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劳动合同法》实施如何影响劳资关系?
发布时间:2018-09-03

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以及解雇条件等进行了严格规定,引发学术界热切关注。学术界对于《劳动合同法》是否引起了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调整存在争议。在新近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劳动关系转型》一文中,孙中伟、刘明巍、贾海龙等学者提出了现实中我国劳动关系并存集体化与个体化两种关系的观点,并且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导致劳动关系个体化趋势的原因和机制,以及其对集体化趋势的影响。

既有的文献中,有的研究站在劳工立场,认为《劳动合同法》促进了劳动合同的签订,提高了社会保险覆盖面,减少了拖欠工资的可能性,提高了工人参与工会的比例,从而有效保障了农民工劳动权益;此外,《劳动合同法》还降低了农民工离职率,提升了雇佣关系的稳定性,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有的研究则站在企业立场,认为《劳动合同法》提升了企业用工成本,强化了解雇保护和解雇代价,不利于提高工作积极性和生产效率;此外,还降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单纯保护劳方”而失去了“劳资双保护”的平等性。孙中伟等研究者认为,既有文献的争论专注于对劳工福利和用工成本的短期效应,忽略了《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长远影响,即强调依赖工人组织、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集体化路径”与强调依赖法律制度、人力资本提升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的“个体化路径”。孙中伟等主张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视角,考察《劳动合同法》对员工和企业的长远影响。

内部劳动力市场概念,指一个企业内,只有某些岗位或具备特征的员工才可能进入内部劳动力市场设定的晋升阶梯和福利保障体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在《劳动合同法》诞生之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充斥着短期行为,企业不愿对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农民工缺少学习和培训机会,难以积累技能。《劳动合同法》通过强制劳资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确立稳定、长期的契约关系,扭转了雇佣关系短期化的格局,企业也开始着手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相应的内部福利制度,将大量的农民工纳入进来。

该研究同时使用量化和质性两种研究策略,采取调查数据和案例访谈相互补充的研究手段,来验证中国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变动。本研究采取的资料来自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于2006年、2008年和2010年在珠三角九个城市开展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跨地域流动的大专学历及以下农业户籍的外来务工者。这三次调查均安排在7-8月份,采用同样的抽样和调查方法。由于三次调查方法的一致性,数据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显著提高,无固定期限合同签订率显著增加,固定期限合同的平均年限普遍延长。

该研究使用员工指标作为测量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测量依据,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内部福利、企业内部管理和员工离职倾向四个维度。数据表明,已签订劳动合同者中,接受技能培训、享有带薪休假和养老保险的比率约为未签订者的两倍,且在数据调查时段内,技能培训、带薪休假和养老保险三项福利覆盖率显著提升,劳动权益被侵害的比例和对企业管理有意见者的比例也明显下降。可以见得,《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着手建立一个内部劳动力市场机制,采用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同时不断完善内部福利制度,员工不满和离职意愿均不同程度减少。

研究者还从企业角度出发,分析田野资料,探究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应对措施。研究发现,企业策略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机制,稳定雇佣关系,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和开发力度;第二,借助外部劳动力市场进行劳务外包或劳务派遣等,降低用工成本;第三,巧妙利用法律,降低用工风险。

研究者深入探究了《劳动合同法》与农民工集体维权倾向之间的关系,以判断劳动关系的主流趋势。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集体维权倾向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劳动合同法》使得农民工更加敢于集体维权。员工不再害怕被企业随意解雇,即使被解雇也会获得相应的赔偿,员工维护自身权利的“底气”增加。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又会间接降低员工选择集体维权的倾向。这表明农民工的集体维权行动是比较理性的,农民工的维权抗争胆量和底气虽然增加,但他们更加明白与企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长期合作才是最为理性的做法,因此不会轻易采取激烈的集体行动,更倾向于通过制度化和个体化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显然,《劳动合同法》加快了中国劳动关系的“个体化”趋势,而那些没有被整合进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人依然倾向于以集体方式维权。

虽然,《劳动合同法》并不能完全解释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兴起过程,劳动力市场用工短缺、《社会保险法》《最低工资规定》等一系列市场和政策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劳动合同法》是确定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为其他法律提供制度前提,从研究的发现看,该法无疑是促进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孙中伟等人所指出的,研究还具有其他的局限性。第一,所用数据和资料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不能代表中国劳动关系的变化趋势。第二,缺少2010年之后的数据,无法描述最近几年的现状。第三,分析主要基于农民工个体层面的调查数据,未能利用企业层面的追踪数据,不能精确观测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生成,。第四,所考察的中国劳动关系转型,更多体现在非公经济领域,这也是《劳动合同法》主要约束对象,而有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关系依然有待深入的研究。

介绍文献

孙中伟,刘明巍,贾海龙. 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劳动关系转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和田野资料[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7):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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