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亲子之间具有独立性不同,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家庭利益优先以及家庭成员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表现为拥有更高权威的长辈(父母)要求子女孝顺(filial piety)、服从(conformity)、尊敬父母,孩子较少有独立性。亲子关系的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非常普遍,在亚洲很多国家(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以及世界各地的亚裔群体中也不鲜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学者黄超2018年发表的《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考察了当前中国青少年家长教养方式的分布、阶层差异及其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作者发现,亲子关系(或亲子互动)对我们理解社会不平等很重要,但是在社会分层领域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在当前社会分层和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中,学界较为关心诸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并且得出了与经典地位获得模型类似的结论。然而,这些家庭背景特征都带有比较明显的决定论色彩,过于强调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微观层面的个人行动和人际互动。科尔曼在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时指出,现代社会中家长的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只有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充足的社会资本(即亲子互动,包括与子女交流学校生活、对子女的学业提出要求)时,人力资本才能得到有效的代际传递。如果家长缺席了孩子的日常生活,这种代际传递过程就会受阻。亲子互动中的行为规范、社会网络和联结对孩子未来的成就至关重要。较之以往研究,作者认为,近年来逐渐兴起的“非认知能力”概念是教养方式影响学业成就的重要机制。考察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厘清教育不平等的产生过程,还能揭示个体生命早期接受的教养如何深远地影响成人世界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文章首先,计算不同教养方式的分布;其次探讨教养方式是否存在阶层差异及其具体体现;最后考察不同教养方式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组于2014-2015学年收集的追踪数据。
教养方式变量方面,将CEPS2015家长问卷中涉及“要求”和“沟通”这两个教养维度的若干问题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法(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合成得到。在“要求”维度,问卷询问学生家长在作业和考试、学校表现、交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时间六个方面对孩子管得严不严格。选项分为“不管”“管但不严”“管得很严”三类。研究把“不管”和“管但不严”视为一类,“管得很严”视为一类,从而得到6个关于“要求”的二分变量。在“沟通”维度,问卷询问学生家长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事或烦恼四个方面的问题。选项分为“从不”“偶尔”“经常”三类。研究把“从不”和“偶尔”视为一类,“经常”视为一类,从而得到4个关于“沟通”的二分变量。
非认知能力变量方面,作者选取自我效能、教育期望、社会行为、交往能力和集体融入这五个变量来测量个体的非认知能力。1)自我效能是学生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学业任务的主观判断,通过包含三个题项的量表测得。作者将三道题的缺失值用众数填补,然后通过主成分因子法提取到一个连续变量,并通过0-1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自我效能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高。2)教育期望通过学生回答“希望自己读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测得,作者通过赋值将其转换为取值范围为7~22的连续变量。3)社会行为通过学生问卷的亲社会行为量表的均值和反社会行为量表的均值相除得到,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行为越符合社会规范。4)交往能力亦通过包含三个题项的量表测得。作者将三道题的缺失值用众数填补,然后通过主成分因子法提取一个连续变量,并通过0-1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交往能力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交往能力越强。5)集体融入变量的建构方式与自我效能和交往能力相同。作者将相关的三个题项的缺失值用众数填补,然后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和0-1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集体融入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生在班集体中的融入程度越高。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的职业地位得分、受教育年限、自评家庭经济地位以及党员身份这四个变量建构。其中,职业地位得分是父母两人中职业地位较高一方的得分,缺失值用基线调查和其他监护人的信息进行替代。受教育年限同样使用父母两人中受教育程度较高一方的取值。自评家庭经济地位是家长对家庭当前经济条件的主观评估,是从“非常困难”到“很富裕”五分类的定序变量。党员身份是虚拟变量,父母两人中任意一方为共产党员或民主党派即赋值为1,其余情况赋值为0。作者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因子法分析,并通过0-1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同时,研究纳入性别、兄弟姐妹数、户口、家庭结构、认知能力、自评健康、心理亚健康、性格、考试成绩、同辈群体、父母关系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发现,首先,当前中国家长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以沟通较少的专制型和忽视型为主,二者占比接近四分之三,而沟通充分的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仅占四分之一。其次,家长教养方式的选择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倾向于选择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方式,而非专制型或忽视型教养方式。亦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与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最后,家长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权威型教养方式最有利于培养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忽视型教养方式最不利于培养子女的非认知能力。
最后,此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家长教养方式与子女的成就表现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即家长教养方式可能会影响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同时后者也可能影响家长对教养方式的选择,未来需要更深入的因果分析来检验。其次,囿于测量的限制,研究没有区分和比较父亲教养方式与母亲教养方式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在养育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对子女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介绍文献
黄超.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J].社会,2018,38(06):216-240.
文献推荐者感言
近一段时期,有关亲子间矛盾升级直至爆发严重冲突的事件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中,后现代社会中关于国家、家庭和集体的约束在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个性的彰显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因而当前如何处理家庭与个体、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成为社会给教育提出的更大挑战,促使我们必须开始认真反思童年时期亲子互动中存在的问题,检视不健康的亲子关系对子女成年以后性格或行为方式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大多数研究认为相比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子女整个受教育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讲,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效果。该研究的研究结果或能给家长的教养方式带来一定的启发。
——季楚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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