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经济活动
发布时间:2019-05-08

数字技术是信息的二进制表示,它降低了存储、计算和数据传输的成本。数字经济学旨在研究数字技术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活动。来自多伦多大学的Avi Goldfarb和来自MIT斯隆商学院的Catherine Tucker的这篇工作论文” Digital Economics”在简要回顾数字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数字经济学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归纳得出数字经济对包括搜寻成本、复制成本、交通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在内的五类经济成本的降低作用,以及数字技术在国家、地区、企业和消费者四个层面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经济成本

1、降低搜寻成本

基于传统的搜寻模型(search models),数字平台能够降低搜寻成本、扩大搜寻范围,并进一步对产品价格、多样性、供需匹配、企业组织结构等产生影响。

从均衡价格上看,平台汇集的数据使得消费者能更容易地比较价格,从而给相近产品造成降价压力,进而导致其价格趋同。不过,由于质量、物流服务和消费体验等的差异仍然存在,且供应商有能力操纵消费者的信息搜集过程(如设置信息出现的先后顺序、推荐广告等),价格差异在在线交易中仍然存在。

从产品类型上看,在横向差异和纵向差异存在的情况下,搜寻成本的降低及搜索引擎的推荐机制可能导致“明星效应”和“长尾现象”同时存在,即最受欢迎和质量最好的产品通过更高的出现概率占据了销量高地,其他小众产品则通过长尾效应占有一席之地。

从供需匹配上看,数字平台能更及时地汇集需求信息,从而使得供应者能够相对灵活地进入和退出市场,进而促成速度更快、质量更高的匹配。低搜寻成本使得大规模的P2P交易成为可能,闲置耐用品得到了高效使用和流转,也促成了在线平台这一商业模式的兴起。

从企业组织上看,低成本的信息流通也对企业的组织产生了影响,包括结构上的中心化或去中心化、人员上的国际化和外包化等。但具体是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则与技术的本质特征有关:加速信息流通的技术更可能促成去中心化的企业架构,而便利监控的技术则会进一步巩固中心的权力。

2、降低复制成本

数字产品的复制成本近似于零,消费者的增加通常不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因而具有非竞争性。

对于市场上的生产者而言,数字产品的非竞争性给定价[1]造成了困难。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是捆绑定价:一方面,生产者很难根据消费者对每个产品的偏好来逐一定价;另一方面,产品束能够满足更多偏好,因而市场竞争力也更强。另一种解决方案是直接免费提供。这种“免费”的动机可能是免费的,例如寻求广泛受众和社会效益;但也存在潜在的收费动机,例如为了销售与其构成互补关系的收费产品,或者为了寻求未来回报而进行短期投入,这种免费本质上仍然是捆绑销售。

对于消费者而言,数字产品的非竞争性可能带来的免费定价使得弱势消费者也能享受到这些数字资源,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资源分布的马太效应。

不过,低复制成本也可能对生产造成负面影响,例如降低数字产品的生产动机、泄露机密等。其中,版权问题在数字市场中尤为突出——版权决定着数字产品的收费与否,这牵涉到创作者的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创作动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数字产品的创作动机构成复杂,经济利益并非唯一考量因素,创作者的个人情感因素、制作和发行成本等都可能影响数字产品的供给。

3、降低运输成本

传统的线下交易中,运输成本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而数字技术使得信息、数字产品的运输成本近乎于零,实体产品的运输费用也因在线交易更高效的匹配而下降。虽然距离在交易中的作用远不如前,但不可否认它仍然存在,其影响程度的高低还会受到线下产品的供应情况、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和距离偏好、社交网络和社会信任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数字行为仍然会受到局部地理范围的政策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线下行为的政策,例如针对线下交易的高税率政策可能促进线上交易;也包括与线上直接相关的政策,例如对在线流媒体的版权规制的严苛与否直接影响着其消费情况。

4、降低追踪成本

数字技术大大降低了对消费者行为数据的追踪成本,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这一作用在三方面的影响。第一,线上交易相比于线下更容易实现价格歧视,因为供应方能够更轻松的获取消费者的既往行为进而进行个性化产品设计、定价和推送。第二,个人化营销成为可能,同时由于消费者注意力的稀缺性,在线媒体服务风生水起。但这种营销的效果有待商榷——它既可能带来收入的增加,也可能导致竞争的加剧。这种效果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付费意愿的不确定性,因而其定价也常常采取拍卖策略。第三,谈及追踪,必然会谈及隐私。隐私的规制与否及其规制方式的不同,会对追踪成本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对数据闭环的形成和营销活动的绩效。人为设置在线产品的追踪成本还可能加剧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马太效应——同样的隐私规制对于小公司来说意味着相对更高的追踪成本。

