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收到我的初中同学竺栩来信，并看到她的母亲、教过我初中语文的八十七岁高龄的徐淑媛老师近照，令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我和竺栩都是所谓的“铁路子弟”。我出生在成昆线上，一直知道我名字中的“蓉”是因成都而起。不过直到2010年，因调研到了我的出生地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两河口镇的时候才知道，喜德其实距离成都还远着呢。

我父母单位（当时为铁二局七处）在喜德县两河口镇留下的铁路烈士陵园

铁路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献了青春献子孙”，因此我同龄的铁路子弟大多都有被“献”的故事，都有过动荡辗转的童年。我一岁半的时候父亲去了非洲修坦赞铁路，母亲于是把我从成昆线的工地送到西安我姨姨家。我长到六岁进入了姨姨单位的子弟小学，小学毕业后考上了西安交大附中，考上之后才知道因为我户口不在西安而没有入学的资格。在这种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被送回到父母身边。我还记得从西安乘火车到了我父母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的那一天。下了车以后，母亲单位的叔叔直接把车开到中华大街上，一边指着路边的梧桐树一边说：“你看你看，邯郸也挺好啊！邯郸有这么好的大街呢！”我一边听着一边哭，心想邯郸怎么能和西安比！我想念一直以为家的西安，想念我的姥姥、姨姨姨夫和表弟表妹，感觉自己不是回了家而是被家抛弃了。

在我刚回到邯郸的那个暑假，我母亲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每个周末都出去，大太阳下面带着个草帽骑着个破自行车到处找人找关系，希望能把我转到附近的邯郸市属的几个初中，结果没有一个学校愿意接收我。原因据说是，我们“铁路子弟”在邯郸当地打架出了名，名声坏得很。就这样，在没有选择之下我母亲只好被迫把我送进了我们院子里的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第六工程处子弟学校。在这里我遇到了徐老师。

我们的院子确实是个院子，而且是个挺大的院子。院子中心是机关大院，包括一栋机关办公楼，和两栋机关家属楼，三个楼围合的院子中心是个灯光篮球场。从机关院出来直走几百米就是我们的子弟学校。还有个与机关大院一路之隔的面积有前者好几倍的家属院，我们大部分的同学都住在家属院。这个院子在某种意义上真是一个“家属”的院，就是家庭的男主人们往往都在各个工地上，一年难得回几次家，家里常年只有孩子们和妈妈们。所谓工地往往都在最为偏僻的山沟沟里。六处机关搬到邯郸市郊之前也曾经在太行山脉深处河北涉县一个叫做索堡的村子驻扎过好几年。我小的时候曾经在那里渡过一年半左右的时光，各家的房子都在半山腰，石头垒的，蛇和蝎子房前屋后很是常见。

在遇到徐老师之前，我已经从父母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她的故事。我母亲说，徐老师的父亲在解放初期被镇压，因为这样的家庭出身问题，她在文革期间被剃了阴阳头。即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她也总是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走路的时候头高高地昂着。

我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既佩服徐老师又有些庆幸自己的神情。当时铁路工程单位的技术人员的情况，也许今人已经难以想象。徐老师的爱人，也是我称呼为“竺伯伯”的竺栩的父亲，毕业于同济大学，当时在六处的施工科做工程师。我父母都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简称“唐院”），是机械科的工程师。还记得我父母当时说，铁路施工单位当时只“认”三所高校的人，就是唐院、同济和清华。我父母那一代多少都受了列宁所说的“有了铁路和电气化，我们就能实现共产主义”这句话的影响。在这样的人群中，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不过，一般人的遭遇和徐老师所经历的不堪相比。我也是许多年之后，因为听到徐老师的儿子竺稼为了上大学而奋争的故事之后才知道徐老师经历的更多细节。但是，在我们的学生时代，老师给我们的感觉总是既平静又娴雅，淡然之下却又有种不言自威的气度。此刻我还记得老师总是梳着一丝不乱的短发，戴着一副浅浅颜色的眼镜，走路的时候眼睛总是平视着前方。我当时感受到的都是老师“温润如玉”的一面，所谓光华自敛、待人和煦、举止有度，就是对于老师为人为师的最生动的写照了。

我在文史方面的启蒙，毫无疑问来自于徐老师。徐老师教我们初中语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自己常常从报纸杂志上剪贴下来写得好的新闻报道、诗歌和散文，在课上介绍给我们。又让我们自己也要如此做。因为这个要求，我请我母亲把办公室人们看过的报纸都拿回来，因为要很认真地完成徐老师交给的这项作业。还特别准备有剪贴本，这个习惯持续了很长时间。老师还让我们订购《作文通讯》，常看常写。还有我们语文课上一个固定的活动是老师让我们同学轮流站到全班前面，口述读到过的好文章、好诗歌。每每想起徐老师课堂上的形象，我脑中立刻浮现的就是我站在全班前面做口述，心里有些紧张而徐老师站在旁边的情景。

