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 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
发布时间:2019-03-05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作用下,进入了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时期。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个体社会阶层认同出现偏差无疑是社会分层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学者许琪在最近发表的《“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 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一文中,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和2013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的研究大多仅关注受访者本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该研究提出了“混合型”阶层认同的概念,以区别于以往大多仅关注研究对象自身的传统。透过这一概念,该研究通过以下对配偶地位、父母地位、阶层认同偏差、社会变迁四个因素的集中分析,试图为中国的阶层认同研究提出新的分析视角,并为中国人阶层认同偏差的形成原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一、配偶地位的影响

戈德索普作为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女性并不具有独立的社会阶层认知,或者说女性对自身社会阶层归属的感知主要受其丈夫社会地位的影响。虽然此观点颇受争议,但仅就这一观点本身而言,其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析视角,并且指出了配偶在决定个人主观阶层认同时的重要作用。自戈德索普以降的一系列研究已经充分说明,本人和配偶的客观社会地位都会影响受访者对其自身阶层归属的认知,这一观点也成为文章提出“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最初的理论来源。因此,作者认为,在研究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时也应结合本人和配偶两方面的因素,即本人的社会地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并且在中国,本人的社会地位对男性的阶层认同影响更大,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女性的阶层认同影响更大。

二、父母地位的影响

在中国,父母的地位与子女阶层归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这种关系不仅在事实上存在,而且很可能已经印入到中国人的观念之中,从而影响他们对自身阶层归属的主观认知。尤其是在多代家庭中,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父母的社会地位自然就会成为影响子女社会地位和生活机遇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中国,父母的社会地位很可能也会对子女的阶层认同产生直接影响。由此,各种错综复杂的代际关系不仅将中国的子女和父母在生活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使之在心理上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的观念和行为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父母的影响,使得他们在评价自身的阶层归属时,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的生活境遇与父母的地位勾连起来。因此,在中国,父母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个体阶层认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阶层认同偏差

前文所述的两个影响因素为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主客观阶层认同偏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按照学界公认的对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定义,这种偏差指的是个体所处的客观阶层地位与其主观社会地位不一致的程度。换句话说,阶层认同偏差是否存在及其大小都是以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为参照的。然而,从“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这一概念出发,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是其评价阶层归属的惟一参照标准,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其阶层认同。所以,如果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不一致,这种偏差就在所难免。

四、社会变迁

上文论述的“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的大家庭传统之上。然而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多代同住的大家庭传统将逐渐式微,最终被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现代家庭模式所取代。除此之外,夫妻关系也会从妻子对丈夫的单向依附向更加平等的方向转变。一些基于局部地区的田野观察还发现,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也呈现“个体化”的趋势。这不仅意味着个体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且意味着个体已经从以前家庭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众多约束中解放出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个体化。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多代家庭依然是中国家庭中一种重要的家庭类型,而且即使越来越多的子女选择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但这并未彻底切断他们与父母的联系。而从性别关系的角度看,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性别平等的美丽图景在中国也没有完全实现,且2000年以后,性别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因此,父母和配偶的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有待验证。

综上所述,文章提出的“混合型”阶层认同是指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本人、配偶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对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会因个体特征的不同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是否减弱有待验证。

研究方法与发现

根据上述论述,该研究结合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以检验研究假设,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阶层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逐渐增强,而父母和配偶地位的影响逐渐减弱,亦或是呈现出反向关系。该研究使用的是2010和2013两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婚姻和家庭、工作和收入、态度和行为等多个方面。最关心的因变量是受访者对自身阶层地位的主观评价,其核心自变量是受访者本人及其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具体来说,对受访者本人和配偶的客观社会地位以收入、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三个测量指标为依据,并使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将各指标浓缩为一个综合社会地位指数。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使用受访者14岁时父母的最高教育年限、最高职业ISEI得分以及受访者14岁时家庭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

该研究采用因子分析和模型分析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考虑到各个社会地位测量指标之间具较强的相关性,因子分析将各个指标浓缩为一个综合社会地位指数,然后根据因子分析得到的受访者本人的客观社会地位指数以及受访者对其自身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就可以得到关于受访者主观阶层认同偏差的测量;模型分析则对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和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加以控制,进而呈现出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异与相关性。

研究发现首先,本人、配偶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且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也是导致个体的主客观阶层地位出现偏差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体的阶层认同偏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虽然总体而言,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但这种影响也会因个体特征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具体来说,对年龄较大和不与父母同住的个体,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较弱;而对年龄较小和与父母同住的个体,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则较强。最后,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所以,现代化和个体化理论所预言的个体逐渐从家庭中脱离出来的现象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由此可见,对我国民众阶层认同变迁趋势的分析并不能简单套用经典的现代化和个体化理论加以论证。

结论与讨论

研究指出,对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研究应当以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与其个人有关,而且牵涉其背后的家庭,尤其是中国的大家庭传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日常的居住安排和代际交往、个体所获得的地位和成就以及个体认知和感知社会的方式;应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其中涉及情感依赖、阶层归属、传统性别观念等诸多因素;在现实情境下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与个体的性别、年龄等基本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取决于个体的婚姻状况和婚后的居住安排,所以,后续的研究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复杂性才能对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形成原因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并结合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国人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变迁。因此文章作者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依然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和心灵寄托,所以本文提出的“混合型”阶层认同也将在未来继续存在。

介绍文献


许琪. “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 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J]. 社会学研究,2018(6):1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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