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7日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简称“北大财政所”）成立十五周年的日子。为检视在过去的15年间北大财政所在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尚存在的问题，就15年来中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机制重大变迁的理论化提炼与构建，以及实证分析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重大缺陷与空白进行系统总结，自2020年10月22日起，北大财政所组织了52场学术活动，邀请了海内外超过200名来自教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计算社会科学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实践者共同展开了分享和探讨。在大范围、多元化探讨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炼和总结相关思考与发现，并为北大财政所未来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2021年1月20-22日，北大财政所举行了“教育财政：中国的问题体系与理论构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15周年庆典暨第六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主旨学术论坛”。本次会议包括开幕式、主旨发言和主题为“教育财政：中国的问题体系与理论构建——我们的学术体验与学术自觉”的三个圆桌论坛。

　

线下会议现场

　　

线上会议屏幕

　　北大财政所所长王蓉教授在题为“我（们）的学术体验与学术自觉”的开幕辞中表示，在过去的15年中，北大财政所开展的系列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是一种“独特的学术体验”，并在几个领域形成了学术自觉：首先，明确“怀仁怀朴，唯真唯实”作为学术价值观并一以贯之地坚持；第二，非常坚持多学科的研究特色和研究团队的架构，视之为北大财政所的生命力源泉；第三，非常坚持国际化的视野，以国际化为重要特色；第四，努力以前瞻性、引领性的研究作为履行北大财政所对政府的研究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形成了覆盖所有类型和学段的教育财政研究体系，这样完整的研究体系全球范围内几乎唯此一家；第六，北大财政所全所同仁勇于承担自己作为改革的承受者和先行者的责任担当。当前，从低层次的学术自觉进升到高层次的学术自觉非常迫切和重要，未来北大财政所仍然需要承前启后、完成代际传承，并进一步回答关于中国教育发展、教育财政、国家治理等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历史贡献。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名誉院长闵维方做了题为“北京大学教育学科的建设与财政所的发展方向”的发言。闵维方回顾了重建40年来，北大教育学科发展的重点战略方向的四个发展阶段，认为北大教育学科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需要做出新的战略选择。他表示，财政所从建立到如今的这段发展历程是“十五年的风雨、十五年的沧桑、十五年的奋斗、十五年的辉煌”。他对于财政所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闵维方作主旨发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在题为“理论建模：当前社会学发展的关键环节”的主旨演讲中，对当前国内社会学发展的瓶颈进行了分析。刘世定认为，社会学理论建模被忽视，是影响社会学发展的关键环节或瓶颈，但这同时也是社会学范式变革的契机。借助案例研究建模，并开展理论模型与案例研究对话，可以帮助在保持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技术长项的同时，推进理论建模工作。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是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要立足于世界，不应用本土特色来保护自己，而应通过理论模型建构得到国际学界的理解，成为共同财富。从国际社会学的格局来看，不同国家社会学者有其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社会学者的可能选择是做好理论建模环节的工作，与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对话。

　　

刘世定作主旨发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做了题为“面向2035的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的主题演讲。教育投入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基于这一理论假说，岳昌君对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开展了系列研究，同时对我国人力资本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初步分析。岳昌君认为，未来的教育财政研究关注点应更加重视对稀缺、选择、边际分析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教育投资—教育质量/效率/公平—市场表现（内容/结构）关系的研究。同时，教育投资要看得更高、更广、更远，起到“引领”作用：一是要培养胜任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高质量人力资源，二是关注省际/城际/城乡差异长期积累的“逆向补贴”问题，三是要关注教育投资效果评估，如在线教育、AI/数字教育等。

　　

