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果证据的义务教育政策研究:兼议中国教育经济与财政研究的融合与发展
发布时间:2021-02-07

编者按:本文为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黄斌教授在2021年1月21日“教育财政:中国的问题体系与理论建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所成立15周年庆典暨第六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主旨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黄斌(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曾任北大财政所客座研究员)

一、中国教育经济与财政研究的历史沿革

中国教育经济与财政研究的开端大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教授等学者开展“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合理比例”研究,选取了39个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并预测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合理比例应略高于4%。该课题成果是中国教育财政研究的奠基之作,对后续相关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中国的教育经济研究与财政研究尚未分野,从厉以宁和王善迈两位老师的研究看,既涉及教育经济问题,也涉及教育财政问题,其中他们探讨了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典型的教育经济问题,但他们对教育经济的研究是为了回答究竟需要多少的财政投入才能保证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典型的教育财政投入充足度的测量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教育经济研究和财政研究开始分野。中国的教育经济研究开始跟随国际教育经济学界主流测算中国教育收益率,探讨教育对于个人收入及分配的影响与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变量进入到国际学界的研究视野中,最典型如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它们作为一种特殊变量进入到经济的基本理论和计量模型当中,有众多学者开始探讨这些变量对于抑制教育收益所可能具有的作用,并以此对国际经济学界的二元分割市场理论做出回应。有人将这一进程看作为中国教育经济学的本土化进程,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最早将户籍和体制内外市场分割引入到收入方程中的学者并不是中国学者,二是引入中国变量并未产生新的理论或观点,这些中国式元素只是作为一种度量市场化程度的指标进入到模型中,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印证西方经济学理论,并未产生新的理论或观点。因此,我将这一时期的教育经济研究称为“伪本土化进程”。

在同一时期,中国教育财政“一头扎进”对中国教育财政非公平现象的统计描述研究中,主要致力于描述中国当时日益恶化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与巨大的地区间教育财政投入差异与不足问题,借此呼吁政府要对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做出根本性的改造,这一时期的教育财政研究对于之后2006年“新机制”改革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很明显,从2000年以后,中国教育经济和财政研究发生了分野,二者关心的议题很不同,教育经济主要是估计教育收益率,教育财政主要是分析财政投入差异,二者所使用的计量方法也不同。此外,教育经济和财政研究发展在这一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式”变量的研究红利吃尽。国际经济学界完全倒向计量实证,而中国当时缺乏充沛的微观数据的支持,与国际计量前沿发展脱节加大。因此,个人认为在那个时期中国的教育经济研究走向一个低潮。与此相反的是,中国教育财政研究在这一时期却迎来了春天,“新机制”改革为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国内教育财政研究关注点由刻画投入差距转为分析差距的形成原因。与此同时,中国教育财政的县级数据开始出现,1999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附录中首次披露了全国县级教育支出数据。这是一个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源,它的出现为教育财政研究者“近距离”观察县级地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行为提供了机会。将县级地方教育财政数据与全国县级地方财政、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合并,可以就中国教育财政做出更多深层次的分析。在这一时期,就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教育支出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函数被大量应用于经验研究之中。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本土化”加速,但可惜的是,只是经验研究本土化,理论层面没有任何进展。

