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去大城市就业是否可以带来更高的教育回报?
发布时间:2020-06-23




从2017年开始,以西安为代表的省会城市开始了人才争夺战。武汉、长沙、成都等多个省会城市相继出台了非常优厚的人才引进政策。但与此同时北京和上海两个超大型城市的落户条件却不断提高,严格控制人口。那么,人才应该流入什么样规模的城市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杨娟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艾美彤在近期发表的《去大城市就业是否可以带来更高的教育回报?》一文中,从不同城市规模的教育回报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为了更好地研究人才流动策略,文章分析了2002年和2012年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随时间推进,城市规模对于教育回报率的作用明显增强,而当考虑由物价水平调整的实际收入时,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正向影响作用减弱,当考虑由房价水平调整的实际收入时,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由正转负。此外,城市规模对于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年龄群体的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是不同的。


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教育年限的连续变量,根据劳动力群体的不同特征进行分组回归,以检验不同群体间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的差异,并以城市人口和城市GDP水平两种方式对城市规模进行衡量,分别探讨其对于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一

数据与模型

文章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2002年和2012年的城市住户调查, 这项调查涵盖了大量个人层面的人口和经济社会信息,使我们能够在对个人特征进行一定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因为文章的研究对象为城市劳动力,故从数据库中选取的样本年龄在16-60岁之间,并剔除了部分存在数据缺失和异常的样本。2002年的有效样本量为14850,2012年的有效样本量为13064。


研究主要考量城市规模对于教育回报率的影响,以教育回报率的经典模型明瑟收入方程为基础展开分析。其中,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健康、婚姻、个人能力、是否是中共党员、是否是少数民族以及所在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劳动力实际工资由各省级层面物价指数平减劳动力的名义工资得到。而工作经验采用通常办法,由劳动力的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6得到。此外,城市规模分别以城市常住人口数和城市GDP两种方式衡量。以是否就读于重点中学来进行衡量个人能力。地区的文化发展程度以该地区高校的数目进行衡量。

二

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为了从总体上考察不同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以及考虑到不同城市规模的工作时间可能不同,研究分别计算了以年收入和小时收入度量的城市规模的教育回报率溢价。分析表明,无论是以GDP还是城市常住人口来衡量城市规模,其对于收入的影响结果都是相似的:城市规模越大,教育回报率越高,或者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城市规模对其收入的正向影响越强。


此外,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着性别歧视,城市规模对于不同性别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溢价可能不同。为了探究城市规模对于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是否也会在性别间存在差异,我们对2012年的样本数据分性别进行估计。分析表明,无论以人口还是GDP衡量城市规模,城市规模对于男性教育回报率的溢价都要强于女性。以往的很多研究表明,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更高。因为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小于男性,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更高。研究发现,当教育回报率受到其他因素干扰时,男性具有更多的优势。

三

城市规模与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

文章根据学历将劳动者分为初中组、高中组和大学组,来考察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间城市规模与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分性别来看,城市规模对于不同程度受教育群体间教育回报率的差异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对男性的影响,也即在城市规模越大的城市中,男性不同受教育层次群体间的劳动力收入差距越大,而这一作用对女性来说相对较弱。


此外,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之间也存在变化。城市规模对于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对于30-40岁的劳动力最为显著,且影响程度最大,随着年龄进一步上升,城市规模对于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都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为,教育年限有信号的作用,高学历的人才往往被认为拥有更高的能力,所以雇主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根据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应届毕业生们的学历来进行雇佣决策。而随着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增长,劳动时间和劳动经验的逐步积累,雇主们越来越了解劳动力实际的能力,此时,教育的信号作用有所减弱,教育回报率也会相应降低。另一方面,这也可能说明城市规模增大带来的积聚作用主要作用于30-40岁的劳动力,并且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来说,城市规模对于男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要强于女性。


研究通过对比2002年和2012年两年的数据来探讨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年份间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随着时间推进,城市规模与教育回报率的相互作用在增强。可能说明高技术人才的聚集可以带来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大城市对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才带来更高的教育回报率。但是,当估计以物价水平调整得到的实际收入时,其结果与名义收入相似,但正向影响的幅度减弱;而当估计以房价水平调整的实际收入时,估计结果与对名义收入的估计有较大差别,在两年内,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均为负,且随时间推进,系数的绝对值增大,说明城市规模对于教育回报率的负向影响增强。

介绍文献

杨娟,艾美彤. 去大城市就业是否可以带来更高的教育回报?[J]. 教育经济评论,2020(1):110-132.

文献推荐者感言


一般而言,城市规模对教育回报率的正向作用是逐步增强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之下,超大型城市和一线城市无论是在就业平台、就业机会、晋升渠道、信息获取和对外交流等诸多维度都有其绝对的优势,这些尤其为高学历群体和海归群体实现高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优质的外部资源和环境。但是,在日趋开放和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在超大型城市和一线城市就业的人群面对着房价、入学等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实际收入之间的矛盾,使得城市规模与教育回报率之间的关系愈加不确定。此外,受知识聚集效应的影响,知识和人才的流动也在地方性人才引进工程和优惠性政策的推动下出现了逆向回流的现象。尤其对于那些需要扩大城市规模的中小城市而言,通过人才引进工程吸引各层次人才前往就业,一方面可以通过优质的人力资本助推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人才实现符合预期的教育回报和个人价值,鼓励其留在当地扎根,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马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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