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高校扩招对创新效率的政策效应
发布时间:2019-10-10

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明显的冲击,当年高校招生人数同比激增42.9%。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从1998年的340.9万持续增长到2011年的2308.5万,年均增长率高达15.9%。如果将大学生数量视为高等教育的产出,高等教育的投入跟不上产出的快速增长。1998年每10名在校生可获得3名在校教职工的教辅与17.2万元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到2011年,该对应值却仅为1名教职工与23.6万元。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尤为缓慢,年均增长率仅为0.9%。陈林、夏俊在《高校扩招对创新效率的政策效应——基于准实验与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检验》将1999年的高校扩招视为一次公共政策实验,基于准实验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框架,利用1998—2011年29个内地省份和香港、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以DEA-Tobit计量模型就高校扩招政策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

研究方法和数据

高等教育政策的冲击不会影响已毕业的现有研发人员的研发效率和单位产出,受到政策冲击的只是新制度培养出来的新增研发人员。由于旧教育体制(主要为改革开放后至1998年)培育出来的研发人员并不会在短期内退休,因此新增研发人员的效率与产出下降,理论上不会对中国每年的创新总量产生负作用。然而,扩招后的低素质新增研发人员数量激增,其投入产出效率(即创新的效率)必然会大幅下滑。简言之,扩招政策会对创新的效率产生负面冲击,但很难对创新总量产生负面影响。结合上述两点,本文将采用知识生产的投入产出函数作为考察创新效率的基本模型,重点考察创新效率是否受到扩招政策的冲击。

文章使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考虑到经济总量与高等教育水平的差距,实验组样本选择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8个省份;台湾和香港地区作为对照组。实验组的分组虚拟变量等于1,表明受到扩招政策冲击;对照组的分组虚拟变量等于0,表明没有受到政策冲击。
文章把创新的生产类似视为知识的生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文章设定创新的投入要素为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产出为专利的授权数量,时间跨度为1998—2011年。中国内地省份的研发经费K对应《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研发人员对应“科技活动人员”,专利的授权数量对应“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台湾地区的数据来自历年《台湾统计年鉴》,其研发经费对应“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对应“研发人力‘总计’”,专利的授权数量对应“专利公告发证数”。香港地区的数据均来自历年《香港统计年刊》,研发经费对应“研究及发展(研发)开支‘总计'”数据,研发人员对应“研究及发展(研发)人员数目‘总计’”,专利的授权数量对应其中“在香港获批予的专利数目‘总计’”。

二

研究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固定资产存量、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等变量后,扩招政策对实验组的创新效率影响的估计值为-0.16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将实验组扩大到内地所有省份后,扩招政策对创新效率的负面冲击效应更为显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

部分内地沿海省份的创新效率在1999年后获得了提升,但实证结果表明其创新增长更多来自于发达地区政府对科技及基建的大力财政支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在所有自变量中最显著,表明政府对创新的财政支持提升了创新效率。因此,即便扩招政策实际上损害了沿海地区的创新效率,但其创新效率在1999年后也获得了局部的提升。而相对于创新效率波动更大、样本量更多的总体样本而言,沿海地区的回归结果显著性较差。
 一个地区的“新大学生”比例越高,该地区的创新效率越低,即扩招政策对地区创新效率的效应显著为负。

三

研究结论

 高校扩招对内地省份的创新总产出有正向作用,但同时对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冲击,扩招后的地区创新效率会因政策冲击下降约35.7%。从持续影响看,扩招后培养的“新大学生”在高等教育人口中占比越高,该地区研发人员的平均创新效率就越低。虽然导致高等教育投入激增的高校扩招政策存在刺激创新总产出的积极效应,但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高校扩招似乎未能同时提升中国技术创新的质与量。因此,高校扩招政策的综合效应难以用“好”或“坏”进行评价。

介绍文献

陈林,夏俊.高校扩招对创新效率的政策效应——基于准实验与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检验[J].中国人口科学,2015(05):45-57+127

文献推荐者感言

高校扩招作为近年高等教育领域极其重要的政策,其“功”与“过”的争论一直不断,究其原因在于不同利益群体所站的立场差异巨大。上述论文采用较宏观的数据实证认为高校扩招对于创新效率的影响有负面冲击,该结论依旧需要微观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刘鑫桥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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