之前田志磊老师提到中国教育财政研究借用了很多美国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观点,这是事实。因为要谈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财政联邦主义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分析框架,在缺乏我们自己理论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接受该理论,别无选择。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中央对地方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当年我在读文献的时候就深切感觉到美国联邦财政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严重脱节。北大财政所王蓉老师是我的博士答辩委员会委员之一,当时我还就这个问题跟王老师讨教过。依照西方财政理论基本原理,一个地方教育支出受制于地区居民对教育的需求。根据Inman (1979) 提出的一般化分析框架,一个地方教育支出应取决于该地区“中位数”居民的收入及其在供给地方教育服务中所承担的税收价格,因此在美国学者构建的有关地方教育支出函数模型中必定包括居民中位数收入和税收价格(Tax price)这两个变量,但这明显不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财政和政治制度背景。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地方支出的函数的估计当中,肯定是有地区走中位数收入以及整个税收价格这两个变量,这个很明显在中国不适用。如果完全依照Inman模型,我们根本就提不出自己的地方教育支出函数。譬如,模型中收入变量应该怎么处理。在中国体制下,地方教育不完全取决于居民的需求,还是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供给能力,那么收入变量应如何处理呢,是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吗,能不能用GDP来代替财政收入?我记得五年前我在《教育经济评论》发了一篇文章,编辑跟我讨论地方支出函数中为什么没有控制地方的人均GDP,我回答说好像没有一个理论模型说地方教育支出函数就一定控制人均GDP,控制人均GDP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控制了地方财政收入,还需要控制人均GDP么?这在现有理论模型中都没有说法。即便我们认可可以用财政收入来替代西方数理模型中的中位数居民收入,那么用什么财政收入,是总收入还是预算收入,包不包括上级转移支付,还是只包括自有财力?地方财政收入多,就意味着地方教育财政供给能力强么?我们知道在现实中,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财力分配,各项支出都是在一口锅里吃饭,财力分配既按照历史路径依赖的逻辑,也奉行丛林法则,谁抢得多,谁就吃得饱。此外,最麻烦的是,税收价格怎么测量?中国的义务教育不像美国那样有自己独立的税基(房产税),没有自己独立的税基,我们就无法测量出地区居民在提供单位公共教育所承担的税赋水平。

从这个例子就很容易看出来,严格借用西方的财政理论和计量模型解释中国现实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在理论逻辑层面,还是在计量细节方面,都有种种不适应的地方。目前,不少本土化研究其实都只是在“借用”西方理论,有些“借用”只浮于表面,有些虽然是深度“借用”,能在逻辑和技术上自圆其说,但只实现了经验研究的本土化,尚未触及理论与计量二者皆有所创新且能相互印证的境界。这是很困难的,包含我在内也没有做到。

2010年后,教育经济研究和教育财政研究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有融合的迹象,这主要是得益于因果推断方法的引入。在中国教育经济研究领域,这些年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逐渐增多,主要原因是国内开放的微观数据越来越多,在这些数据的支持下,中国的教育经济研究又重新走到教育生产函数和认知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围绕学生学业成绩展开一系列因果关系研究,并逐步将研究中心转移至对教育政策改革的成效评价之中,譬如对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的教育后果的评价研究。与此同时,中国教育财政也开始利用因果推断开展对过往财政体制改革成效的评价研究,探讨财政体制改革的财政后果,包括改革对提高教育支出水平和改善教育支出非均等的作用。众所周知,教育财政改革即便在财政后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教育支出的增多和差异的改善最终还需反映在学校教育和学生层面,即这些改革究竟有没有提高中国学生的认知能力水平,有没有改善不同阶层家庭和不同地区儿童认知能力的差距。可惜的是,目前对教育财政政策改革的评价研究还依然是“就财政说财政”,有关财支出能否有效提升学校办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学业水平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学界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经验上,似乎还未取得突破。

诚然,目前中国的教育经济研究与财政研究的关注度逐渐聚拢于政策改革评价,时隔二十年后这两个学科至少在计量层面又走到了一起。但在因果推断的计量框架下,教育财政和教育经济研究还是有一些不同偏向的。目前教育财政偏向供给一侧的研究,探讨在现有体制下如何进行资源的筹集、分配和使用,供给一侧研究大都是从现有体制出发,在现有财力条件下谈改革。然而,财政工具的应用最终还要落脚于教育实践,财政支出只有对学校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获得发生实质性的作用,方才是有效的。可惜的是,目前教育财政供给侧方面的研究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教育经济偏向需求一侧的研究,探讨学校和家庭资源的投入如何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并由此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目前,中国在需求一侧方面的研究还是过少、过弱。虽然说数量在增加,但是能达到因果推断效力的经验证据的最新研究数量还是很少。不同研究采用的“技术标准”不同,有些研究结论只是相关的,有些研究结论具有因果推断效力,这两类研究成果不可直接对比,由此导致有效的知识边际累积速度比较慢,很多教育量化问题的讨论很难达成共识。譬如,很多学者使用相关方法发现父母教育背景对儿童课外补习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而近年来,我们利用模糊断点估计得到的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稳健的因果关系,或者说这二者关系并没有以往相关研究发现的那么大。