岳昌君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北大财政所客座研究员袁连生教授就教育财政研究领域与薄弱环节的相关思考进行了分享。国外教育财政研究论文数量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效率、公平和充足；与国外相反，我国教育财政研究论文数量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充足、公平和效率。从我国研究论文数量分布看，教育财政研究3个主要领域中，公平和效率的研究、尤其是教育财政效率研究属于薄弱环节，未来应加强效率和公平问题的研究，相对减少充足问题的研究。在教育财政效率领域，基于产出/投入（成本）关系的效率研究成果不足，学校层面的效率研究成果不足等。在教育财政公平领域，没有建立起判断教育财政公平的基准，缺乏高质量的宏观研究成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还不足。在教育财政充足领域，则表现在对基于教育目标的充足性/标准研究不足，缺乏教育价格（成本）指数。在教育财政体制领域，对省级政府教育财政责任研究不足。此外，疫情时期线上学习的普遍推进，昭示了数字学习时代的来临，与之相应的数字学习时代的教育财政研究也值得关注和加强。

　　

袁连生发言PPT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我国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的梦想和奋斗目标。在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问题与路径：一个分析框架”的主题发言中，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大财政所客座研究员郭建如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反差。他认为，由于中心与边缘结构和学科学术话语的圈层结构两大结构性屏障，“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还没有引起世界的足够重视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学术话语的改变。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目的，主要在于使中国的社会科学成为世界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由原来的“失语”“失声”变成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主要声音，甚至能够掌握话语主动权。他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应采用渐进方式，从筛选中国独特的事实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提炼出新的学术性概念，进而提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新理论，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系统性的梳理中，发展出中国式的理论体系；通过对构成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以及学科的基本思维方式不断挑战，用基于中国的实践，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新概念丰富或替代西方的某些概念，最终实现对共享的核心圈层的知识的更新。郭建如还对有效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的激励机制进行了探讨。

　　

郭建如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善迈通过视频的方式做了题为“中国教育财政研究的历史反思与展望”的主题演讲。王善迈总结回顾了我国教育财政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体制机制、研究问题和领域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他提出，中国教育财政研究者应加强本土化问题和理论建设的研究。王善迈同时对北大财政所15年来在教育财政领域的突出研究工作和贡献表达了祝贺。

　　

王善迈视频发言

　　教育经济与教育财政的关系是教育财政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在题为“政府行为与教育发展：中国教育财政领域的研究发现和范式调和”的主题发言中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政府行为分析和教育供给侧研究是中国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伴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政府行为和教育发展的研究成果极大丰富，日益从早期主要关注央地关系对公共教育供给数量的影响转向各种具体教育政策对教育供给数量、质量、分配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同时，社会学家关于政府教育行为和教育项目制的相关研究，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背景下的教育供给侧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调和”。田志磊认为，在教育财政研究中，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对现实丰富性的了解，在对现实丰富性有足够了解之前，建议少一些全局性的量化实证，多一些局部性的田野调查、案例和量化实证，使之成为有指导实践价值的本土理论的源泉。

　

田志磊发言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曾任北大财政所客座研究员黄斌在题为“基于因果经验证据的义务教育政策研究”的发言中，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经济和教育财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二者经历了从分野到逐渐融合的过程。在因果推断的计量框架下，教育财政偏向供给一侧的研究，探讨在现有体制下如何进行资源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教育经济偏向需求一侧的研究，探讨学校和家庭资源的投入如何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并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前，中国在需求一侧方面的研究过少过弱。黄斌认为，可以将教育财政研究定义得更加广泛一些，凡是公共教育政策方面的研究都可纳入到财政研究的范畴内。黄斌分享了他近年来在义务教育财政政策评价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实施成效评价研究和教育生产函数领域的相关研究及其核心发现。

　　

黄斌线上发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大财政所客座研究员杨钋和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易就“教育财政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思考”这一问题展开了分享和讨论。杨钋、魏易认为，教育财政研究存在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政治、制度取向，一种是经济效果取向。前者主要包括教育财政的体制机制问题、教育财政的制度变迁、教育财政政策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三大领域；后者的领域主要包括教育内部的资源配置绩效、外部因素对教育财政的影响和教育财政对教育产出的影响。两位发言人对中美两国教育财政研究的历史沿革、体制机制的变化，特别是美国教育财政体制机制的公私责任划分、各级政府责任划分、教育经费分配机制等进行了介绍，并认为，当前中国教育财政应该重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家庭教育支出与相应的政策反应等问题。