记得我很早就知道了历史学家周谷城，想必是因为徐老师提到过她的这位老师而在课上和我们讨论过中国历史研究的话题。还有我当时知道了要好好学习英语，纯粹是因为徐老师和竺栩的影响。我在西安的时候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不过英语老师是一位退役的舞蹈演员，她自己边学边教我们，很是辛苦。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教我们you 和your发音的区别的时候，说得很是清楚明白，就是your后面有个“儿”，可以发成“月儿”！当时哪里真的知道学英语的重要性！到了六处初中，竺栩的英语远远好于我们班里的其他人，在这种同伴效应的影响下我也开始了努力。不知怎么，作为学生我们又也知道了徐老师全家都很重视学英语，包括竺伯伯文革期间都一直在坚持自学，而徐老师的大儿子竺稼正在大学学着英美文学的专业。

今日说起这些事，也许读者只以为是平常，而无从想象当时教育资源的匮乏。我记得初中的某个暑假，我母亲为了让我不要出去玩，把他们机关图书室的小说几乎都借来了让我看，大概有二十多本，那个暑假我就这样把当时流行的小说《红岩》《苦菜花》等等都看了一遍。一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学校门口的地摊上才开始出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源氏物语》等一批书，我自己收藏的第一批小说都是这样来的。后来想起来，是徐老师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指导的阅读、朗诵，让我们的眼睛可以越过眼前的粗陋而领略中国语言之美，而懂得课程与教材之外的世界的广大。

今日人们可能也无从想象文史熏陶在当时的意义。八十年代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因为初中徐老师给我打下的文史基础，我上了高中之后立刻发生的事是班主任老师让我做语文课代表，因为她发现我作文写得特别好。在高中分班的时候，我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最喜欢历史和文学，我想学文。而这对于我的做工程师的父母来说几乎是超出想象的。我父亲为此和我做了我有生以来与他的最严肃的一次谈话，他说：“在中国，学文科是会被打成右派的。你不可以学文。”在我的再三执拗之下，最后达成了“共识”：本科必须学理，而本科之后可以自己选择。我后来从北大一个理科本科专业毕业时，当时可供选择的唯一一个能够保送的北大文科研究生项目就是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北大教育学院前身），我就这样进了高教所，从此开始了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生涯。这与我父母设想的我应该成为一个理工科学者的期许偏离甚远。草蛇灰线，可以说徐老师当日给我的文史方面的熏陶实际上决定了我成为一个社科领域学者的人生选择。

前几天和同事们聚餐，说起来小时候吃过的美食，忽然想起来，我第一次吃到宁波汤圆还是在徐老师家里！当时记得老师仔细地和我们说了猪油黑芝麻馅料的制作过程。也许当时这些吃食在北方非常罕见，老师给我讲汤圆后面的故事和当日的甜蜜滋味，让我一直记到了现在。我大概和其他同学一起跟着竺栩去过老师家不少次，因为有一次还遇到了老师的儿子、从郑州大学回来休寒假的竺稼。

只是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得知竺稼上大学背后的曲折故事，并且才了解到，徐老师的父亲徐哲陶是国民政府上海民政局民政科的科長，1949年在国共交接时保护了全部的上海户籍，应当属于立功人员，但是还是在51年的时候在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为国民政府官员的身份遭到了清算。徐老师在初中毕业时因为这样的家庭变故未能继续学业。为了帮母亲拉扯弟妹们，她参了军，每月从15元津贴中寄10元给母亲补贴家用。她之后坚持自学，在三年后和她同学一起参加高考，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但是，她195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时还是被作为“内控右派”“发配”到了宁夏固原，在一个跟张艺谋《老井》拍摄的类似地方的师范学校任教，三年大饥荒时见过很多人间惨剧。后来她和同在上海吴淞路义丰里长大的邻居竺伯伯结了婚，这才离开了固原，调到了铁路单位，在郑州的铁三局六处中学（当时叫西南铁中）任教。老师说，当时的西南铁中虽然是铁路子弟学校，但是师资相当不错，美术老师、体育老师、化学老师、外语老师，等等，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徐老师当时教历史，她生动的讲课方式让学生们对历史课痴迷到都不做其他课的作业，只做历史作业，以至于局里派人来听课学习。到了文革，徐老师虽然被剃了阴阳头、挨打，但还是有很多学生同情她、保护她。虽然她受尽屈辱，但她对郑州西南铁中很有感情。1979年她被调到邯郸铁三局六处中学。

徐淑媛老师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集体照，第一排左起第四位

徐老师在文革期间被按上的罪名是“反革命的女儿”，“跟党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因此她的大儿子竺稼在上中小学的过程中也备受欺凌。他参加了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高考，当时只有14岁，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学院却因为家庭出身政审不合格不被录取。在徐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之下，竺稼写了一封申诉信，这封申诉信最终在《人民日报》1978年4月26日第二版被刊登出来。《人民日报》并配发评论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父母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的指示。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作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竺稼同学来信反映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竺稼的这封信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之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强调中央的有关政策。到１９７８年，高考彻底取消了政审的门槛。而这一历史性大门的推开，与徐老师执笔、以竺稼名义刊发的申诉信是分不开的。后来我自己成为了教育领域的学者，常常内心感慨：竺稼和徐老师的这封信应该载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史册！

