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扩张,或者说大学扩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一件大事。由于教育与个人未来的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教育扩张带来的教育机会分配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更关系着千万人社会流动的前景。从城乡差异的角度来看,教育扩张到底有没有增进教育平等呢?北京大学学者李代于2017年发表的《阈值依赖的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以A 省某年高考数据为例》一文,通过计算方法模拟扩大招生对优势与劣势地区间升学机会分配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阈值依赖不平等”理论。
作者认为,目前学术界用于解释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的理论仍然缺乏普遍解释力,二者间的作用关系仍然取决于一国具体的实施政策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同。此外,现有研究尚不能够解释我国具体现实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大学扩招主要受到外生政策力量的推动,而这与欧美国家高校不尽相同。
当前的国外经验研究普遍发现,在很多工业化社会里,随着教育不断扩张,而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并没有明显降低。例如,沙维特和布洛斯菲尔德(Shavit & Blossfeld,1993)发现,在其研究涉及的13 个工业化国家里,除瑞典与荷兰两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社会背景与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并未下降。国内研究方面,刘精明、李春玲、吴愈晓等学者基于全国大样本的研究也同样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缩小教育不平等情况。相比于现有研究,该文的创新点有两方面,首先,现有研究的理论往往借鉴西方,对其暗含的社会条件与中国的情况契合与否关注不多;其次,现有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多采用全国的大范围抽样调查数据,但由于中国高考以省为单位进行,招生是各校下到各省分别进行,这些数据反映的情况与实际的升学存在层次的差异。高考分数和招生名额的地域分布差异巨大,抽样调查数据中即使有高考分数这个变量,不按省份区别对待也是不合理的,故本文,对一省一年之数据详加分析,廓清了很多此前的理论中没能分离出来的机制,对理解问题有很大的益处。
本文所用数据是近十年中某年A 省的高考卷面分数,样本量达到十万级别,尤其在右尾上几乎完整的数据使得文章的发现更加稳健。文章对自变量采取了近似的办法,把县级市、区并为城区,县视为非城区,将样本划分为两个群体,城区与非城区考生比例在2 ∶ 1 左右。在具体分析数据之前,作者申明了两点假设,即假设分数线与人没有互动,假设分数线的移动外生于系统。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在于,中国的教育扩张是政府主导的,相对而言,扩招带来分数线的移动的确更类似一个外生的冲击。此外,高中三年苦读之后才参加考试,而大学录取的名额是高考之前不久才确定的。很难想象有大批学生会因招生名额发生变化而临时决定不参加高考,或者未读高中的人前来参加考试。随后,作者根据以往研究教育不平等所常用的分析思路,对数据进行了三种形式的呈现。具体为:1、百分比的差值的变化,即“城区升学率比非城区高若干百分点”的形式;2、升学率的倍数变化,即“城区升学率是非城区的若干倍”的形式;3、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系数直接报告了比数比的对数(odds ratio)。
研究发现,首先,按照城区与非城区的分类,高考分数分布均呈现类似正态分布,但二者间存在一定差异;其次,文理科的分布存在差异,这一差异不但体现为分数的概率密度曲线峰值位置有别,还尤其体现在两条概率密度分布曲线的交点与其各自峰值的关系上;第三,使用倍数或者比数比关系的方式,可以发现一、二、三本分数线都在关系发生转变的拐点以左,因此对应的教育不平等下降了,继续扩招会进一步降低教育不平等。精英大学处于分布的极右端,情况很不连续,而且其大趋势是扩招导致的教育不平等还要拉大。
最后,作者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概括出“阈值依赖不平等”理论,即,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的正向或负向的关系取决于升学之时遴选的阈值是多少,在中国高考制度的语境下,“遴选的阈值”就是指大学录取分数线。在中国,录取阈值的变化始于高分段的教育扩张,直接效应是会先拉大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在经过一个拐点之后开始减小教育不平等的程度。而录取阈值的变化始于中低分段,教育扩张的直接效应是会减小教育不平等的程度。这一结果发生在完全客观的机制之下,完全依赖于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不平等的变化只是分数分布的客观结果。
介绍文献
文献推荐者感言
CIEFR-P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