5、降低验证成本

数字环境下,声誉数据也更容易被追踪。声誉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快速积累,进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声誉的验证成本。典型的机制如在线评分系统,它通过集合消费者的评价形成产品的整体质量反馈,进而影响销售——这种技术给更多的小企业以生存空间。但由于选择偏误和恶性竞争的存在,在线评分的有效性值得商榷。不过,平台公司出于自身的声誉也有动机通过调整算法、剔除恶性竞争者来改进评分系统的有效性。

验证成本的降低还可能涉及到歧视问题:即便算法本身可能并无倾向性,但性别、种族等敏感变量的加入仍可能导致最终结果的歧视性。但歧视问题在线上和线下之间的差异尚无定论。

[1] 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看,这里实际上涉及了排他性理论,但原文并未从这一角度进行讨论。

数字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1、国家层面

国家层面的研究主要讨论数字技术在提高生产率和影响商品贸易流动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美国1995年后的生产率激增,其主要驱动力即数字技术的投资和使用。大量的增长会计文献也都试图检验和衡量数字技术对经济的总体影响,其指标包括服务业产出、数字技术支出、物价平减指数等,但是如何衡量尚未有定论。另一方面,互联网通过降低国际通信成本增加了实体和数字商品的贸易流动,这种效应在英语国家更为明显,且可能导致工作外包更为普遍。此外,虽然关于互联网对距离因素的影响仍有争议,考察互联网直接影响的研究发现,距离在贸易中的作用的确在降低。

2、区域层面

区域层面有两股力量在起作用。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大城市和大公司从网络使用中获益更大。城市的在线内容质量更高,城市居民也更愿意为宽带付费。与此同时,低通信成本使得远程办公成为可能,从而改善了低人口密度地区的就业情况。总的效果取决于集聚效应和距离弱化效应之间的平衡:一般来说,技术越难使用,集聚效应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大。

3、企业层面

企业层面的研究则侧重从微观视角分析数字技术对生产力的提高作用。虽然微观视角下影响这一作用的因素仍然很复杂,包括组织变革、技能熟练度、地理位置、监管规制、企业规模和年龄、外溢效应等等,但是不同行业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的投资和使用能够提高生产率和公司业绩。例如,Agrawal和Goldfarb(2008)发现,在教育行业,BITNET提高了中部梯队高校的学术生产力。此外,信息技术的使用本身可能也存在技术偏向,技术导向型企业更可能从数字技术中受益。

4、消费者层面

考虑到网络内容许多都是免费的,生产率和GDP等指标可能会忽略消费者剩余的潜在增长,因此有不少学者对消费者剩余进行了测算。对时间分配偏好的研究发现,闲暇时间分配在线上和线下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网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工作和睡眠。不同特征(例如财富、受教育水平等)的人群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使用互联网所得到的消费者剩余也不同。不过,单单测算消费者剩余会忽视互联网使用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增加与性和种族仇恨有关的犯罪、降低选举投票率等。也有研究发现,学生成绩的下降可能也和学校引入宽带网络有关。

介绍文献


Goldfarb A, 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1): 3-43.


文献推荐者感想

乍一看,本文似乎与教育并没有多少关系。但是,数字经济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领域,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理解在线教育行业。作者在梳理数字技术在企业和消费者层面的影响时,也举出了研究信息技术与学术生产、受教育水平与互联网使用、网络与学生成绩等关系的文献作为例子。而文中所列出的数字经济对五类成本的降低作用,也能与当前中国发生的一些教育现象相关联。譬如,各类知识付费平台存在部分内容相近的课程,一定程度上是公开网络平台造成的低复制成本所导致的。再如,双师这一教学形式亦即技术降低运输成本的体现。本文提供的技术降低经济成本的大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家长、课外培训机构、学校等主体是如何做出是否使用技术、如何使用技术的决策的;而技术对经济影响的梳理则帮助我们从更普遍的视角来看待技术和教育活动的参与者之间是如何进行互动的。这些思考是我们仅仅阅读在线教育相关文献很难洞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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