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四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理念推动下实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就,大规模的减贫是其中之一。中国四十年的减贫之路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主导的扶贫行动共同推动下,在中国特有的“家国”世界观和乡村社会关系条件下发生的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意义的再生产过程。李小云等人在《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一文中,尝试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减贫历程展开讨论,从社会学的角度,做出“贫困人口借助国家、市场和社会交织互动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并以其日常社会实践突破贫困结构”的假设,为分析贫困人口如何脱贫提供了新的思路。相比以往的研究,该文章否定了中国减贫理论的中国发展一般论的同时,也更深入系统地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特殊性,从而为今后的中国减贫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四十年来农村贫困状况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以农民和农村为主体的社会,中国的减贫主要表现在农村的减贫上。同时,贫困是多维度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为了集中呈现过去四十年的贫困变化,研究主要围绕收入贫困的变化展开。研究中利用了收入衡量的绝对贫困的贫困线概念,并且阐述了40年来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以及不同扶贫阶段内各贫困线标准下相应的减贫效果。研究对国家制定的贫困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对中国40年的减贫效果给予了肯定。作为治理农村贫困的重要政策工具,贫困线的“触底扶贫”原则对于扶贫效率非常重要,这要求贫困线符合客观情况下最有需要的群体,尽量减少富裕群体的“挤入”和穷人的“漏出”。随着贫困线的不断完善,2012年以来实施的基于贫困线和其他相关指标的建档立卡制度基本上实现了这一原则。
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历史基础
中国在减贫上取得如此成就,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所奠定的历史基础密切相关,尤其是与GDP的增速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改革开放前,首先,中国在入学率、预期寿命等指标上接近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水平;其次,中国农业在粮食产量、水利灌溉、化肥使用等指标取得了高增长率;最后,人均收入的增长、工业化以及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因素考虑在内,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因素为我国人力资本、经济社会事业发展、GDP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政策的失误是极大地牺牲了效率,那么以此为代价形成的公平则又成为大幅度提高效率的条件。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这个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关系交织也是辨证的,这也是研究者提出希望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减贫历程的主要理由。
中国四十年大规模减贫的阶段与动力
中国自1978年以来大规模的减贫经历了主要依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驱动、开发式扶贫和十九大以来的精准脱贫驱动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减贫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同,减贫的动力也不同。不同的减贫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发展政策上,即社会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和专项扶贫政策。其中经济发展政策和扶贫干预相互促进,对于农村收入贫困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
中国减贫四十年的社会文化机制
经济学家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从个体的贫困、制度的贫困和文化的贫困加以说明,而社会学关注社会现象的基点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就贫困而言,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关系、社会规则和社会意义的生产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在社会学上则分别体现在社会网络、排斥和文化三个维度上。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消除了很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为经济增长和减贫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核心的问题是:按照“贫困文化陷阱”理论,中国农村以村落为单元的社区一方面存在普遍性的贫困,同时也普遍存在各种形式“抑制进取”的文化实践。依照“贫困文化陷阱”理论,除非根除这类社会实践,否则这些贫困的社区将长期陷入贫困陷阱中。但是很显然,这一理论无法充分地说明中国乡村贫困人口如何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融入市场、把握市场机会这样一种现象。因此,研究的理论预设是中国四十年发展之所以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减贫存在一个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是国家的政治实践和个人的文化实践都嵌入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减贫则是贫困人口在社会关系建构中的社会意义的再生产。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农业只能在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下实现现代化,家庭式生产的小农制度具有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体制结构简单、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监督成本低、灵活性高、具有农村稳定器作用的特点。中国特有的小农制度可能恰恰正是回应和对接体制变迁的重要社会机制。首先,中国的小农制度以家庭为基础,同时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拓展资源供给网络,为农民扶贫资源的获得提供了关系网络优势;其次,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经济体制生产单元由家庭变成集体,而“集体”一方面无法发挥只有在家庭条件下才能起作用的小农生产方式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无法转移,在各种约束下无法发展形成现代农业企业,从而造成1978年之前基本农业生产方式的体制失灵,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制度变革激励了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家庭经营机制这一中国小农制度核心要素的回归和小农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复位。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的超常规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减贫成效,折射出了中国农民在国家发展政策与乡村生产方式的交织互动下通过对接农业发展机会实现自身发展的社会机制。
中国四十年减贫的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大规模的减贫,特别是2012年以来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成就和经验说明,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减贫的基本条件,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必要的条件,而国家需要通过扶贫干预为贫困人口创造机会是减贫的充分条件。减贫过程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机融合是贫困人口发挥脱贫能动性的重要条件,中国的减贫过程凝聚了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
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减贫过程中,研究总结了如下经验:第一,当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不再有利于贫困人口受益时,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决策涉及资源的动员和重新配置,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制。第二,即使能够在社会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但是若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一个贫困国家实现根本性的减贫是非常困难的。第三,仅仅通过农业的增长来减少贫困的路径是有效的,但就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言并不必然是充分的。第四,中国四十年的减贫历史说明,大规模的减贫不可能在一夜间发生。第五,依托市场机制的路径通过收入的不断提高实现减贫,需要考虑国家的干预和市场机制与社会文化机制的协调问题。
李小云,徐进,于乐荣.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J].社会学研究,2018,33(06):35-61+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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