想起来，也应该就是在那些年，徐老师走上了为自己父亲平反昭雪的漫长的申诉路。老师父亲的“国民党反革命”罪名一直到80年代末经过将近10年的奔走上訪才得以平反昭雪。竺栩说，“我外公的平反是我妈靠两条腿跑出来的，没有关系，没有送礼，全靠一次又一次的上访。”

说起当日，竺栩回忆说她妈妈对于哥哥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学院又再次被贬到郑州大学这个结果，觉得还是自己的出身连累了儿子，又怕连累到女儿，内心苦衷无以言说，那些年过得忍辱負重。可是无论在课堂中还是在平日的交流中，我回想起来，徐老师在我们学生面前似乎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或者流露出一点点情绪让我们能够些微感受到她自己内心的磨难；偶尔，我们甚至还能跟随着竺栩品尝到老师亲手做的甜蜜的宁波汤圆。到了今日今时，也是我和竺栩这一代人为人师、为人母之后，才能更真切地设想老师从青少年时期就失去父亲之后长达几十年的煎熬对一个人的影响。老师在“温润如玉”的背后，还有着“坚强如玉”的性格，还有着从未停止的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智慧和行动。

我的另一位初中同学杨林还说了徐老师的另一个故事。在八几年的时候老师看杨林母亲卖冰棍非常辛苦，曾拿1000元让她给母亲买个冰箱，这样当天剩下的冰棍就不用送回厂里了。杨林说：“钱我没收，但老师的善举令我终身难忘和感激。老师用自己的行为在教学生怎样做人，做事！”

也许因为我自己从事教育研究的缘故，如今几乎每天都有和同事们讨论流动儿童、农村教育、不利人群、寄宿制学校之类话题的机会。大概十年前我曾经撰文写过，我对于撤并村小而大建寄宿制学校“有着来自内心的疯狂的痛恨”，无疑是和我小时候不得不和父母分离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的初中母校，也经常被我用来作为某种样本来言说，所里同事们可能不止一次听我说过我的这个母校的课堂纪律是有多么乱，打架斗殴是有多么常见。

也许人要长到一定的年龄，才会明白人生多有曲折吊诡之处。回想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在六处子弟学校学习，我不会遇到徐老师。如果不是因为处于众多缺乏父爱、得不到足够的家庭教育的同学之中，我可能不会显得有多么突出，从而能得到徐老师和其他初中老师非同寻常的关爱和照顾，进而进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又从那里走进了北大。

正在撰写此文的时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论文开题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总是会看到几篇摘引布尔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论文，总是会看到一些关于社会阶层固化与教育公平问题、关于不利人群多么难以改变命运问题的阐述。看到这些论文的时候我想，也许有些人知晓徐老师的儿子竺稼作为金融家的光鲜成就，但是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想象他当日作为“不利人群”所遭受的欺凌和他十五岁拿起笔改变自己命运的决绝和胆量，更无从了解这背后还有徐老师和她的一家持续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和坚守。学术与现实相比总是显得那么的苍白和简单。

我和几位好友这个学期为北大本科生开设了一门“中国乡村教育：行动与反思”的课，这几天正在讨论乡村学生的不利状况。我边听大家的讨论边想，“我们”怎么能这么自信地为乡村学生代言呢？他们在听到被代言时的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刻画，内心是有怎样的回响呢？一遍一遍或控诉或批判这个社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作为教师应该教给这些年轻人的自我救赎之路呢？他们是不是就应该带着对于这个世界的怨恨和批判离开校门而走上成人之路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竺栩很早以前和我说过的一件事，说起当初遭受家庭变故的时候，徐老师家里珍藏有一块很好的玉。徐老师对着那些抄家夺走了玉的人说：“你们可以拿走，可是千万不要毁掉啊！这是很好的玉啊！”抄家者们还是毁掉了玉。想起徐老师，我在想，她在风雨如晦、刀剑相逼的岁月里不改自己温润如玉的气度，她在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之后不改自己坚强如玉的内心。更重要的是，她对如玉之美内心一直保持着珍爱，她一直坚持用仁爱之心回报这个世界，用仁爱之心呵护教育了包括我在内的她的众多学生们。

也许这就是真正的为人师表吧！

君子如玉兮，如是我师。

念起旧事，于十一月三日完成了这篇习作。十一月六日适逢老师八十七岁寿辰，竺栩转呈之后，将老师手书的如下便笺又微信给我。看到“如有来生，我会重操旧业，重执教鞭”一句，忍不住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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