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
发布时间:2019-09-09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效地集中了地方财力,提高了“国家能力”。一方面,国家税收的汲取能力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以财政手段平衡各地财力,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也大为增强。但是,分税制导致的财权集中也在90年代中后期引起了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这促使国家在21世纪初做出大规模政策调整的决策,即利用分税制带来的强大中央政府财政“反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周飞舟,2006b)。实际的“反哺”过程表现为规模巨大的自中央流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这一“反哺”过程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它意味着国家将以对农民和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为主。
在政府和财政研究的传统视野中,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与转移支付资金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人们一般认为专项的转移支付资金要比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资金更有效率。而财政资金的专项化正是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国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资金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政府部门指定了专门用途、戴上了各种“项目”的“帽子”,以期严格体现资金拨付部门的意志。全国上下到处都在申请专项和项目,而大量的财政资金也都以“项目”和专项的方式下拨,并伴随着层层审批、检查及审计,这必然对基层政府行为和基层的公共服务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义务教育经费作为基层政府提供的首要公共服务支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便是:转移支付专项化对其是否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利弊几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2012年发表的《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 兼论“项目治国“》一文,剖析了分税制后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的基本架构以及专项资金的分配体制,并基于对几个地方义务教育经费数据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这种专项化资金在基层社会的分配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分税制后的转移支付结构和专项资金管理框架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扭转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收支缺口的核心手段,自上而下规模巨大的财政转移支付亦成为了改革后央地财政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特点。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三类: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在2000年以前,税收返还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占主要部分,约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到2005年基本呈现出三类转移支付三分天下(各占三分之一)的局面。其中专项转移支付自1997年之后就大量增加,而财力性转移支付则是自2000年之后才开始迅速增长的,在2004年转移支付的总规模中,比较纯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只占总量的7.2%,专项和“准专项”的转移支付总计则占了50.8%,无疑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主导形式(李萍,2006)。
从政府财政上看,公共服务更多地是依靠专项资金来提供的,需要注意的是“专项转移支付”与“专项资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专项资金是中央政府为了实施其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地方政府代行一些中央政府职能进行补偿而设立的,它在加强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行为、优化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结构,引导地方财政资金投向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事业方面,具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无可替代的作用(张弘力,2000)。如果按照专项资金用途进行分类,我们会看到这项资金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财政体系,其支出科目几乎完全与预算科目相同。按照拨付渠道不同,专项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三:第一类是财政系统预算部门的专项拨款,这构成专项资金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专项转移支付”部分;第二类是由中央各部门向其下属部门系统下达的专项资金,也有人称之为“部门资金”。这些资金一般由财政部在预算中拨付给中央各部委,而对这些资金的分配权则属于各部委本身;第三类是财政部向一些拥有一定预算分配权的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这些部门包括发改委、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等。专项资金分配与管理的这种复杂状况,与分税制后财力向上集中的趋势相结合,加剧了财政资金专项化的趋势,对改革后财政包干制下形成的“分级管理”、“下管一级”的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很大冲击的同时,对县乡以下的政府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则更为严重。
专项化资金用于农村义务教育事业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一段时期内存在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导致教师工资拖欠、危房面积不少、教学设备缺乏、学生辍学率高等现象。分税制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管理机制也由“人民教育人民办”过渡到“以县为主”。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主要有三项内容,即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和校舍建设、危房改造支出。在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支出中,还包括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工资支出,作者详细分析了两个时期下各级政府在不同类型支出上的投入特点。“以县为主” 教育管理体制明确了公民办和代课教师工资费由县财政统一足额发放,保障到位;新的管理体制由于几乎完全消解了乡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责任,公用经费的保障凸显不足。一方面,县财政在解决教师工资支出后没有足够的财力发放公用经费,另一方面,乡政府也不再具有支出的明确责任,在地方政府的实际操作中逐渐“公用经费专项化”了:本来应该按照教师人数分配的公用经费没有分配到乡财政,也没有分配到各学校,而是控制在县教育局和财政局手中,按照申报—批复的“专项资金”分配原则进行分配。而这样的公用经费保障体制存在四大问题:经费使用手续繁杂、浪费现象严重、寻租盛行以及增加县级教育部门工作负担;新体制下校建资金的筹措模式同样发生了变化,由县、乡、村级集体、个人捐款甚至工程建设单位欠款多方筹措转变为县乡合办,同样由于乡级政府的不清晰定位使得基建项目的投入也依靠县级财政。
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巨大变化集中表现在中央对地方建立起的规模巨大的转移支付体系上。与中央政府一样,地方各级政府间也倾向于增大专项资金的规模,这是分税制所造成的财权上收和事权下压的必然体现。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就县乡这两级基层政府而言,虽然财政资金专项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但却没有能够达到专项资金真正服务三农的效果。文章最后指出,过分依靠专项资金会伴生以下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1、基层政府财政行为的“溢出效应”。项目资金虽然指定了专门用途,但是基层政府会通过改变自己预算支出结构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上级部门的意图。
2、集权化的资金分配程序导致难以避免的意外后果。专项和项目资金需要经历申请、批复、分配、使用、监督及审计等复杂程序,需要下级和基层政府动员各种关系和人力,在我国目前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以及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对项目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以及项目运作的效率等还缺乏可信的评估机制,复杂的申请和批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不透明的政府行为套上了科学管理的外衣而已。
最后,作者认为项目体系越完备、审计体系越严格,专项资金的管理和控制越规范,这些资金就越难以深入到乡村基层。这一后果虽说与专项资金设立和管理的初衷不相吻合,但却是与各地轰轰热烈地展开着的城市化进程不谋而合。
周飞舟. 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J]. 社会, 2012, 32(1):1-37.
文章虽发表于2012年,且目前专项财政资金已经在各类资金占比中得以弱化,但其对我国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理解当前的教育财政问题时仍应当将其作用和影响纳入考量,况且专项财政资金同样有助于理解当下城镇化进程中浮现的种种问题。文章为读者深入浅出的介绍了作为财政重要工具和手段的转移支付体系,详述了地方政府复杂的资金运作模式,在宏观与微观之间为读者建立了紧密的关联,使得我们日后把握教育财政领域问题时更加精准;其次,文章的结尾与当前各地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相呼应,其分析框架对于当下各地出现的土地财政、融资平台以及地方债务等问题同样具有解释力,对读者理解当下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目前教育财政领域研究多以定量分析为主导,对政策评估和区域差异的研究效果较好,但对地方政府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支出行为的理解较为乏力,本文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则更加符合当前的研究需要。
——季楚煊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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