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夜到此刻，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创会会长、2007年亲自决策依托当时成立还不到两年的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建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的郝克明先生，于昨晚因新冠病毒医治无效而不幸去世了。我提议，此刻在座的财政所同仁和在屏幕前的财政所弟子，为在过去几十年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做出巨大贡献的郝克明先生，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

谢谢大家！

让我努力完成我的致辞。

为了今天的会议，我本来准备了一些话，想要给大家介绍这个会议背后的一些故事。例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教授。还是在林校长去当重庆大学校长之前，您对我说：“高校科技财政问题太重要了。我来当课题组组长，请你们财政所和北大科研部合作组成课题组，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今天我们有了一些比较扎实的研究成果，非常高兴您能够有时间来听一听。还有薛澜教授。2007年我们的团队撰写了关于中国基础研究财政制度体系的两个报告，团队成员之一在做了薛老师的博士后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该报告。这些报告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必须加大对于高校青年学者的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支持，这与后来出台的基本科研业务费政策不无关系。我也想说，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与教育、科技、人才相关的跨学科、跨部委的研究者和富有决策经验的政府部门背景的同志们，这两天的会议应该是值得大家的时间的。

但是，郝先生的去世让我沉浸在难过的情绪中，忍不住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与郝先生相关的往事。我今天早晨特别找出来郝先生在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中的致辞，她说：“我衷心希望并且相信，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中国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的指导和推动下，依靠我国广大从事教育财政研究和实践的教育工作者与财政部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与合作，我国教育财政领域战略性、全局性重大问题的研究必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推动我国教育财政体制与体系的改革、创新和发展，促进我国教育财政重大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教育财政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郝先生对我们的期待。

还有2012年之前的某天，郝先生夜里十一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个多小时。她上来就说：“王蓉，你说说实现‘4%‘怎么就这么难？’”放下电话的时候我想，郝先生把“4%”的事情这样放在自己的心上，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虽然在财政所我们每天的研究工作都多多少少与“4%”相关，但是她的这种心态却是我们所没有的。

我还记得郝先生第二次参加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当她看到会议原本计划邀请发言的一位司局级同志没有列在发言人名单时，立刻要求应有较高级别的行政系统同志在座并发言，我记得当时搞得张双鼓老师和我很是为难。在今天，我对她这样做有了更深的理解。

她屡次提到“为了教育这个人类最有价值、最有魅力的崇高事业”，我想她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于教育的崇高信仰。她以自己强大的意志力，以及长期从事政策研究所习得的对于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政府关系的洞察，知行合一，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正是她指出的教育财政研究的战略性、全局性的价值，给予我们财政所这个年轻的团队以自信、以底气，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走到今天。

我前几天与今天也参会的一位我非常尊重的师友说，我一直用“犬儒主义”哲学，努力促使我们财政所同事“将所有的教育财政问题都包装成为技术问题”。今天想到郝克明先生给我们的教诲，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如果我们不能大声说出教育就是人类最有价值的崇高事业，如果我们不能对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财政投入充足性问题以带有责任感的学术态度投入其中，如果我们不能直面公共政策给一些民众带来的不利甚至伤害性的影响，我们可能就辜负了郝先生的期待，辜负了我们这个时代。

在这个悲欣交集的时刻，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在这里分享给各位师友和同学们。让我们以学术研讨会这种特殊的方式追悼郝克明先生的离世，以实际行动不辜负她对于教育财政研究和决策寄予的殷切期望。

（本文撰于2023年1月14日，与现场发言草稿有所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