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经验研究
发布时间:2019-06-24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社会成员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关于中国南北方社会资本(信任)差异的研究并不多见。

丁从明、周颖、梁甄桥的论文《南稻北麦、信任与协作的经验研究》基于“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研究了农业种植方式对中国南北方信任模式的影响。利用CFPS等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南方水稻区家庭与村庄内部更高的短半径协作需求诱发出亲友近邻间更高的受限制信任模式;北方小麦区为应对农忙期种植压力而诱致出的异地雇佣关系拓展了协作半径,进而发展出跨越血缘与地缘的一般性信任模式。工具变量估计和安慰剂检验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通过构建“父母—子女同住数据库”,作者进一步验证了信任观念在代与代之间的“复制”与传承,并指出中国传统的农业种植方式持久地形塑了南北方的信任模式。

1

问题提出

一般而言,以长江—秦岭—淮河为界,中国南方是水稻种植区,北方是小麦种植区。社会生产方式与分工模式决定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组织文化,但是种植方式差异对南北方文化异质性的影响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那么,“南稻北麦”的种植方式是否对南北方信任模式的差异存在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南稻北麦”影响南北方信任水平的内在传导机制是什么,以及这种信任模式能否在代际间进行“复制”和传承?

水稻是劳动密集型农作物,耕作水稻的劳动力投入是同等面积小麦的两倍 左右,为了更有效地组织生产且保证农忙时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农民通常会采取错峰播种、劳动力交换等方法协调人力的配置。邻里亲友间因共同修建灌溉系统和农忙期人力协调互济的协作需求增加了村内小农互惠互助的社会交往,进而减少了家族邻里冲突,有助于建立起一个村庄内部和氏族成员之间信任度更高的短半径关系网络。据此,作者提出了第一个假说:

假说1 水稻区更密集的劳动力需求与农期的参差性内生地诱致出邻里之间的短半径协作,使得南方水稻区的受限制信任水平高于北方小麦区。

北方小麦区因极短的播种期与收割期所形成的种植压力,使得劳动力很难在村内进行协调互济,北方异地小农之间频繁的社会交往减少了人们对家庭和村集体的依赖,有利于培育出更加独立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也就更可能扩大信任半径,建立突破血缘与地缘的货币化关系,以及与陌生人之间的一般性信任。作者提出的第二个假说如下:

假说2 小麦农忙期跨地域的雇佣劳动力流动拓宽了交往对象与关系网络,使得北方小麦区的一般性信任水平高于南方水稻区。

信任水平和其他文化特征一样具有延续性,它通过模仿、教导和代际遗传等途径复制了过去的文化传统,这使得文化的持久性往往比制度更强。中国“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自西汉奠定以来,已历经数千年之久,种植方式对信任文化的影响可能存在两种叠加效应,直接效应来源于日常的农业种植活动实践,间接效应则在于父辈信任观念的代际传承。由此作者做出了以下推论:

推论1 信任观念能够在代与代之间不断地“复制”和传承,这使得传统种植方式持久地形塑了南北方的信任模式。

2

数据与变量描述

(一)种植方式的界定

该文的主要数据来自于CFPS(2010)数据库,基于全国25个省162县635村14798户家庭的基线调查,共1万多个从事农业活动的村民样本。CPFS调查了“您家是否种植水稻或小麦”以及“您家是否拥有或经营水田或旱地”等问题,作者将水田或水稻记作1,旱地或小麦记作0,对同时种植两种作物的样本,则通过对比种植面积大小确定作物类型,同时也用稻麦种植比例的连续变量做稳健性测试。

(二)信任水平的测度

该文对信任水平的操作定义不同于以往的很多研究(例如直接询问被访者对社会或陌生人的信任度等),但却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创新性:作者分别使用“去年礼金往来折合人民币的对数”、“去年礼金支出占家庭年收入比重”以及“去年送出的礼金份数”衡量受限制信任水平;以“汶川地震捐款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是否为汶川灾区捐款捐物”衡量一般性信任水平。

(三)其他变量

根据上述操作定义,村民的信任水平显然也会受到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作者加入了包括对数家庭收入、是否有外出工作经历、受教育年限、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所在省份的地震频繁程度等其他控制变量。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风险,作者进一步控制了县方言的种类和县所在地的平均坡度,并以“家庭是否有拖拉机”为代理变量,构造了家庭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指标。在工具变量估计阶段,作者以县所在地的水稻种植适宜度和距离水稻发源地的距离作为种植方式的工具变量。除了CFPS微观数据库外,作者使用到的其他外部数据源丰富多样,值得学习。

