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官场+市场”与中国经济增长
发布时间:2018-03-30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具有终极意义的论题,而作为当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制度转型又为该论题提供了新内涵。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热议,从“官场+市场”角度来看,前者强调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而后者强调奥地利学派意义上的市场试错,总体来说,这两位的观点都没有脱离传统的政府与市场二分的概念谱系和政策指向,也没有区分国家、地区层面的政府行为,只是停留于抽象的讨论。为重新解析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周黎安基于已有相关文献,于《“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一文中运用并拓展了“官场+市场”理论,不仅创新式地整合了政治激励与利益兼容、外部市场约束、分散化的信息和反馈这三个理论要点,同时明确引入了“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双向嵌入”关系,形成了内在一致、可实证检验的分析视角和框架,为揭示中国增长之谜开辟出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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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官场+市场”模式

周黎安在文中将政府行为区分出国家、地区两个层面,首先聚焦于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层面,解释了“官场+市场”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互动模式,认为辖区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呈现出三点特征:地区政府作为辖区权力中心掌控资源并制定规则,处于区域经济的枢纽地位,具备干预市场的能力,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展开,具有“准公司”的性质;各级地方官员处于以经济发展绩效为考核重点的晋升机制中,即政治竞标赛,衍生出国家层面纵向和辖区内部横向的官场竞争。与此同时,企业不仅参与到辖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同时也身处更大空间的竞争,延伸至国家、国际市场的层面。由此,“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形成互动,并表现为“双向嵌入”的关系,即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在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之中,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在官场竞争之中。需要注意的是,官场竞争中地方官员的政绩与经济绩效挂钩,衍生出地方官员个人利益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激励兼容,即“政治激励与利益兼容”,也因此可拟称地方官员为“政治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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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模式的地区差异性

从国家层面来看,“官场+市场”理论框架蕴含了解释“官场竞争”地区间悬殊差异的空间,即其异质性。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是一个多层级的纵向与横向并存的体系,而不同层级的官场竞争还存在镶嵌关系,这使得官场竞争在纵向和横向层面上呈现显著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经研究分析,官场竞争的异质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官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官场竞争与辖区经济绩效挂钩的程度;官员的异质性,即辖区主政官的个体特征决定其对官场竞争反应的敏感度。同时,辖区面临的外部市场竞争取决于三个因素:本辖区融入到周边区域、全国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程度;辖区企业和产业对外部市场竞争的敏感度;辖区自身经济总量和市场经济的规模。而不同强弱程度的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相结合可导致四种组合的政企关系:强强结合、强弱结合、弱强结合、弱弱结合,这四种关系分别指向四种市场结果: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携手,优势互补,呈现出市场友好型的政府政策;政治企业家活跃,政府主导,政企合作类型取决于地区资源禀赋;民间企业家活跃,市场主导,政府作为有限,存在局部寻租和捕获;营商环境差,政府扮演“掠夺之手”,非国有部门难以发展。这进一步表明地区经济发展取决于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的匹配和相遇情况。中国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地区不一定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或发展条件有利的地区,而是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结合最完美、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匹配最成功的地区,反之亦然。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受到内部政治激励和外部市场约束的影响,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需要借助市场竞争的信息反馈机制进行一起试错学习,才能做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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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发包制度对中国增长故事的影响

周黎安以更广阔的视角纵观国家和地区,提出中国的“官场+市场”模式嵌入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行政发包体制之中。进一步来讲,行政发包制对“官场+市场”模式在中国增长故事中的作用施加了三点主要影响:行政发包制决定了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国行政、经济与社会事务中的独特重要性;行政发包制加上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M型经济结构赋予地方政府重要的行政资源、政策空间与地方工业基础;属地层层发包制使得“全能型”地方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另外,行政发包制对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推动力,从而使得“官场+市场”模式在中国经济与政府治理转型的压力下具有强大的惯性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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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市场”的理论意义与政策启示

总的来说,该研究基于中国增长的真实案例,聚焦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在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互动,抛开预设立场和固有范式,构造出一个有解释力的新理论——“官场+市场”理论。该理论由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延伸而来,深入考察了政府内部官场竞争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官员的个体特征,强调如何为政府官员与企业的有效合作提供内部的政治激励、外部的市场约束以及地方化的分散信息和结果反馈,建立了从政府层级、官场竞争、官场激励到市场竞争和中国经济的双向映射关系。

同时,该理论也蕴含了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官场+市场”模式高度依赖于全国范围内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良好秩序和有效规则;其次,给定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均衡以及发展经济的压力各不相同,中央或上级政府可以利用中国各地“官场竞争”的异质性进行“选择性干预”,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实施有区别的官场竞争规则;最后,中国的产业政策体系应强调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分工协作,避免产业政策自上而下仿效,层层动员推行。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应更多地集中于基础性平台的搭建,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在竞争性环境中自主选择、学习试错和创新演化。


介绍文献

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 社会,2018,38(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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