我们可以尝试将教育财政研究领域定义得更加广泛一些。个人的观点是,凡是公共教育政策方面的研究都可纳入到财政研究的范畴内,因为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得依靠政府财政的支持,而一切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还是要考虑其教育后果,探讨教育财政政策对学校办学质量和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将教育经济研究视为教育财政研究的基础性研究。

二、教育政策准实验研究面临的挑战及我们的一些初步尝试

目前,国内学界就教育政策展开因果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准实验方法,这是因为大规模实施教育政策的社会随机干预实验,既面临道德问题,也受到财力的约束和限制。但准实验研究面对着内部有效性的问题,因为现实中政策的干预不是随机的,部分地区或学校先行进行一些改革,这些地区和学校通常与其他未实行改革的地区和学校在许多特征上存在着系统性差异。如何通过事后的观测数据形成具有可比性的控制组和处理组,避免内生性偏估,形成有效的因果推断,这是一个难题。

近年来,我与团队成员及海外学者在大的教育财政范畴内也尝试进行了一些新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义务教育财政政策评价研究;二是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实施成效评价研究;三是教育生产函数研究。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可以分成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类。

供给侧研究主要是对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成效做一些评估研究,包括对“新机制”改革、“省直管县”改革、中小学教师校际交流财政补偿政策的成效评价,我们通过构建全国县级地方数据库,就财政改革的水平效应和分配效应进行因果识别,探究这些改革是否有效提升了县级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水平,以及是否改善了地区间以及城乡之间的义务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

在需求侧,我们主要是通过学生或家庭个体微观数据形成因果推断,就近年来的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做出评价,但与之前国内同类研究不同,我们对于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的评价是以家庭和学生个体为视角,通过学区房溢价或学生成绩增值估计对改革成效进行评价,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我们认为对于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评价不应从政府角度进行分析,而应由受教育者角度出发。譬如,家庭对学区房的出价就可以作为对学校教育质量的个体评价,如果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有效,那么就应该改变家长对学区房的出价,改革的成效可以从学区房溢价变化中得到体现。对教育生产函数的演绎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学生成绩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机制,除学校和家庭投入外,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行为互动也会对学业成绩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从学生之间的同伴效应来间接地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经验证据。

下面,我将向各位简要介绍近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都陆续发表在《华东师大大学学报(教科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中国教育学刊》《新华文摘》《China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等期刊上。

三、供给侧研究:财政制度改革成效评价

我们利用五年时间建立起了全国县级地方数据库,根据该数据样本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主要发现包括:2000年以来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财政体制改革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水平的提升。“新机制”改革显著提升县级地方义务教育生均财政支出水平。具有分权化特点的财政“省直管县”亦具有显著的水平效应。然而,在分配效应上,这些改革的表现并不是很好。我们发现“新机制”改革未起到缩小城乡中小学校公用经费差距的作用,甚至有微弱证据表明改革具有扩大城乡差距的作用。“省直管县”改革对城乡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差距亦无显著影响。此外,在地区间分配效应中,我们发现“新机制”改革缩小了东中西部小学公用经费差距,但对初中公用经费差距不具有改善作用,而“省直管县”改革对东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支出差距有放大的作用。导致相关改革未发生应有的分配效应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点是地方对义务教育的低投入偏好。中央对地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存在“泳池效应”,即一方面中央在不停地向地方注入资助经费,另一方面地方在不断降低自有收入对教育的投入努力水平。地方对教育的低投入偏好既与教育支出刚性和地方财政收支紧张有关,亦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表现。

通过供给一侧的研究,我们取得了一些基本经验:在以县为主和地方办学的体制下,任何一项上级的转移支付都需通过县级层面的财政操作方可转化为实际的生均教育支出。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以分权的形式扩大地方财力,二是以专项的形式强迫地方改变支出偏好,二者缺一不可。一味通过放权扩大地方财力,虽有助于提升教育支出水平,但在目前固有的地方支出偏好结构下,不能保证地方公共教育从当地政府获得足够的财力投入,并且不利于中央调节地区间支出差异。

