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陡峭分层与千校一面:中国高等教育的等级性与同质性
发布时间:2019-10-01
中国髙等教育结构呈现出等级分层程度髙且高校组织同质性强的特征,既不同于等级性和异质性都高的美国高等教育,也不同于等级性相对较低的欧陆国家的高等教育。依据拉伯雷和克拉克等提出的“国家-市场”的权力分析框架,同济大学的学者栗晓红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属于国家权力占有主导性影响的类型。事实上,不同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下国家权力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同样是国家权力主导,中国和欧陆国家的作用方式和方向大不相同,她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权力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形塑模式。下文是笔者感兴趣的若干论点或历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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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分层与分化的已有解释

高等教育的分化和分层是一个跨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马丁·特罗(Martin Trow)观察到,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大学和新的非大学高等教育形式;且各国新的高等院校都没能打破老牌尖子大学的地位。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虽然都有分层,但是程度不同,美国髙等教育具有等级性强且多元化的结构性特征,欧洲高等教育则具有等级性弱的结构性特征。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已有文献主要从市场和政府两个层面对此进行解释。

戴维·拉伯雷(David Labree)认为,市场是美国高等教育分化和分层的动力机制。其解释逻辑是,美国历史的开端正好是市场出现的时候,因此,美国的高校从一开始更多依赖市场而非政府获取资源,也围绕市场来“形成适宜的管理、组织和课程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像个教育企业,校长像CEO—样领导他们去市场中竞争资源,细分消费者市场,“每家教育企业都会为争夺市场地位与对手展开较量,如此才可以吸引学生,提髙收人,进而长期保持发展局面。”欧洲的高等教育在财政上过多依赖于国家,只能按照政府制定的方向发展,自主性和创造性受到遏制, 而且更多考虑民主需求而非市场需求,所以形成一种分层和分化程度都较弱的结构。虽然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下欧洲大学也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是力度和成效都较为有限。

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将分析维度拓展至“市场-学术-国家”三个维度,并指出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处于由国家权力、市场权力和学术权力构成的三维坐标的空间中。例如,美国的高等教育更多受到市场权力的影响,瑞典和法国更多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而意大利和英国更多受到学术权力的影响。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强调国家政策选择的影响。他认为有三种对抗的力量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传统、平等和优秀。传统是指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髙等教育遗产,平等是指社会大众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优秀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不同国家在应对这三者时会选择不同的方式,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的国别差异。

阎凤桥和闵维方则将髙校组织的制度环境分为国家控制和国家监督两种类型。他们认为,在国家监督模式下,政府对髙等教育系统的管制程度低,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发生较为直接的作用,因此髙等学校系统能够对社会需求做出有效的反应,在兼顾数量和质量目标的基础上发生分化,世界一流大学在此过程中自然发展而成;在国家控制模式下,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管制程度高,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之间直接联系较弱,高等教育系统不能对社会需求做出直接的反应。对于中国这个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政府常常是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但是政策效果和政策意图往往难以一致。
上述研究大都指向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决定性影响。栗晓红的论文借鉴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将高等教育结构概念化为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关系,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重点高校符号的三次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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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的竞技场:重点高校符号的三次植入

1. 1954年:重点高校符号的初次植入

1954年,国家第一次设置重点髙校,从全国188所高校中选出6所作为重点,即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医学院(现已合并到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资源主要有两大来源:解放区髙等教育和民国高等教育。据此,髙校可以分为三类:以民国髙校为底子的高校、以解放区髙校为底子的高校和新成立的高校。
总的来看,此时的高等教育场域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纵向分化。此时所有髙校都隶属于各国家部委,还没有行政级别上的划分。本科招生和录取不似现在这样髙度理性化和制度化的分批次,学生报考和高校录取都有更大的随意性和自由。这些都不足以在各高校之间造成明显的等级分化。
2.1959-1963年:重点高校符号的第二次植入
1959年第二次全国重点髙校政策出台。此次指定了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高校,1954年认定的6所重点高校全部位列其中。其后又多次扩大范围:先增至20所,之后又分别于1960年增加至64所、1963年增加至68所。至此,“文革”前68所全国重点高校队列成型。
此次重点高校政策的背景是1958年发起的教育“大跃进”。为保护重点髙校健康发展,不受“大跃进”的过度冲击,国家首要措施就是控制其过度扩张,并对各校的专业个数、每年本科招生数和最大规模数进行明确规定。同时也给予了重点高校一些特殊对待,这种区别对待既构成了特权,又构成对其他髙校获取资源的排斥。这些特权包括:(1)重点高校垄断了高精尖专业的设置权;(2)重点高校获得了优质师资的调配权;(3)重点高校可以获得更优质的生源;(4)重点高校学生获得更有利的师生比和实习机会等。
对36所后来进入“985工程”高校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其中20所是以民国大学为基础的髙校,13所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髙校,还有3所源于解放区髙校。这些高校不论出身怎样,都会因为被指定为重点髙校而获得特殊身份,得到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物质和符号资源,最后成为中国的顶尖髙校。反之,如果没能进人此次重点名列,其发展机会就大为受限,如民国时期已建立一定声望的国立大学,例如河南大学、山西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贵州大学等。

3.1978年重点高校符号的第三次植入
“文革”之后,被严重破坏的高等教育秩序亟待重建,其中重要措施之一是恢复“文革”前的重点高校。1978年,我国恢复了建制尚在的60所重点高校,另外增加28所,共88所,在当时髙校总数405所中占22%,全国重点高校比例进一步提升。截至1983年底,共有96所全国重点髙校。其中的83所以后将成为或并入“211工程”髙校,39所“985工程”髙校也全部出场。
此后,重点高校的建设开始步入常态,制度化建设日趋明显,尤其是一系列符号资源的引入,包括:(1)1981年的博士点资格授予;(2)1984年的研究生院设置;(3)1978年的国家重点学科的评定;(4)1980年代的招生批次划分等等。它们共同形塑了如今高等教育的场域结构。
符号的增多和分批授予产生三个后果:第一,各高校间符号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总量和构成产生分化,并据此形成了陡峭的分层结构;第二,符号资本的授予并没有局限在某个髙校群体,而是逐渐扩大范围,从而使得绝大部分高校都把获取符号资本及其背后的经济资本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导致它们彼此之间同质性很强;第三,因为符号间的互相依赖关系,髙校发展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后来者很难超越之前的高校。

高校之间虽然在各种资本上都展开竞争,但是基于符号资本的竞争最为关键。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经济资本可以通过多个渠道获取,但是符号资本必须由国家背书,只有经济资本而没有符号资本是缺乏合法性的。这是只强调物质资源的学说没有看到的地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资源开始丰富,符号资源更加稀。这也是民办高校即使经济资本再丰富、但如果缺乏国家权力的支持也难以髙质量发展的原因。国家通过对符号资本的垄断界定了一个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职能的高等教育场域,从而也定义了高校组织的行动逻辑。

介绍文献

栗晓红. 国家权力、符号资本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等级性和同质性——以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重点高校政策为例[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8, 16(02):140-156+196-197.


文献推荐者感想

笔者介绍这篇文献并非要为现有的高等教育等级体系辩护,也无意制造更多的焦虑或悲观。大学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但在很多国家,大学文凭也成为社会和经济分层的重要工具。我们感叹高校间固化的等级性和离奇的同质性时,或许应注意到更广泛的不平等以及这个不平等的时代似乎又给予了每个普通人、家庭、机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希望。引用我喜欢的淡豹:“我们所爱的,所追求的,同时让我们痛苦,这是一种时代的结构性困境。”

——陆伟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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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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