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怎样看待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

　　王蓉：打工子弟学校产生的历史原因在于，前些年流入地城市的公办学校大门并没有完全向打工子弟开放，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打工子弟学校这样一种为特定群体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我国应该加速完善国民教育体系，接受义务教育机会的提供不应因户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应该说目前各大城市朝着这个目标越走越近了，但它的完全实现还是要有一个历史过程。

　　记者：将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分流到公办学校就读，会产生哪些问题？

　　王蓉：学校管理和就学费用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大部分流动人口都是在技术含量比较低、流动性比较高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从业，哪里有工作就流动到哪里去，导致这些打工子弟的流动性特别高，给流入地学校的教育管理带来了挑战。此外，公办学校系统自有的一套包括考试合格率、考试优秀率、辍学率等在内的质量评估标准和问责机制，高流动率的打工子弟可能会给学校的这种评估带来负面影响。

　　记者：在政策层面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问题？

　　王蓉：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生存问题只是一个缩影，它涉及到了我国教育领域两个具有普遍性的重要基本问题，一个是我们的教育政策、教育立法更应该更加彻底地从受教育者的利益出发，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打工子弟学校这种非正规教育机构，或者称之为灰色的教育机构，服务于社会中低层次弱势群体的特殊教育需求，为这些孩子提供了法律规定的基本教育权利。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可能需要采取一种比较柔性的措施，在决定强行关闭这些学校与否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如何保护这些孩子的利益。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政府和公办学校无法实现某种教育目的、为某些特定人群提供服务时，也不允许民办教育代之完成。

　　第二，我们需要关注实现教育系统自身的组织与技术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战术问题。我国长期以来都是“穷国办大教育”，没有校舍就在破庙里办学，没有正式教师，就大量聘请民办教师，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种“瓜菜代”的办学方式。而在当前，整个教育发展进程已经告别了“瓜菜代”时代，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教育管理部门急于改变包括危房等在内的“瓜菜代”时期遗留的问题，所以要上标准、上规范，讲求现代化、标准化，而这上标准、上规范实际上就意味着教育成本的大幅提高。

应该说，这种趋势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进入21世纪，中国教育应该有一个崭新的面貌，而且必须有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和始终如一的推进，才能增加我国的教育投入，来改善我们的办学和教学情况。但是有时候在具体问题上，这种对规范化的要求、对高标准的要求，如果“抻”得太厉害的话，现实的基础又跟不上，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些局部问题的出现。对打工子弟学校存废的政策和措施也是一样，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掌握好分寸，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政策实践。


　正如城市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样，流动人口给予城市公立教育系统带来的很多冲击和变化是挡不住的，与其去挡，不如未雨绸缪，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拥抱这些冲击和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出更加客观冷静的预测，然后才能未雨绸缪地筹划一些对策和措施，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完）

《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