四、需求侧研究:同伴效应

在教育经济和财政领域有三大“函数”:一是明瑟收入函数,用于估计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二是地方财政支出函数,用于估计各类型变量对地方教育支出的因果效应;三是教育生产函数,用于估计各类型投入对于学生学业成绩增值的因果效应。近年来,我们尝试做了一些有关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先与团队李波博士合作对国内外教育生产函数研究做了系统性的梳理,之后与澳大利亚学者朱荣教授合作,利用现成的公开数据,采用类似随机实验的研究设计,对同伴效应进行了估计。同伴效应估计看起来似乎与财政离得很远,但实际上,此类教育生产函数的因果分析可以为财政的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经验支持作用。

因为,现实中,具有不同特征的学生在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之间的分配是非随机的,学生就读何种学校、哪一个班级都是有选择的,有些是家庭主动选择的结果,有些是家庭被动选择的结果。因此,同伴效应的因果分析面临着内生性偏估问题。目前,我们对两类学生同伴效应进行了估计:一是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二是残疾学生。我们利用公开数据提供的校长访谈变量形成了随机实验设计,CEPS调查对校长进行访谈,其中问及学校内是否是随机分班。当然,校长报告随机分班,未见得就一定随机分班。我们对报告随机分班的学校样本建了各种检验,发现这些学校的学生在不同班级之间的分配确实表现出随机分配的特点,无论是学生特征,还是学校的教学资源投入,在各班之间都没有显著性差异。于是,利用这些学校数据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随机实验的样本,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可比性且富含因果信息的数据样本。通过对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低能力学生和残疾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弱势家庭。

我们的估计结果显示,班级的差生比例对于其他同学的成绩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并且这一负影响与差生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由学生学习能力低所导致的。我们还发现,差生的同伴效应主要是发生在班级中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儿童群体之中,班级中的差生对于学习较好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具有显著影响。同样,我们发现,班级中残疾学生也具有相似的同伴效应。班级中残疾儿童对于其他学生的成绩也具有负影响,并且同样是只对学校成绩较差的同学有负影响,残疾儿童对于学习较好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样也不具有显著影响。我们还对这些同伴效应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无论是差生还是残疾儿童,他们都是通过影响班级学习环境进而对他人成绩产生影响,并且差生的同伴效应只存在初中低年级,在初中高年级因受升学压力影响,该同伴效应会消失。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逐渐意识到,财政对教育投入最大的作用还是要体现在提高办学质量和认知能力上。未来的教育财政政策应该会越来越向着精细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而决策要做到科学化、精细化,我们就需要从班级或学校微观层面做更加具体的微观分析,微观层面的更坚实的证据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如果教育财政政策的落脚点是放在教育上,做符合教育规律的决策,就必须要了解学生学业成绩的因与果,了解它的发生机制,了解它的异质性表现。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教育经济研究可以视为是教育财政研究的基础性研究的原因。

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可以看出,中国的学生在班级中确实存在着引发学生成绩发生变化的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互动。学生的成绩提升并非是单个学生自己的事情,它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有着自己复杂的形成机制。根据我们的发现,在升学压力相对低的低年级,给予差生更多的辅导将有助于提升整体学生的学业水平。差生不应因为家庭背景而遭受歧视,形成同伴效应及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并不是学生的家庭背景,而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学习能力与认知水平的巨大差异。因此,目前杜绝学校提供一切校内辅导的政策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以财政支持校内开展补差补习,或延长弱势学生在校学习时间,都是当前值得政府认真考虑的一个政策选项。