3

实证分析

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假说1和假设2都得到了支持。在受限制信任水平方面,平均而言,南方水稻区的对数礼金往来高于北方小麦区16%左右,相对礼金支出平均高出小麦区66.8%,且其礼金份数平均多出1.3份。在一般性信任水平方面,平均而言,水稻种植区的捐款数额显著更低,水稻区给汶川灾区捐款捐物的概率要比小麦种植区低28%左右。

中国游畜牧经济带、旱作农业经济带和稻作农业经济带的基本格局在汉代已经大致奠定。西汉中晚期之后,小麦取代了粟和黍,成为北方旱作农业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种植格局。汉代稻作农业经济带与旱作农业经济带的分界基本是在秦岭—淮河一线, 这条线以南的汉中、南阳、江夏、六安、九江、广陵二郡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主要的稻作农业区,与现在的稻麦分布格局十分接近。作者利用汉代的农业种植数据(即对样本进行地区限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同样支持文中提出的两个假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使社会经济乃至人口分布、文化格局与政治地域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游畜牧经济带、旱作农业经济带也相应南移,故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隋代农业种植方式对当下信任水平的影响,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约为汉代的1/2(见表5),这与隋代稻作农业经济带南移的现象相符,秦岭—淮河一线本来出产优良水稻的地区(诸如汉水中游的南阳郡)被划入了旱作经济带,从而使得“南稻北麦”对信任的影响效应下偏。



其他的稳健性检验还包括:(1)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讨论;(2)考察水稻种植推广的晚近对受限制信任水平的影响;(3)利用水稻种植适宜度和距离水稻发源地的距离做工具变量估计;(4)安慰剂检验:考察南方适宜种植水稻但却种植了其他作物的地区,以及这些地区的受限制信任水平是否与南方水稻区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此外,作者也考察了信任的传导机制及其持久性。他们认为,不同的种植方式诱发了不同的社会协作半径的需求,并使用“家庭规模”作为“协作半径”的代理变量。潜在的预期是:短半径的农业生产协作要求农户保有更大的家庭规模,而跨越地缘的长半径社会协作需求则对家庭规模并没有特别的偏好。研究发现,现水稻种植区的平均家庭规模要比小麦种植区高出8.4%,而家庭规模对受限制信任水平存在正向影响,水稻种植过程中更强的短半径协作需求,表现为更大的家庭规模,从而有利于形成更高的受限制信任水平。

最后,通过匹配CFPS(2014)构建“父母-子女同住数据库”,作者验证了信任观念的代价传递。父母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每增加1个标准差,子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会相应增加0.188个标准差。信任观念的代际传递也会随着同住时间和频率的增加而增强。在给定的父母信任水平下,与父母同住时间每增加1个标准差,父母对子女信任水平的影响效应将增加0.236个标准差。上述实证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文章的推论,即信任观念能够在代与代之间不断地“复制”和传承,这使得传统种植方式持久地形塑了南北方的信任模式。

介绍文献

丁从明,周颖,梁甄桥. 南稻北麦、信任与协作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18(2):579-608.


文献推荐者感想

这篇实证论文并不直接涉及教育,但笔者认为该文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值得做教育实证研究的同行学习与借鉴。不难发现,作者在利用CFPS数据库的基础上,从外部引入了丰富的数据源与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和结合,整个研究设计因此变得巧妙又丰满。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作者多次引入历史的视角,使论文出现了些许量化历史研究的味道,给文章添加了一抹亮色,可读性很强。论文整体的写作十分流畅,论据充分,更多的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检索阅读。

——陆伟(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ND-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

CIEFR-PKU

欢迎访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CIEFR)官方微信号“中国教育财政”,欢迎读者转发、传播本公号刊载文章。现就本公号版权事宜说明如下:

标记为“原创”或者来源为“CIEFR”的文章版权归本所所有,仅允许全文转载,且须注明来源、作者和原文链接,不得删改文章标题和内容,不得删除本公众号名称和二维码。禁止未经授权的其他形式转载。

如需转载原创以外的其他文章,请直接联系版权所有人。如对本公众号所发布文章版权有异议,请随时联系我们(editor@ciefr.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