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见“微”知著: 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
发布时间:2019-08-09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基层却极为重要的环节,其与社区新媒体的关系,尚有不少有待厘清的问题。基于此,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的陈福平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荣誉两位学者在近期发表的《见“微”知著: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一文中,尝试从新媒体的多维技术特征出发,探索了兼具媒体、社会网络和政务平台等技术特征的社区新媒体与社区治理之间的互构关系。研究表明,居民日常的新媒体资源网络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而官方正式平台却收效不佳。文章进一步分析指出,层级化的社区治理结构使官方平台的内容生产与居民社区性信息和互动需求分离,从而导致技术功能的“收缩”。因此,社区建设中信息技术和治理结构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一)社区新媒体与治理的两种视角:资源网络与平台建设
(1)新媒体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息与互动。研究综合社会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发现,一方面,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新媒体的信息供给角色构筑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叙事系统,传播了地方性知识,激发出基于空间的各类治理话题,增进了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感知和理解;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网络平台,新媒体凭借其社会化优势,改进了居民间接触的机会结构,搭建新型的邻里关系网络,这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形成,从而增强社区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两种功能彼此交融,共筑居民日常话题和交往的社区属性,构建出一种居民的新媒体资源网络。这种资源网络兼具信息供给和行动动员的优势,从而可能提升社区的治理水平。
(2)平台建设:作为基层政务的新媒体。源于新媒体具有的信息和互动功能,当基层管理机构作为网络中的特定用户时,它可能在三个方面对社区治理发挥独特的作用。第一,社会化形态的互联网技术提升了基层政务的透明度。第二,新媒体能提高基层政务的回应性。有利于管理者更精准地把握公众需求,提供相应服务。第三,新媒体能够促进基层部门的问题解决能力。可以提升政府快速而有效地与大众沟通的能力,尤其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及时地收集公共信息并向居民提供反馈。总体而言,新媒体的媒体特征提升了政务透明度,而社会网络特征则让政务机构作为特定成员融合于居民日常的新媒体资源网络中,提高了政务的回应性,从而实现信息时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技术和社会往往是一种互构的关系。当前我国社区实践同时包括了行政性和社区性,因此可能兼具层级化和网络化的社区治理结构会如何与新媒体技术相互影响呢?此研究认为,新媒体技术功能的弹性就依赖于不同治理结构所塑造的多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不同形式的社区新媒体凭借信息和互动能力,让居民对社区管理、参与和认同等治理要素产生了不同评价,影响了社区治理水平。而另一方面,技术所嵌入的社区治理结构(例如当前社区中并行的层级化和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塑造了多主体之间的行动逻辑,可能让技术发挥出不同功能。对这种互构关系的探索和解析,有助于理解当前“互联网+社区”行动的实践效果和日常逻辑。
(二)社区新媒体对治理绩效的影响
由于微博和微信的平台差异,研究通过微博用户和微信用户两组子样本,建立了6个分析模型。由于模型中既包括个体水平的人口学特征和新媒体资源接入等变量,也包括社区层次的新媒体平台建设水平、社区规模变量,因此文章采用了多层次线性回归对模型进行估计。通过分析可知,首先,居民之间的日常接触、从新媒体获得社区信息以及在线参与所交织构成的社区媒介系统,促进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提升了社区管理,并有利于共同体感知的形成。其次,当前社区新媒体的正式平台更多地体现了媒体特征,通过信息机制影响了社区治理,但并未显示出参与和互动的社会网络平台优势。最后,社区微博的日常活跃程度(日均微博数)对社区管理和社区感都具有负向效应。有研究也发现微博用户的日均微博数对其线上影响力具有负面影响的现象,原因则可能是虽然博文数量增加,但博文的有效信息量却下降,从而形成信息过载。
(三)嵌入于社区治理的新媒体:技术弹性与内容生产
(1)新技术的应用与功能“收缩”:内容生产的“行政化”。研究发现,虽然新媒体兼具信息媒体和社会互动网络等优点,但社区微博、微信公众号这样的官方平台实际只起到了信息媒体的作用,甚至其信息供给对社区治理起到了负面影响。研究通过对22个社区的官方微博账号和16536条社区微博内容的分析中发现,社区微博实际无异于一般的宣传媒体,并没有体现出鲜明的社区性。可以说社区微博从诞生起便带有行政任务的色彩。但这也不仅仅是上级行政要求的结果,也受制于居委会本身的组织资源。
因此,在行政任务多、组织资源不足等社区治理环境中,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表现出“行政化”特征。技术的功能弹性造成了一种嵌入性的功能“收缩”现象,即具有多元功能优势的新技术由于受到所处治理结构的约束,发生特定功能的萎缩。综合以上发现,社区新媒体正式平台的运作嵌入于治理结构,其内容生产也随着政府机构、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等治理主体间博弈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发生了“行政化”。
(2)技术的社区分化:内容生产和需求的分离。文章认为,社区微博这种新媒体平台能否得到积极互动,取决于其内容生产是否能更接近社区的真实需求,而居民的真实需求则是信息和互动的“社区性”。然而当技术平台嵌入于层级化的治理结构,内容生产远离居民需求时,平台关注者会对这种趋势作出回应。由此,社区新媒体平台的技术功能“收缩”,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运营者所言的居民的社区“冷漠”,而是内容生产的“行政化”导致了与居民需求的分离。
综上所述,研究表明居民日常新媒体资源网络能够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然而具有网络互动优势的社区新媒体正式平台却只发挥了信息媒介的有限作用。通过线下访谈和基于社区微博的内容分析,研究也发现社区新媒体平台存在技术功能的“收缩”现象,根源在于其嵌入的层级化社区治理结构造成了内容生产和居民“社区性”需求的分离,使新媒体平台的信息质量和互动的回应性都不尽如人意。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给予我们以下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首先,无论是居民新媒体资源网络还是社区新媒体平台,能否满足“社区性”需求都是其活力的核心来源。其次,对社区官方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特点和生产机制的分析,也提供了观察新技术与其嵌入的宏观治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微型”窗口。本来只具有媒体和社会网络特质的新媒体资源网络扩展出“政务平台”属性,可能更强化了以居民为中心的资源网络和以管理者为中心的正式平台之间的隔离,带来政治信任危机。最后,“信息化改变社区”,而社区也影响了信息化进程。虽然理论界倡导社区治理需要向网络化治理转向,但缺乏对信息技术之于社区微观实践过程的关注。因此,文章尝试将线上和线下、量化和质性数据结合,希冀深入探讨当前新媒体如何从不同功能与社区治理结构产生联系的关键性问题。

