村服务五年,每一年都通过各种形式让老师进城,确保了农村教师不缺编或者少缺编。相应的经费,更多地投给农村校长,而不是教师。
方华提出,乡村学校的特质和价值、定位和目标应该和其他学校是一样的。乡村学校的问题是外界的原因导致的。乡村学校办学有三个关键点:一政策、二研究、三践行。政策的作用是导向、规定、保障,政策是否能够落下来还要靠真正的政策实践;研究能帮助教育发展得更好,但它绝非替代教育实践,也不是说教育研究就等同于教育实践,教育实践必须在教育政策的指导下做工作。方华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对教育多一些信任,信任一线教师,信任一线校长,信任孩子。如果教育没有信任,无论是生活教育还是其他教育理念都是空谈。现在学生都是任由摆布的木偶,教师没有多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也不再能够发声,主要是限制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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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乡村学校的体制性障碍
与会嘉宾认为,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已经能够较好地保障教育的发展,乡村学校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是政策较多、管理较细、学校自主权较少,教育资源未能完全充分利用,教育生态存在问题,以及中小学的办学自主权需进一步改革等。
方华提出,创新型乡村学校的构建,一是要把资源用足、用好,二是要增加自主性。现在教育创新当中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在教育资源已经能保证教育发展,关键是人为导致的不平衡造成的损耗,而没有回归真正的教育。如果每一位校长、局长和老师把现有的资源用好,现在教育的发展也不会像今天这么糟。方华提出,中国教育的问题不是政策太少了,是太多了;不是管理太松了,是管理太细了,是我们自主太少了。“我们在关注课堂的时候,已经比中央电视台的关注率都高了,一堂课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师生共同成长的生活方式,课堂更聚焦于学习要素而已,所以我不赞同高效课堂,我赞同有效课堂,我只赞同课堂要有基本的效率,遵循基本的规律,每一个老师面对不同的学生,面对不同的课堂是不一样的,老师不可能一天上三堂课都是一样的。所谓的展示课、优质课等做课现象,不是常规课。”方华建议,要给校长、老师、学生最基本的权利,少评价、少管控。
雷万鹏认为,我国教育政策的改变不是一下子到位的,需要慢慢打开政策之窗之后才逐渐过渡到政策的出台。乡村教育的振兴,是关注最弱势的群体的发展问题。关键不是学校,是在这里生活的学生,应该是关注在大量的小规模学校生活的孩子的改善。乡村教育问题的改善,应该从三个层面去考虑:第一就是我们如何去定位小规模学校的问题。虽然小规模学校是薄弱的,地方上一定不会支持,但这类学校也可以是弱势孩子生长的土壤,社会资源也可以去推动发展。第二是小规模学校要有开放的态度。在交通发达、信息网络时代,一个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一定不能孤立起来,要与中心校在内有专业理想的各界资源多交流,获得信息刺激和发展动力。三是要改善评价,应将教育发展和教育生态的内涵作为对于教育局局长尤其是县委书记评价的指标,形成一种更有效的教育生态,通过制度来实现教育理想。
赵丹建议,需要从经费上保障小规模学校的运行。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和管理体制下,小规模学校面临总体性短缺,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因此,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可能是未来国家要推动的一个趋势、走向。很多小规模学校经费的获得仍然是申请式的,一般是由校长垫付经费再申请,小规模学校不能足额地拿到经费。师资和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交流,也需要县级政府有政策上的调控和相应体制机制上的调整。
杨东平认为,局长对一个地方的教育生态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因为局长有很大的自主操作的空间,可惜相当多的局长都是从税务局等和教育无关的部门调来的,对教育教学没有认识。一个好的局长有可能缔造一个好的教育生态,一个好的局长是农村教育改造的关键。
杨东平认为,创新型乡村学校是体制创新的产物。建议在不改变学校共有的主权的情况下,政府全额拨款,通过委托管理、赋予更大的授权和自主性的方式,让教育家办学。在美国,这种办学模式被称为特许学校。目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也委托管理了一所学校,美丽小学是美丽基金会和当地教育局合作,腾讯基金会和深圳市合作办了一所学校,通过委托管理的方式,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激发了学校的办学活力。杨东平还进一步呼吁推进中小学办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
此外,与会嘉宾还就如何参与乡村教育与乡村学校创新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为,参与乡村教育和乡村学校创新需要多方主体积极配合。首先,广大青年学子应当心系乡村教育、积极参与乡村教育的实践;其次,乡村校长和乡村教师应当拥有教育情怀、有坚守、有责任、有担当;研究者应当深入乡村实地考察,避免“关起门做学问”,脱离实际情况。此外,对乡村教育的理解一定要回归社会实际,只有理性地分析,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才能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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