杨钋发言

　　魏易发言

　　北大财政所数据中心副主任朱蕾娜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季楚煊对行政管理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享和讨论。发言以美国州纵向数据系统 （SLDS）为例，介绍了国外行政管理数据的经验。在分析国内行政管理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对行政管理机构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朱蕾娜发言

　　弱势群体教育财政问题是北大财政所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多年来的研究工作领域。本次会议上，宋映泉分享了自己的相关思考，他分别从“谁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教育财政问题的价值观基础”和“弱势群体教育财政问题的学科基础”三个方面展开分享。宋映泉发现，弱势群体教育似乎不仅是财政投入的问题，各级教育阶段都存在“逆向投入”现象，在各级教育阶段中，学前教育可能是最不公平的教育阶段。未来应该更多开展弱势群体教育财政的国际比较，探寻弱势群体教育财政现状的历史根源，并在比较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间探求平衡。

　　

宋映泉发言

　　北大财政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魏建国做了题为“教育财政研究的法学思考”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从交叉学科这个角度来谈教育财政，法学也有一定的角色和地位。有些教育财政政策问题可能就是法学研究问题，有些法学术语和概念在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中应该得到必要的重视和尊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需要考虑整个法律体系的要求，有必要从技术层面、从规则层面研究教育财政政策问题。他提出，可以从研究流程角度把教育财政政策研究划分为三个环节，即教育财政政策动员、教育财政政策设计和教育财政政策评估。他认为教育财政政策设计和教育财政政策评估类似于制药和药品临床试验的关系，教育财政政策设计应该重视其自身的理论建设，这是其他环节的研究所无法替代的。他特别以去年颁布的《民法典》为例，强调教育财政制度设计应该重视法律逻辑，应该进一步提高法治化水平。

魏建国发言

　　如何为教育筹集充足的资源是教育财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北大财政所建所至今，多次承担了来自相关部委关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的问题的相关研究任务。北大财政所常务副所长刘明兴教授对4%现象背后的问题进行了解读与思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是教育筹资的主要行政主体，不同级别政府的投入动力、主管部门如何促使各级政府增加投入，是4%问题的核心。刘明兴分别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及主管部门的教育筹资与资源分配的现象和相关问题，对三重挂钩体制（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平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的历史现象和问题体系进行了探讨。基于对投入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信号机制及信号的机制设计、政策内涵等分析，刘明兴提出了教育财政投入4%的理论假说的建构。

　　

刘明兴发言

　　在题为“教育财政：中国的问题体系与理论构建”的主题演讲中，北大财政所所长王蓉教授对中国教育财政的问题体系和理论构建进行了初步的阐述。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体系与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两类“闭上的眼睛”突出的问题：一是在界定“中国的现象”时，更多的以西方为标尺衡量，而忽视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时的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二是在研究“中国的现象”时，对中国问题的现象的分析服从于过强的政策实用意识。同时，虽然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全球话语体系上并没有相应份量，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远”的现实，在西方世界常常遇到“充耳不闻的耳朵”。王蓉以中国和西方国家分别在政治学研究范畴中的政府公共支出的决定过程、经济学范畴中的教育投资收益实现的“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作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教育财政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阐释。她认为，教育财政研究主要包含经济学范畴、政治学范畴的两大研究问题，即“教育投资收益实现过程”和“政府公共支出的决定过程”。在教育财政研究中，教育投资收益实现过程奠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的个人与国家的教育激励，这一过程在中国存在着由“看得见的手”主导的现象，而在西方泛泛来说主要由“看不见的手”主导。在政府公共支出的决定过程中，在中国存在着“看不见的手”主导的现象，而在西方相关的程序和制度可以刻画为由“看得见的手”主导。由于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教育投资收益实现过程和政府公共支出的决定过程，因此我国教育财政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焦点。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中国教育财政的研究需要基于本土的事实和经验，总结和提炼相应的理论模型，突破“闭上的眼睛”和“充耳不闻的耳朵”的障碍。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来自北大财政所和北大教育学院等约30名北大校内研究人员参加了线下会议，逾千人次来自国内外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媒体人士、政府和业界的实践者等各界人士参与了线上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