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明显的冲击,当年高校招生人数同比激增42.9%。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从1998年的340.9万持续增长到2011年的2308.5万,年均增长率高达15.9%。如果将大学生数量视为高等教育的产出,高等教育的投入跟不上产出的快速增长。1998年每10名在校生可获得3名在校教职工的教辅与17.2万元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到2011年,该对应值却仅为1名教职工与23.6万元。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尤为缓慢,年均增长率仅为0.9%。陈林、夏俊在《高校扩招对创新效率的政策效应——基于准实验与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检验》将1999年的高校扩招视为一次公共政策实验,基于准实验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框架,利用1998—2011年29个内地省份和香港、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以DEA-Tobit计量模型就高校扩招政策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
研究方法和数据
高等教育政策的冲击不会影响已毕业的现有研发人员的研发效率和单位产出,受到政策冲击的只是新制度培养出来的新增研发人员。由于旧教育体制(主要为改革开放后至1998年)培育出来的研发人员并不会在短期内退休,因此新增研发人员的效率与产出下降,理论上不会对中国每年的创新总量产生负作用。然而,扩招后的低素质新增研发人员数量激增,其投入产出效率(即创新的效率)必然会大幅下滑。简言之,扩招政策会对创新的效率产生负面冲击,但很难对创新总量产生负面影响。结合上述两点,本文将采用知识生产的投入产出函数作为考察创新效率的基本模型,重点考察创新效率是否受到扩招政策的冲击。
二
研究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固定资产存量、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等变量后,扩招政策对实验组的创新效率影响的估计值为-0.16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将实验组扩大到内地所有省份后,扩招政策对创新效率的负面冲击效应更为显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
三
研究结论
高校扩招对内地省份的创新总产出有正向作用,但同时对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冲击,扩招后的地区创新效率会因政策冲击下降约35.7%。从持续影响看,扩招后培养的“新大学生”在高等教育人口中占比越高,该地区研发人员的平均创新效率就越低。虽然导致高等教育投入激增的高校扩招政策存在刺激创新总产出的积极效应,但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高校扩招似乎未能同时提升中国技术创新的质与量。因此,高校扩招政策的综合效应难以用“好”或“坏”进行评价。
介绍文献
文献推荐者感言
CIEFR-P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