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祝贺《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中文版发布！刚才听到各位师友的分享，我受益匪浅。我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是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成立的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教育财政研究的研究所。我经常开玩笑说，当教育领域的其他师友谈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这群教育财政学者在谈钱；当其他领域的学者在谈爱的时候，我们这群教育财政学者还是在谈钱！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我们研究教育财政的学者常常自封为“以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引领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群人”。在读这份报告的时候，我想这个报告提出了很多设想，特别是谈到教育价值观的改变，那么其教育财政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呢？我不认为我短短读了几天后已经想得明白。那么今天先用这几分钟，分享一下由该报告联想到的最近我们做的中国教育财政方面的几个研究发现。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年之后，我国教育总体水平已经迈进了世界中上行列，包括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接近90%，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50%。2019年，我国教育财政经费投入首次突破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4%，2020年达到4.22%。这些巨大的教育成就背后的教育财政故事，我并不认为已经被国际学术界与国际的教育决策者和实践者们所充分了解。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显著，如此迅猛的高等教育发展背后是怎样的财政制度体系在支撑？我的同事魏建国教授最近在《中国教育报》和教育部的微信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财政制度创新：生源地助学贷款。很多人可能知道前几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免除中低收入群体的学生助学贷款的措施。在一些发达国家，很多人在上大学的时候所背负的助学贷款演变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于相关的议题变得高度的政治化。在我国，人们很少意识到我们也是有助学贷款的，因为很少听到它演变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为什么？实际上，部分原因是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创新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些突出问题，当然这不是全部的原因。

1997年我国高校开始全面实施成本分担机制，通俗来说，就是大学开始都收学费了。同时，我国政府加速建设了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学生资助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助学贷款。到2021年，助学贷款已经占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资助资金的30%，仅次于财政投入。在助学贷款的模式方面，我国在2007年开始实施生源地助学贷款，目前生源地助学贷款在我国是“应贷尽贷”，只要想贷就可以申请，在我国的助学贷款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除了发放方面的显著成绩外，助学贷款在偿还和回收方面也表现卓越，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困扰世界各国的助学贷款的偿还和回收难题。

魏建国教授总结的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模式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我们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承办银行提供贷款本金；第二，由学生及其家长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第三，由位于生源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工作，发挥传统熟人社会的优势；第四，生源地助学贷款非常早地开始挖掘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便利，通过网上支付手段进行贷款的发放和回收。（CIEFR成果 | 助学贷款的中国模式——基于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实证考察）可能离《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里谈到的一些价值观层面的社会契约的概念有点远，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以被认为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契约型设计，由学生和家长作为共同借款人，政府通过政策性银行承担本金，强烈依托了社区，另外挖掘了技术优势。

在基础教育领域，通过分析我国农村中小学的支出数据可以看到，在我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共同发力，包括近几年我国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使得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学校持续得到重点支持。我的同事魏易根据2019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中的全国3.5万户家庭的入户调查数据，把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学生所在学校的经费数据拼接起来，按照家庭年收入分为五组，发现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已经呈现了一定的“累进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CIEFR成果 |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效应分析）。由全国性样本得出这样的分析结果，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疆域广阔、存在严重的区域间和城乡间发展差异的国家，这样的成就非常难得。

最后，引用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同志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这40年教育改革的历程，也是40年教育投入保障、教育财政改革发展的历程，教育财政保障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是中国教育改革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教育财政问题体系与经验分析，值得全球关注与进一步的学术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