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的变迁
发布时间:2019-01-07

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张文宏在2018年发表于《社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的变迁》一文中,概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的变迁轨迹及其特点,并就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变迁的制度根源进行了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模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1.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分层标准多元化

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分层标准多元化,除政治标准(政治权力及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划分阶层的唯一标准)外,职业、收入(资本/财富)、教育、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要素在划分社会成员阶层中的功能开始恢复,并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2.社会流动空间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是第一产业的产值比例急剧降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例保持稳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急剧提高;同时,就业结构的特点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急剧减少,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稳步增加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快速增长。产业和就业结构此消彼长的调整和变化,为多数劳动者特别是原来的中下层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巨大空间。

3.社会流动渠道不断增加,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并且成为新的中间阶层的主体

在分析中国的社会流动时,魏昂德提出提出了著名的“二元路径模型”:一条途径是既有教育文凭又有政治凭证(即中共党员身份)的社会成员,其结果是走向拥有声望极高、权力较大和享有明确的物质特权的行政管理岗位;另一条途径是要求教育文凭而不要求政治凭证,其结果是走向具有高度职业声望,却只享有有限权力和较少物质特权的专业技术岗位。魏昂德的“有选择的政治审查和吸纳”模型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优势群体形成的新思路。他的研究发现实际上说明优势群体是分离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向上流动的有效凭证。

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倡导下,经商办企业成为部分体制外社会成员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另外一条途径。根据2015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规定,新社会阶层主要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组成,从新社会阶层的职业性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认同等方面来判断,这部分人是我国中间阶层和社会中上层的新来源。

4.社会流动率不断地提高,社会流动向上流动是主流

从社会流动率不断增长的趋势来看,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社会流动率的增加不仅体现在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向下流动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升级,这必然带来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这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的普遍趋势。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部分人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进而导致向下流动率的上升,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成为了主流,短距离的流动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长距离的、大跨度的、两极式的社会阶层流动并不占主导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从最高阶层到最底层、甚至从最底层到最高阶层的两极式流动曾经很普遍,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现象还在延续,与当时处在急剧转型时期的社会流动规则不确定、不明朗有一定的关系。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机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地域流动和阶层上升的重要拉力

经济收入、财富甚至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标准,通过合法劳动、投资积累个人和家庭的财富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奋斗目标,也成为人们提升自己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张文宏认为,以收入、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已经取代了政治标准,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而且成为多数社会成员实现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拉力。

2.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成为阶层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教育以及培训经历、从业经验、专业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上升,并成为推动社会成员阶层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在提升人们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体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型,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3.身份社会逐渐向阶层社会过渡,户籍、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的作用式微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身份制度、身份体系(改革开放前,家庭出身是一个人政治身份的代码,是一个人政治地位的标识,所谓“红五类” (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人处在社会政治 地位的上层,而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出身的人则被视为有政治污点,是被社会歧视、被国家压制的一类人)逐渐瓦解或衰落。

4.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

以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家庭背景为核心的微观社会资本在初次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作为一种获取短缺、紧俏商品的手段,改革开放后则转化为社会流动特别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种机制,成为人们资源获取和资源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面临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性越来越高,阶层固化或社会封闭的判断并没有实证依据。但是,中国要形成一个完全开放的高流动性、中间阶层占主导、公正公平合理的社会结构,还需要继续推进以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彻底破除所有阻碍社会成员流动的制度及非制度屏障,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城乡区隔的二元结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迈向稳定有序、充满活力、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现代社会。

介绍文献

张文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的变迁[J]. 社会, 2018, 38(6):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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