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起了一位同学以及他的一句话。那是十几年前，在如此刻这样的毕业典礼之后，我走向北大南门准备回家，这位同学说：“老师，我送送你。”快走到南门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问：“在过去三年，我或其他老师说的哪句话，给你的印象最深刻？”在座的各位同学可以猜想一下他的答案，也可以问一下你们自己。与此同时，我也可以说说我和这位同学的故事。那还是在我和岳昌君老师担任教经系系主任的日子里，这位同学在我所教的《教育经济学》这门课上基本不怎么参与讨论，也不交作业。我和岳老师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提振一下系里的学风，对同学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于是和这位同学说必须重修这门专业基础课。自始至终，他都很平静，没有抱歉，也没有质疑。在第二年修课的时候还经常坐在前排。顺便说一句，这位同学本科毕业于一所著名高校的哲学专业。回到我们俩走近南门时的那次对话，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呢？他沉吟了半晌说：“老师，有次你来上课的时候是匆匆忙忙从某部委开会回来，你上来就说了一句，‘某部委食堂的饭真挺不错’，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这位同学毕业后不久就考上了某部委的公务员。他给我的回答与他的职业选择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的联系，这不得不让我陷入了严肃的教育经济学和哲学思考之中。

思考结果之一是这位同学的这位老师，也就是我，显然不如该老师的老师。因为我的老师们留下了更多可说的与食堂无关的令学生印象深刻的话。其中之一是我的博士生导师Norton Grubb的一段话。

记得我那时刚刚去美国加大伯克利读博士不久，学业压力很大，上课经常听不懂，每次和导师见面心里都很紧张。终于有一天Norton说要和我认真地谈一谈。他说：“蓉，我想让你记得下面这三句话：第一，永远不要说‘我不行’。第二，从来都不要轻易说‘我错了’。第三，从来都不要轻易说‘我很抱歉’。”

这三句话也许可以这样做一般的诠释，那就是都是关于我们的自“我”，如何面对可能的挑战、挫折和责任。但是，我的思考其实是，Norton当初之所以让我如此决绝地告知自己“三个不要”，那是因为，他听到我过于随意而频繁地说，“我不行”“我错了”“我很抱歉”，意识到我说这些话，它们更多的是行使着某种对于他人的心理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依赖与索取的作用。当“我不行”的声音响起，这实际是在期待他人说“你行”；当“我错了”的声音响起，这实际是在期待他人说“这不是你的错”；当“我很抱歉”的声音响起，这实际是在期待他人说“没关系”。每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都在表明，关于“我”的自己的能力、缺失、问责，都需要和仰赖他人的确认，而这其中的自我的作用，模糊甚至杳无踪影。

Norton告诉我的这三句话，我后来意识到，囊括了我结束学生生涯之后处理自我与他人、处理自我与世界之间最难处理的问题的原则。

第一，我们经常都要面对自己既有的能力与迎面而来的新挑战的匹配的判断。有如此多的我们不懂的，不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关于这个匹配的判断，需要的是对于自己的学习能力的自信，对于我们自己因接受这个挑战而进行自我能力建设的过程的预判。是的，这个时候，你永远要勉励自己说，“我行”，而不能说“我不行”。

第二，我们每时每刻面对纷繁如棋局的工作和人生。行棋当善奕，落子谋全局。我们虽必然有对作为奕者“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豪迈与畅快的向往和期待，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很快会认识到，“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古老的中国智慧，说的其实是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不过是棋子的认知，我们所需要的是洞察该棋子所属的棋局的结构性约束，及洞察之后才能有的智慧和忍耐。我们作为棋子所属的棋局，大概又可以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那是肯定不止一个，呈现了差序格局。说到“我错了”，或者“我抱歉”，这并不仅仅是有关责任和担当，而更多是有关智慧和分析。倘若我等如棋子而非奕者，棋局的错误又如何能让一个个棋子承担？而倘若我等甘为被动的棋子，又何来人生之价值和快意？奕者兮？棋子兮？人生大多数的时候其实难以分辨。

