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发布时间:2020-02-05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时代,教育同其他社会领域的制度一道都经历着持续而深刻的演变。如何更好的理解、适应以及应对这些变化,需要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承担治理职能的官僚体制有更加深入的把握,反过来这些国家治理之道同样适用于解释教育及教育财政领域的颇多疑问。




认识国家治理包括两个重要议题:1、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是一对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央集权体制稳固不变,另一方面地方权力各自为政,他们并存共生,二者关系周期变化;2、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位置。基层政府上对中央政府负责,下保一方繁荣,作为关系最为复杂的存在,这一级政府在政府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换言之地方政府自身定位的不同,会对我国当前政府治理的体系产生何种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周雪光2016年发表的《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使用其“帝国逻辑”的分析框架,以我国古代和现代官僚人事制度的变迁为切入点,详述了我国人事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为我们理解国家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定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依作者来看,我国自古以来的官吏制度大致以1949年为分割点,之前的官僚人事制度可概括为始于魏晋南北朝的“官吏分途”制度安排,而新中国建立后则主要表现为官员的“层级分流”现象。
历史学界对“官吏分途”的官僚体制已有颇多研究。缪全吉(1969)提出的官吏关系演变三阶段论如下:第一阶段,从秦至汉,其基本特点为官吏相通(或儒吏合流)。秦统一六国后,弃儒崇吏,以吏为师,依赖吏属佐治,吏的地位大为增强。尔后西汉建立了完整的官制,吏儒并用,官吏相通,“吏服训雅,儒通文法”(阎步克,1996:453)。第二阶段,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突出表现为儒吏殊途。随着魏晋时期九品官人法的建立,官于秩次之外区分儒吏流品,加之权在中央,重内轻外“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官品分化趋势明朗,胥吏日趋卑下(宫崎市定,2008)。“唐宋以后,士其业者,不为吏胥,为吏胥者,则市井狡猾、巨家奴隶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缪全吉,1969:6)。第三阶段,从隋唐至明清,吏役合流成为一大趋势。“自隋唐佐官,皆命出朝廷,且数目有限,一应细务,例皆点派境内编户以司其事”(缪全吉,1969:7),胥吏应运而起,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随后的元明清时期虽有流变,但官吏分途制度持续发展,胥吏一体,自成体系。从当代组织分析视角来看,“官吏分途”是中华帝国官僚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官与吏在同一官僚机构并存共生,有着上下级关系,但同时又是互为隔绝的群体,从录用、流动、晋升到监察、俸禄诸多方面,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
从以上讨论来看,“官吏分途”及其配套的管理措施应该是一个糟糕的制度安排:官与吏的群体分离制造了组织内在的紧张;录用、流动、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下层胥吏地位低下但大权在握,而且几无制度约束;科举制度被看作是中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官吏分途意味着,庞大的底层胥吏群体被结构性地排斥在体制之外。
1949年之后,我们已不再使用官吏的词语,取而代之的是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但“官吏分途”的人事制度安排仍然能够体现。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类似于历史上不断流动中“官”,来来往往,临时驻脚;而当地一般工作人员则类似于历史上“吏”的角色,土生土长,固守本土。但笔者发现不同于古代的人事安排,我国当前的人事制度安排具有很强的地域限制性,体现为官员的“层级分流”:首先,跨行政区域的官员流动率极低;其次,官员的空间流动主要为行政区域边界所限制;最后,能够突破地域限制进行跨区域调动的部门主要是该行政区域中官僚体制内居最高位置的官员、隶属强势“条”上的部门(如税务部门、纪检部门等)、特定政策下的的特殊部门(如共青团)。
为何中华帝国采用了“官吏分途”这一制度安排?为什么当代中国的官僚人事制度体现为“层级分流”模式?本文从“帝国逻辑”这一组织学角度提出的命题是,官吏分流是帝国官僚体制应对因规模之累引起的委托—代理困难的制度安排,即官僚队伍的庞大和分工精细迫使集权体制采取应对措施,在实际过程中将人事管理权逐级下放,在不同的行政制度下导致了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这两个形异实同的制度安排。
某种全国范围制度安排的出现并绵延持续不断,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势必有其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的制度安排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微妙但重要的演变动力。官与吏的矛盾是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一个侧影,同时“官吏分途”这一制度为地方有效治理提供了基本条件。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官吏两重性有着重要意义。在基层治理中,具有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网络权力的“吏”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用各种变通或共谋手段疏通民怨、化解冲突、完成任务、维系中央集权的象征性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胥吏未被纳入官僚体制的正式编制之中,他们可以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用各种“变通”策略,缓和地方性冲突对国家正式制度的直接冲击。最后,由于官僚体制内部的流动和官吏之间、跨层级之间的巨大沟壑,使得中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地方利益集团的束缚和地域性利益连带,从而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重启改革,不时地打破地方性利益格局,维系中央政府的一统权威。



介绍文献



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J].社会,2016,36(01):1-33.


文献推荐者感想




作者以“帝国逻辑”解释了当代中国的官僚体制人事制度的发生发展以及这一制度对国家治理产生的影响,这一解释框架可以为教育财政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理解的新角度。例如基于庞大官僚机构下应对委托-代理关系所导致的信息不均衡,“一刀切”的统一教育政策在解决当时教育面临的突出矛盾外,是否某种程度扩大了部分地区间、学段间和城乡间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在拨款机制设计时中央与地方控制权应如何分配?基于官吏相对谱系和“层级分流”的官员人事制度安排,对于教育资源的竞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校间的博弈过程是怎样的?全国各地方层面上,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差异以及经费使用效益高低,是否与决策者对于政治官员与技术官员双重角色的理解不一有关?等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季楚煊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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