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在增长,但是社团的组织化程度却仍然低下。相较于国家对其他类社团组织的严格登记管控,商会组织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组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窗口。因此,黄冬娅,张华在《民营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基于广东工商联系统商会组织的分析》一文中,基于2016年广东省商会行会组织的案例和问卷调查,尝试通过考察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来分析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基本机制。
以往的研究对企业家的正式组织化的讨论发展出了三个逻辑命题。一是强调商会规模对组织化影响的集体行动逻辑,认为商会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影响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二是强调国家管控限制了商会会员性,并建议商会通过自身力量发展的会员逻辑(或称为自主性逻辑);三是强调国家对企业组织化过程中在组织、赋权、塑造组织形态和策略等方面的扶植作用的资源逻辑(该研究后又将其发展为国家、市场和乡缘三重内涵)。虽然以往的研究对于组织化的定义尚不明确,对影响组织化的因素也存在不同的判断,但这些理论对该研究的研究假设以及商会组织化概念的操作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相结,黄冬娅等人对广东工商联系统的商会组织调研发现,国家、市场与乡缘网络是企业家组织的三大组织资源,即企业组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问题在于,虽然商会都由国家扶助、市场赋权、人际网络汇聚而成,但其组织化水平存在差异。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为何商会的组织化程度存在差异?
为了进一步探讨商会的组织化程度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黄冬雅等人研究设计了一个商会的组织化机制的分析模型。首先,研究者对“组织化”概念进行了多层次操作化界定,作为因变量。第一是规模,用会员数量测量;第二是活跃度,以“秘书处人员数量”来测量;第三是凝聚力,分为两个层面,即“由上而下的凝聚力”(会员性),由组织会员大会数量和联系会员数量来测量,以及“由下而上的凝聚力”(参与性),由秘书长对于会员参与积极性的主观评价和对协会利益代表性的主观评价来测量。其次,基于已有研究文献,该研究将分析“集体行动的逻辑”和“自主性的逻辑”两组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具体测量指标包括规模(该研究将规模既作为因变量来考察商会的组织化,同时又将其视作自变量放入影响组织活跃度和凝聚力等其他因变量的模型中)、会费比例等;基于定性访谈,该研究进一步将“组织资源的逻辑”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共分为三个维度包括政府、市场、同乡资源。其测量指标包括发起方式、会员的成分、商会类型等。此外,该研究还把商会组织内部大企业和龙头企业也纳入自变量的范畴。最后,因为不同层级的商会的政策影响力存在差异,该研究将商会的层级(省、地级市、区县、镇街)作为控制变量。在数据分析中,因变量的“商会规模”、“秘书处人数”、“会员大会次数”和“联系会员次数”均为连续变量,采用的是线性OLS分析;而“参与活动积极性”和“通过商会反映问题”设置为虚拟变量,采用了Logit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第一,在商会规模方面,存在大企业效应。商会所包含大企业越多,其组织规模更大,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集体行动逻辑和会员逻辑难以完全解释商会的在规模维度上组织化程度差异。第二,在商会活跃度方面,规模并不对商会的活跃度有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活跃度并不存在集体行动的效应;此外,商会完全可以不依靠会费和会员而运作,第一大经费来源是会费的商会活跃度明显更低,这说明商会活跃度也不依靠会员逻辑。结果还显示商会活跃度并不依靠国家资源的激发,很多政治资源指标不对秘书处人数产生正向影响,甚至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也说明传统的资源逻辑(单纯的国家资源)并不适用。与规模因变量相似,商会活跃度呈现出明显的大企业效应和行会效应。例如,商会的大企业会员与商会活跃度有显著的正相关;行业性商会比异地商会的活跃度明显更高。第三,在商会凝聚力方面,在会员性上,会费依赖与会员性呈现显著负相关,更加依靠会费的商会的会员大会次数更少,这说明会员逻辑假设在商会凝聚力上行不通;在会员参与性上,拥有政府资源和包含更多大企业的商会组织,会员参与积极性的评价显著更高,这是由于会员参与性的政府和大企业双重赋权效应所致。
该研究又结合对广州商会组织的定性分析对其进行了解释,第一,集体行动逻辑难以完全解释商会的组织化差异,因为对于很多精英俱乐部型的商会而言,不管规模大小,它们主要依赖少数精英或者积极分子的活动,甚至可以通过以商养会等形式支持其运作,有自己庞大的产业,商会规模本身并不会构成活跃性困境;第二,自主性逻辑并不成立,可能的解释是较之于有其他经费来源的商会,依赖会费的商会由于资源短缺而更加涣散无力。因此,“集体行动逻辑”所对应的规模和“会员性逻辑对应的”自主性,都不是造成相同资源条件下,商会组织化程度差异的直接原因。甚至国家资源都不能直接推动商会组织建设和服务于会员,反而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是大企业、龙头企业、行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三条逻辑的研究假设均未得到定量数据的结论的支持,商会的组织化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还需进一步探讨。
因此,研究者针对广州工商联系统的各个层级做了进一步的定性研究发现,第一,组织资源对于组织化的重要意义。首先,国家与市场提供的组织资源非常重要,例如现实中国家对商会参加招投标、评比、定级方面的作用,以及大企业的“俱乐部效应”更有可能发展出以商养会的形式,但是,国家和市场都无助于解决商会组织联系和服务会员的会员性问题;其次,乡缘网络推动了异地商会组织,可能是因为缘网络往往成为企业强化经济合作的载体,有时乡缘网络也成为政治资源的载体。第二,国家资源和市场资源注入都无法解决会员性问题成为组织化的一个突出难题。这是因为商会活跃度与会员性存在逻辑差异,相当多活跃度高的商会并非是由于会员参与度高或者商会对会员服务和联系好而活跃,而是由以商会领导层为主的少数积极分子或精英的积极参与,抑或是以商养会而组织起来,这进一步证实了定量研究的大企业效应对组织化的显著影响。定性研究的结果表明,组织资源是影响商会组织化程度的关键因素,具有相同组织资源的商会的组织化程度的提升还依赖其自身会员性的再造。
该研究通过对组织化机制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探讨了处于同一套制度体系之中的商会的组织化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首先,因为相比于规模、自主性、国家控制等因素,国家、市场和乡缘网络所提供的组织资源才是推动企业家组织起来的关键,所以,不同的商会对于这些组织资源的利用不同,影响了其组织化的程度。其次,即使商会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相类似,其组织化水平仍会存在差异,这是由于会活跃度与会员性存在逻辑差异所致,商会活跃度高并不意味着其会员性就一定强。国家、市场和乡缘关系将企业家组织起来,商会会员性的提升仍有赖于商会内部治理的改善。因此,该研究指出商会的组织资源需与其内生的组织规则相辅相成,才能最终推动商会组织化的发展。社会组织化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些研究结论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组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冬娅,张华.民营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基于广东工商联系统商会组织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8,33(04):28-55+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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