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子女随迁、城市就学与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发布时间:2020-09-11



在子女随迁与城市融入的维度,许多研究往往将认同和融入混合起来使用。然而,这两者有着重要的差异。融入问题因此是一种复杂的带着多种客观和非客观的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已有关于认同决定因素的文献主要从个体和制度特征上去分析农民工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然而,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却鲜有提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徐慧在其发表的《子女随迁、城市就学与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一文中,着眼于已婚且有子女的农民工群体,从其面临的子女教育问题切入,研究了子女随迁以及子女城市就学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研究对提升农民工及其下一代对城市的认同感、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城市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也对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方向提供重要借鉴。

一

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

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11年卫计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调查涉及31个省份,326个城市以及5850个社区或村庄。调查中的流动人口家庭是在城市居住超过1月且不拥有当地户籍的人群。总共调查的流动人口家庭为128000户。调查中的抽样技术是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技术。在所选取的5850个社区或村庄中,随机选取20户流动人口家庭。研究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与子女因素联系起来。根据研究假设,流动者个体的城市认同不仅取决于其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城市职业与收入、城市与区域特征等因素,也取决于子女因素带来的影响。
(二)考虑内生性:工具变量法
是否将子女带到城市和农民工对该城市的认同之间并不完全是外生的。一个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农民工对该城市认同感更高,也更愿意将子女带到该城市一起生活。另外,也无法排除同时可能影响个体城市认同感以及家庭安排决策的不可观察到的其他因素。基于这些考虑,研究除了使用常规的OLS回归方法外,还采用工具变量,并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研究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带子女随迁到该城市的农民工的比重。文章认为这样的比重越高,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会越大。而这个比重对农民工对现居城市认同感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来讲,这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二.

子女随迁、城市就学与城市认同的经验分析结果




(一)子女随迁、城市就学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OLS回归结果显示随迁子女数越多,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更强。即便至少有一个子女在城市一起生活,也会极大地增进农民工对本城市的认同感。进一步分子女的年龄看,无论是带学龄前儿童还是学龄阶段的子女到城市一起生活,也都显著地增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虚拟变量随迁学龄阶段子女的系数较随迁学龄前子女的系数大,说明能带子女到城市就学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认同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分子女的性别看,结果也是一致。无论是带女孩还是带男孩到城市生活,都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且影响程度相似,说明子女的性别并不是决定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决定因素。
(二)内生性的处理
文章指出,子女随迁与否并非外生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因为认同感本身也能促进个体将子女带到城市一起生活。此外,也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因素共同影响农民工家庭安排决策和城市认同感。因此,如果不对以上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简单的OLS估计量有可能有偏误。为此,研究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重新估计,并与先前的结论进行对比。研究的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和随迁子女的决策是显著相关。也就说在本城市带子女随迁的农民工的比重越高,个体农民工带子女随迁到该城市的可能性越大。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后,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认同感依然具有显著的正作用。对比无工具变量和有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研究发现新的估计系数比没有进行内生性处理之前要大很多。这也意味着,如果不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的话,得到的估计结果偏小,会低估住子女随迁对城市认同的影响。
(三)农民工对城市认同的子女效应的机制探讨
研究认为城市认同是一个纯主观的个体心理感受,表现为更喜欢这所城市,更关心这所城市的变化以及更愿意融入这所城市。作为机制探究,研究尝试通过实证检验带子女随迁到城市是否显著地提高了农民工在该城市生活的主观幸福感,从而使得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更高。因此研究以子女随迁数量, 至少有1子女随迁, 不同年龄阶段的子女随迁, 以及不同性别的子女随迁作为自变量, 将幸福度作为因变量, 进行四个OLS回归估计。
结果显示,子女随迁能够显著地提高农民工个体在城市的幸福度,且不同性别和年龄阶段的子女随迁都产生了高度一致的影响结果。从影响程度来看,学龄阶段子女的随迁对农民工幸福度的影响更大。该结果恰好有利地解释子女教育保障对父母城市认同度影响的重要性。由此,可以得出,将子女尤其是学龄阶段子女到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确更加幸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有子女,尤其是有学龄阶段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对该城市的认同度也会更高。

三.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实证探究了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决定机制,尤其重点检验了子女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研究说明,子女随迁,尤其是将子女带到城市就学的农民工感觉到城市生活比老家更幸福,是农民工对该居住城市认同的一个重要心理影响机制。关注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是我国城市化深入推进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发现对如何推动城市社会和谐发展、提升居民的主观福利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根据文章结论,研究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其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生活问题是公共政策应努力的方向;第二,扩大教育供给。建议国家通过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城市教育机会,以此满足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对教育的需求。政府可以加大教育供给上的财政投入,也应该以鼓励兴办民办学校的方式来扩大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第三,提升城市建设。城市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因素。作为城市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应长远考虑城市的发展,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让城市均衡发展。唯有如此,生活于此的居民才能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喜欢所生活的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主角和城市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文献介绍

徐慧.子女随迁、城市就学与农民工的城市认同[J].教育经济评论,2019(2):63-81.

文献推荐者感言



农民工群体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由此带来的留守子女和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尤其对于处于学龄阶段的留守子女而言,长期的亲子分离必然会对其学业、情感和认知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反作用力也使得农民工群体长期处于漂泊在外的情感焦虑之中。随着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性加大、交通日益便捷,加之区域性政策不断完善,留守子女逐渐转变为随迁子女,他们可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就近入学,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学习生活,这些不仅有益于学龄子女的身心健康,而且对异地打工的父母而言,子女随迁所带来的异地家庭团聚也会促进他们自身的情感归属,强化他们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其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因此,提升城市建设、扩大教育供给、完善公共服务都会进一步推进随迁子女的城市获得感和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尤其要突出城市社会保障中教育资源的普惠性、灵活性和公平性,在解决随迁子女异地接受教育的后顾之忧的同时,进而减小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压力,增进其城市认同感。
                                             ——马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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