我今天的发言主题是，在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完成一个我”。“如何完成一个我”来自于钱穆先生的“人生十讲”，初次看到这个标题，我很受震动。他说：“天地只生了一个一个人，并未生成一个一个我……我之自觉，乃自然人跃进人文世界至要之一关。我之发现，有赖于人心之自觉，今日人人皆称我，仅可谓人人心中俱有此一向往，却并非人人有此一实际。”“今试问，人生百年，吃饭穿衣，生男与女，尽人皆同，则我之所以为我者有何在？”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我和同学们之间发生的一件往事。有一次我在北京798的尤伦斯美术馆看到一个展览，高大的铁丝网上挂满了各种物件……于是那周上课的时候，我和同学们说：“我们来做个游戏吧！假设我给你一个架子，上面可以挂十件物件，这个游戏叫做‘十件物等于我’。你打算挂些什么呢？”结果令我非常震惊。记得一个同学说，她要挂一本外语词典，因为学习外语是她的爱好，她已经在学第四门外语了。还有一位男同学说，他要在上面挂一个上好的耳机，因为他是一个男高音歌手。我的震惊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意识，就是我意识到，我和这几位同学当时认识已经很久了，可是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们的这些特长和爱好，因为之前，我从未如此发问。就钱穆的问题，“我之所以为我者有何在？”就是上面这样一个简单粗浅的游戏，已经可以揭示出每一个同学的“我”的一些鲜明特殊之处。可是，其实，我们作为老师，对于各位同学的“我”，又能有多少了解呢？又能有多少好奇呢？在专业、课程、分数、训诫、各种仪式的背后，又有多少制度化的安排，让我们的我与你们的我之间，有直接的真实的撞击呢？我自认为我自己是做得很不够的。

我想起了我一开始谈到的那位同学。我在想，在课堂的情境下，说起某部委，必然应该总是和国家重器、庙堂之高、兼济天下联系在一起。这部委，在道道铁门之后，又非一个普通的研究生在没有他人带领之下就可以随便闯入。这时却有一个嘴上没有把着门儿的老师，说起了这个部委的食堂……多么的日常，多么的凡俗，这股强烈的烟火气冲破了那道道的铁门，冲破了各种崇高的意向，来到这同学的眼前，仿佛触手可及。对一个正在踌躇于自己未来职业选择的年轻人来说，这个瞬间必然是生动的，也必然是印象深刻的。他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冠冕堂皇的话来回答我，但是不，他依据了他自我真实的感受来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对此心存感激，这也是我，为什么把他的话记到了今天。

回到我的发言主题，“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如何完成一个‘我’”，关于“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这也是因为我又想起了我的老师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我1993年硕士毕业于咱们教育学院的前身，高教所，然后去美国读博。汪永铨先生在我出国之前特地找了我去说：“王蓉，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太落后了！你去了美国就要把人家搞清楚。”站在这里回首往事，我必须说，我这一代深深受益于我们的老师一代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大变局的拥抱、对于学术世界必须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信条的影响。

不知世界无以知中国，正如不知他人无以知自我。

后来，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闵维方老师率领一个北大的代表团访问湾区，访问结束后他和他的斯坦福老师们团聚，也叫了我去。我很好奇闵老师和他的老师们之间那种亲密而又互相敬重的关系。Ed Bridges教授这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闵老师在斯坦福当学生期间，有一次中国国内发生了自然灾害。那一代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部都是靠奖助学金支持，清贫之至。他们这些教授没有想到的是，闵老师这时和几个中国学生在斯坦福的校园里支起了油锅，卖炸春卷，为中国赈灾筹集捐款。

我后来才意识到，Ed Bridges教授看似偶然的主动告诉我关于闵老师和春卷的故事，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教育家，是想告诉我，正是这些春卷，种下了他们对于闵老师的敬重之心的种子。他们看到了，闵老师，也就是当时他们唯一能够从近处观察和接触的中国人，心存如此巨大的家国情怀，这让他们心生敬畏。这些种子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我们教育学院一代一代的学生们，仍然在受益之中。

此刻我也在想，如果汪先生在天之灵有知，听着我刚刚说的这些话，不知他作何感想。也许他在郑重和我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太落后”的时候，未尝不知道，我也是即将在我的美国导师面前，如嗷嗷待哺的精神羸弱婴儿，不停地发出“我不行”的哀鸣而寻求帮助的年轻人。但是，他仍然要坚持让我，去担心，去思考，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的教育。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我大概一定会全身心想的是，“我”的学业，“我”的分数……也许他已经知道，在今天我站到这个讲台前的时候，会把他说给我的话，再讲给你们听。

在一切不确定之中，唯一确定的是对于未来一代的信心，是对于过去世代相传的某些信条的未来价值的信心。

你们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相信，你们年轻的一代有着比我们老师这一代更加丰盈和更加强大的自我，你们的内心足够支撑起一个个傲然挺立的肩膀，这些肩膀上足够在不确定的未来，担负起如此多的期望和重托。

最后，关于信条，我想把我打算等我女儿十八岁的时候讲给她的话现在先讲给你们听。我的女儿才八岁，我给她起名叫“小我”，我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人啊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我很喜欢的一位爷爷，也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校长，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儿叫做黄豆爷爷，可是他听了“小我”这个名字后说：你怎么能给孩子起这个名字呢？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也不能不把自己当回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阐述这个名字和钱穆文章的关系。“小我”的意思除了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其肯定的意义在先，那就是：首先，人不能无我；首先，人要有完成一个我的自觉。

可是，如何完成一个“我”？也许我们也别无选择，那就是：

小我而大天下。

我最后把这句话赠给各位同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