介绍文献

陈福平,李荣誉. 见“微”知著: 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J]. 社会学研究,2019(3): 170-193+245.

文献推荐者感言

当下,数字化和信息化趋势已经开始涉及社会发展的诸多层面,而社区治理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开启了“智能化”的发展方向,由此,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建设逐渐进入城市治理的日常实践话语。虽然,这种以信息技术为内核“智慧建设”突出了其独特的便捷性、互动性和时效性,极大地提升了大到城市建设,小到社区治理的硬件设施和“智商”层级,并且有效地增强了信息资源的流动性和公开透明性。但是,以信息化为主的新技术和智慧平台并没有将其自身的资源网络、技术弹性以及内容生产与民情、民心、民意相关联,导致新技术的投入与实际发挥的治理效能不相契合,甚至出现负面效果。也即是说,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模式突显了高科技的智商,缺忽视了其情商建设。这种情商与社会中的人息息相关,不同个体的心理认知与认同与其真实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密切相关,其中流动的不仅仅是信息和资源,更重要的是绵延不绝的人情味和归属感,以及居民对于信息和互动的“社区性”的真实需求。如果变相地给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应用附以行政化的色彩,势必会削弱居民的社区参与感和认同感,进而也会加大社区治理的工作阻力。因此,网络时代的社区管理、城市建设乃至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与高科技协同发展,更要突显人的主体性,活跃人的参与度,进而使技术更新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张力与动能有效地从机械化的“智能”真正转变为人性化的“智慧”。

——马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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