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阶层间的代际流动
发布时间:2019-02-01
引言

自1978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年。以现代化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四十年的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趋势一直是学术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的三位学者李路路、石磊、朱斌在最近发表的《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一文中,基于一个一般的阶层结构框架和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聚焦阶层间代际流动,以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为背景,分析了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并以此透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较之以往的研究,李路路等人通过对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变迁过程、国际比较以及效应四个方面的集中分析,试图回答在四十年的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到底是趋于固化还是趋于流动和开放,以及主要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一变化趋势。

一、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为了分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研究合并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2008、2010、2012、2013、2015共6年的数据和1996年“社会结构与社会现代化”的数据。进而分析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代际流动的相对流动率呈现出一个先下降、再上升、最后又出现下降的倒N型过程。研究认为,相对流动率的升降主要取决于绩效主义原则的扩散效应与再生产效应的相对强弱,而这两个效应具体体现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领域。李路路等人的分析表明,最近几年,相对流动率再次下降,究其原因,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来自于当代中国的转型过程本身。除了阶层再生产机制作用变强以外,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构成效应的衰减也是近年来相对流动率下降、代际流动固化的重要原因。下文将分三个时期来具体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迁过程。

二、代际流动间相对流动率的变迁过程

(1)改革初期(1978-1989年),从教育获得来看,教育机会不平等显著增强,由此直接导致了代际继承的增强;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家庭所拥有的强关系能够帮助子女找到分配工作的关键人,从而能够分配到一个好的单位,获得好的工作。此外,由于上山下乡政策的废止,大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城,使得城镇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而,“子承父业”的接班顶替制度在这一时期大规模推广,也就进一步提高了代际继承的强度。

(2)改革中期(1990-2007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将近20年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阶层间代际流动上表现为相对流动率持续增加,社会开放性不断扩大。 研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时期“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的迅速扩散,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一过程是由相关的社会选择机制和社会构成机制促成的。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绩效主义的扩散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而在教育领域,再生产机制的作用依然很强。

(3)最新趋势,遗憾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开放性的扩大并未一直持续下去。李路路等人的分析表明,最近几年,相对流动率再次下降。究其原因,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来自于当代中国的转型过程本身。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格局。其中强化代际继承、阻碍代际流动就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整个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就有可能再度变强。由此,再生产机制的变强便受到持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市场机制在非经济领域的扩散这两个社会过程的推动。

三、代际间流动程度及变化趋势的跨国比较研究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的阶层间代际流动在总体上经历了持续的增长过程,但在相对流动率上,则经历了由低转高、又由高转低的变化。为了进行代际流动程度的跨国比较,首先,在数据上,研究合并了欧洲社会调查(ESS)2010至2016年的数据、日本综合社会调查(JGSS)2010至2012年的数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2010至2016年的数据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至2015年的数据,提取了10个转型国家和10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代际关联系数”作为参照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代际关联系数是按照职业阶层结构将其分为五类,即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鉴于研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因此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出生同期群进行趋势分析,据此计算出各出生同期群的总流动率,然后使用对数乘积层面效应模型计算出代际关联系数。在所选定的10个市场转型国家和10个发达国家中,所有国家的代际关联系数均显著大于0,说明在这些国家中,代际继承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中国的代际关联系数位于第17位,仅稍高于美国、芬兰和瑞典。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相对较高。出现这种特殊的结果,是因为相对较低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相对较高的城乡流动,中国的代际流动要比西方大多数国家更高。当然,仍然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代际流动和中国差不多甚至更高,其背后的具体原因还需要更多的跨国比较研究来进一步分析。

关于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由于数据的限制,研究选择了样本量较多的匈牙利、捷克、俄罗斯、 德国、法国和美国6个国家,以30岁获得最终职业地位为假定划分了1939-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7年、1978-1986年四个出生同期群,通过计算各同期群的代际关联系数来分析各国的代际流动变化趋势。相比于匈牙利、捷克和俄罗斯这三个转型国家,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其一,中国代际关联系数下降趋势的持续时间更长;其二,中国代际继承强度在所有转型国家中几乎都是最弱的。在研究者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前者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相比其他转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开放性的上升持续了更长时间,由此可能也导致了中国的相对流动率总体上要高于前者。

四、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

在已有的代际流动的效应问题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部分,即客观影响和主观态度或认知。研究对于阶层间代际流动效应的分析主要选择主观态度或认知的领域,具体来说,主要是分析阶层间代际流动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并借此来透视阶层间代际流动的社会影响。在当代中国剧烈转型的背景下,代际向上流动对个体的幸福感、公平感和冲突感具有独立的流动效应,可以通过为个体提供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而显著地增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并有缓解社会冲突感的效用。代际向下流动虽然会显著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并不会降低个人的社会公平感,甚至同样可能削弱社会冲突感。这一结果昭示了促进机会公平、加强社会开放性程度的必要性。

五、结论

李路路等人在分析研究当代中国阶层间的代际流动时认为,在工业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代际间的总流动率四十年来持续上升,而代际关联系数则呈N型变化,在经历了早期的上升和之后近二十年的持续下降后,最近十年间再次出现上升。研究认为,绩效主义原则和阶层再生产效应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对强弱决定了代际关联系数的N型变化趋势。此外,通过跨国比较分析,中国的代际关联系数排名第17位,相对较低。而对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分析表明,一个开放、流动的(包括向下流动)社会能够通过提供平等的流动机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

上述分析结果对于理论与现实均有重要启示,但是,研究分析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代际关联强度在最近十年中有所回升,这意味着代际流动机会的减少,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在此背景下,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探索有效的社会政策,破除阻碍社会开放的社会经济制度,进一步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和促进流动机会的公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介绍文献


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J].社会学研究,2018,33(06):1-3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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