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农村教育
发布时间:2020-10-20

上个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得1600多万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被强制分派到农村地区。为了研究如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进入农村后,为农村地区带来了哪些变影响,尤其是对当地农村上百万儿童的教育获得带来了哪些影响,陈祎、范子英等学者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一文,根据从3000多份县志里整理的知青数据和个人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同期群双重差分(cohort difference-in-difference)分析方法,证实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在数量上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还提升了农村教育的质量。首先,知青对农村儿童的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知青对于教育水平更差的群体和地区,如女性和经济水平相对更低的县,产生的作用更大,从而降低了不平等程度;第三,来自他县的知青比本县知青能产生更大的影响;第四,知青对于接收地教育的影响具有长效性,虽然影响的程度在知青回城后逐渐变弱,但并未完全消失;最后,受到知青影响的农村儿童,相较于没有接触过知青的农村儿童,在职业、婚姻家庭等方面有更好的选择。

一、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
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知识青年的信息和农村人口的信息两个模块。知识青年数据是从2868个县的3000多份县志中整理而成,是县级数据,包含每个县接受的知青人数等核心变量,以及教师数、学校数、粮食产量、教育支出等数据。人口信息主要来自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者选择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干预组的绝大部分样本都在1990年已完成教育,如使用1982年的普查数据,样本中年龄最小的群体才13岁,不足以评估其最终的受教育情况;其次,知青在1990年时已基本全部离开农村,可以排除把知青作为了农村当地人口的误差;最后,1990年中国的人口流动管制还相对严格,因此可以排除异地接受教育的情况。
由于研究关注的是知青对农村教育的影响,因此样本中不包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知青来源地,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所有的市辖区,同时也主要关注人口普查中的农村户籍人群。由于绝大部分农村学生在“上山下乡”运动前最高教育程度为小学,因此研究将“受到知青影响”界定为小学阶段与上山下乡运动时期重叠。研究主要关注1946至1955年间出生的群体,其中1956-1969年出生的群体为干预组,1946-1955年出生的群体为控制组。
研究的核心因变量是受教育年限。小学毕业记为6年,小学阶段辍学记为3年,更高的受教育年限采取类似的方法。此外,还使用了虚拟变量是否完成了小学教育、是否完成了初中教育。
(二)方法
研究采用同期群双重差分法,将模型建立在两个变异基础上,一是不同县接受的知青的数量不同;二是同一个县内,由于上学时间和“上山下乡”运动时间重叠的程度不同,不同群组的儿童受到知青的影响时长不同。首先,分别估计知识青年对各群组的影响:

Y_Edui,g,c,p是p省c县g群个体i的受教育年限,%SDYc;p是p省c县接受知青的密集度,等于接受知青的人数除以1964年县人口数量,Xi是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和民族,lc是县固定效应,mg,p是省-同期群固定效应,DcXmg是上山下乡运动前县的教育基础和群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其次,用标准同期群双重差分法估计知识青年的影响:

二、研究发现与结论

首先,知青对接受地农村当地儿童的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县接受知青的平均密集度2.22%估算,上山下乡运动使得接受地农村当地儿童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增加了0.072年。按照当时的人口规模估算,大约有2.45亿农村儿童受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如果按单个人进行换算,农村地区儿童的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760万年(0.072年*2.45亿)。
其次,上山下乡运动对不同群体和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教育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知识青年对农村女孩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男孩的两倍,对教育水平较差县教育水平的影响是教育水平较好县的两倍。此外,知识青年对初中阶段教育的影响大于对小学阶段的影响。知识青年对于农村儿童教育的影响,是由于他们相较于当地居民的教育优势。研究发现,如果知识青年和农村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平差异越大,那么知识青年对当地教育的影响作用就越大。
第三,知识青年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壮大了当地的教师队伍。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后,成为了当地受过最好教育的群体,大部分人成为了教师,因此能直接地提高当地儿童的教育水平。知青的到来使得农村地区每千人中的小学老师显著增加了0.75人,每千人中的中学老师显著增加了0.38人。非公立学校的老师增加比例更大,这说明了知青在农村从事教育活动并非其初衷。知识青年除了正规的课堂授课,他们还通过分享自己在城市生活的知识、意识形态、技术和经历,达到影响农村儿童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产出,而不仅限于受教育年限的影响。
第四,知青对于接收地教育的影响具有长效性,虽然影响的程度在知青回城后逐渐变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对于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来说,知青对该群体的正面影响在1978年知青开始回城后,逐渐减小,但是影响并未减小到零。这说明,上山下乡运动使得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了持续性。而这个持续的影响足够强,以至于难以将其归因到永久留在当地5%的知青身上。
最后,受到知青影响到农村儿童,相较于没有接触过知青的农村儿童,在职业、婚姻家庭等方面有更好的选择。有更大的可能性接受高中以上水平的教育、在职业中更倾向于选择高技能型的岗位(包括教师)、对受教育有更积极的态度、结婚时间更晚以及家庭的规模更小。

介绍文献

Chen Y, Fan Z, Gu X, et al.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J]. Available at SSRN 3102716, 2018.


文献推荐者感想

2020年是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第60年。在这60年里,人力资本理论从最初回应“经济增长之谜”的宏大研究视角,逐渐扩展到对不同群体、个人发展的微观关切。人力资本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剖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其中,针对中国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积累。而本篇文献的亮点,首先在实证分析策略上,巧妙地把握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提供的绝佳、独特的研究契机,构建了准自然实验的框架进行因果推断分析;在研究主题上,从新的视角探讨了人力资本的传统研究议题“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回答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如何影响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黄春寒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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