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
发布时间:2017-10-18

中国历史治乱兴衰周期是一个跨时代跨学科的宏大议题,古今学者都尝试从不同的视角给出解释。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历史维度带入国家治理的研究,自长时段的动态演变过程中追寻中国历朝的统治者的治理逻辑,以期建立宏观历史理论,如周雪光的“帝国的治理逻辑”、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模型”和曹正汉的“风险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尤怡文于2017年发表了题为《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一文,试图从曹正汉的“风险论“出发,探索中华帝国治理周期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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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权的生存风险:政变、民变和外患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

在梳理历朝治乱更迭的历史过程后,作者发现,帝国统治者为维持政权所需面对的主要风险有三:政变、民变和外患风险。选择政变的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面对的统治危机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内部政变,而且绝大多数的地方势力叛变源自中央政府的派系斗争,所以作者用“政变风险”替代曹正汉的“地方代理人风险”。对于统治者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时控制这三点,但无论是哪一种风险控管,都需要成本。在税收有限的约束下,三者形成“排挤效应”,统治者极难三者兼顾,往往只能择二为之,形成三种风险治理模式。模式Ⅰ是以政变及民变治理为优先,在外患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模式Ⅱ是以外患及政变控管为优先,承受因提高税赋导致的风险;模式Ⅲ着重处理外患及民变问题,但同时因赋权过重及租金分配无以为继,提高了政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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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治乱周期:风险治理模式与调节动态平衡机制

作者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序分析,将帝国风险治理模式的演变过程置放于时间轴上,观察历史发展的“时序模式”,捕捉治理模式转换的历史节点,了解变迁的原因及其对后续发展的影响。在逐一检视中国几个主要朝代的治乱周期后发现,历朝一个普遍的风险治理动态过程是:开朝之初,统治者偏好采取模式Ⅰ,此时政权相对稳定,可称为“治世”;而后外患及扩张性征战打破了财政平衡,进入模式Ⅱ,统治者以提高税赋支应外患及政变治理成本,直到民变风险推升到一定地步,危及政权稳定,即所谓“乱世”;统治者再度转变模式Ⅰ,止战休兵,治理政变与民变风险,政权再度稳定,是谓“中兴”。

归纳各朝危机后的调节政策可发现,主要是以下几项政策:休兵止战、轻徭薄赋、开仓赈济、抑制土地兼并、改革税制、精简行政机构及冗员和整顿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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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风险平衡机制失灵:政变风险防治的“多米诺效应”

风险平衡的调节机制并非每次都能有效。从历史周期来看,越到朝代晚期越难奏效,偶有中兴,也只是治标不治本,难以久安。因此,作者接下来解释的问题是: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个时间点上却失灵。作者认为,开朝初期统治者以防治政变风险为首要,并在防治政变风险时偏好采取成本高昂的政治吸纳策略,如租金报酬与甄补策略。在租金报酬方面,统治者的租金报酬策略在开朝之初的确不成太大负担,但随着历任统治者上位后一次次安抚和收买新旧势力,再加上恩荫世袭制度,租金分享队伍呈几何倍数增长,逐渐成为尾大不掉的财政负担。此外,给予资金报酬并不能有效抑制政治联盟成员转变为政治竞争者的风险。在甄补策略方面,除了开朝之初统治者可能大幅裁减前朝官僚体系,继任的统治者所需的官僚体系常呈直线上升之势,其中或有统治者意图改革冗员问题,但因官僚群体已成庞大政治势力,限制了改革成效。这些开朝初期采取的吸纳策略在未来不但反向推升了政变风险,甚至还在经过一连串的反应序列后,侵蚀了统治者用来防治其他风险的机制,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风险平衡机制失灵,陷入统治危机。 

根据斯莱特和芬纳的观点,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是支持威权政权存续的重要支柱,而国家基础权力又源自四种基础机制:资金充裕的武装部队、汲取税收的能力、注册公民和稳定的公共服务。中国帝国政治吸纳策略的“多米诺效应”恰恰削弱了这四种基础权力。首先,全国特权阶级的形成加剧土地兼并导致逃户日甚,流民日多,使得国家管理注册公民的能力下降,限制了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和预防民变的能力;其次,随着土地兼并、户籍流失和免税特权阶级的膨胀,国家汲取直接税收的能力下降,不得不转向商业税、卖官、商人报效等收入;再次,大量税收被支付给庞大的政治联盟成员,致使国家没有余力稳定的提供公共服务;最后,“均田制”的崩毁也连带使得“屯田制”崩毁,这使军队不再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只能依赖“募兵制”,由地方自筹军费。 

介绍文献

尤怡文. (2017).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社会, 37(3), 8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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