我们有关残疾儿童的研究,也许有些人听起来不太舒服。从站在道德高地上看,残疾儿童具有负的同伴效应,确实有些难以接受,但从数据分析结果看,这似乎是一种“事实”。现在有不少人呼吁说要对残疾儿童实施融合教育或全纳教育,但根据我们的发现,这些观点或建议都要打上一个问号。好心会不会办坏事?教育有自己的规律,违背规律做好心事,其结果可能不一定就是好的。目前,在中国享有融合教育的残疾儿童大部分是轻微残疾儿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发现了残疾儿童负面的同伴效应。可以预想,如果降低残疾儿童共融教育门槛,这一负面的同伴效应将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面向残疾儿童实行共融教育保障了残疾儿童的权利,但亦可能对其他儿童带来一定的外部性。对于这一现象,在相关政策制定时应予以重视,实现双赢的政策设计。

五、需求侧研究:学区房溢价

学区房溢价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我和英国学者朱荣教授及其团队合作完成的。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南京学区房和北京学区房,现正在准备做上海学区房。我们之所以想做学区房溢价,并不是想单纯估计学区房能形成多少的溢价,而是希望通过学区房溢价来对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成效进行评价。我们认为,从家庭视角来审视政府推动的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谁才有权利定义改革的成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家长眼中的均衡化改革和政府眼中的均衡化改革可能完全不同。如何从家庭的角度来审视和评价义务教育均衡化改革呢?

学区房溢价可以为这个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因为家长对于学校质量的评价是非常“直白”的,他们凭借“真枪实弹”的钞票出价对学校办学质量进行评价。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购买一个学区房应该是家庭一辈子最重要的投资和消费,因此在购买学区房这一重大家庭决策上,他们是绝对足够理性的。

我们的北京房研究主要用于评价北京的“多校划片”改革,南京房研究主要用于评价名校集团化改革。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南京房的研究。

我们通过网络扒取了学区分界地理数据和其他一些测绘数据,并将该数据与我们收集到的南京各小学招生简章及其他一些行政数据进行合并形成数据样本。在有关学区房溢价的因果识别上,我们对Black提出的学区边界法进行了适当的修正,形成空间断点设计。

我们发现南京小学名校的学区房平均溢价达19.7%,名校分校学区房的平均溢价为3.6%。我们利用“南外升学率”这个变量,将名校学区房溢价分解为升学效应和声望效应。小学毕业生升读南外初中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这个小学学区房价就增加4%。名校办学的历史声望能够给名校学区房带来10.8%的溢价,而名校分校的声望溢价只有1.5%。

我们还发现家长对于名校分校升学和声望评价之间存在着互替关系。当升学率足够高时,家长就不会在意这个学校是否是某个名校的分校。名校及分校学区房溢价也会随分校开办数量的增加呈“倒U形”变化,即当名校开设分校之初,增加分校数量对名校声望起到了宣扬作用,当开设分校数量超过5-6所之后,再继续增加分校数量将会导致名校学区房溢价的下降。此外,我们发现如果分校与名校办学质量相差很大的话,增加分校的数量不仅不能压制名校学区房溢价,还会凸显优质学校的学额稀缺性,推动名校溢价的增高。也就是说,家长非常理性,对于那些通过“挂牌”实现的名校集团化办学,家长们是不买账的。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当前家长对于优质的教育资源依然具有十分强烈的出价意愿。虽然目前各地现在都在推行教育均衡化改革,但从我们获得的估计结果来看,这些改革似乎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名校超高溢价既来自优良的升学率表现,也来自家长对名校办学声望的信赖。这意味着要想运用名校办分校在短期内平抑学区房溢价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分校要想被家长认可从而获得与名校相同的声望,这本身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集团化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单纯增加名校分校数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名义上”的覆盖率,而在于通过一定措施加强集团内部教育资源调配,提高弱校的师资力量与教学管理水平。因此,要警惕名校办分校的扩张速度,“挂牌”劣质分校办得太多会形成学校集团内部“众星捧月”效应,进一步恶化教育非均衡。

我们对于北京“多校划片”改革的学区房溢价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虽然“多校划片”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家庭以购房择校的不确定性,但家长们依然对于重点学校学区房趋之若鹜。造成学区房溢价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就近入学,二是校际间较大的办学质量差异。在不完全取消就近入学政策选项的条件下,就入学规则做这样或那样的调整都不足以撼动家长们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决心。

(整理:秦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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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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