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政策研究与演进
发布时间:2020-01-17




中国近年来的人口政策先后经历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的调整,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王军和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的刘军强近期发表的《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政策研究与演进》一文,从观点分歧、数据方法以及争论中的共识要素等角度系统梳理了对政策调整前的生育水平如何、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会回升到何种程度、政策调整初期的出生堆积风险程度如何这三个问题的学术讨论。研究发现,学界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虽然存在分歧,但共识也在形成。为避免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国家需要营造友好的生育环境,构建与生育配套的各项社会政策,保证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的永续安全。

一

背景:世界人口形势及人口认识的转变

出生率与死亡率是驱动世界人口变化的两个关键机制。世界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上升,1963年更是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2.2%。这意味着如果保持该增长率,世界人口将在32年后再次倍增。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一个社会的人口将完成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但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一般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因此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会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而这一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长。


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发展及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历程来看,世界范围内对于低生育问题认识也有诸多反思。首先是人们对低生育水平的认识滞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接受低生育水平这一既成人口事实,直到20 世纪90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口学家才逐渐接受低生育水平这一人口事实。其次是人口政策调整的滞后。盘点造成人口政策调整滞后的原因,除了对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时人口继续惯性增长的恐慌、对低生育水平导致的经济和社会消极 后果认识不足之外,对生育水平将来会大幅反弹的担心也是重要原因。最后是反思人口政策的效果问题。有研究认为,人口政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生育下降的启动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育规范和生育意愿的剧烈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微弱。

二

政策调整前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

通过梳理发现,关于“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前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这一关键问题,不同学者关于人口政策调整前生育水平争论的背后,反映的是各自认可的人口政策调整标准的差异。持“较低生育水平估计”观点的学者一般将国际上通用的实际生育水平是否低于2.1的更替水平作为人口政策调整的依据,认为实际生育水平如果低于更替水平,则需要调整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而持“较高生育水平估计”观点的一部分学者则长期将总和生育率是否低于1.8作为人口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标准,即只要生育水平不显著低于1.8则不需要进行大幅调整。


从计算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来源来看,持“较低生育水平估计”观点的人口学者主要基于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而持“较高生育水平 估计”观点的人口学者则使用户籍数据、教育统计数据等年龄别汇总数据来间接推算总和生育率,或者对人口普查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在真实生育水平成“谜”的背景下,如何在争议中寻找共识,成为对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认识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如果将总和生育率是否低于2.1作为判断人口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临界点,将总和生育率是否低于1.5作为判断人口政策调整是否会收效甚微的警戒线标准,然后再来看中国1992年进入低生育社会以来的历次争论,原来所谓的生育水平之“谜”便会迎刃而解。

三

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会回升到什么程度?

人口政策调整涉及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没有人口政策限制,中国的生育水平将会回升到多少?这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口政策最终应该调整到什么程度。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的估计,争论的焦点集中于生育率是否会在政策调整后“大幅反弹”。针对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这一“反事实”问题,一般来说有两种估计路径。第一种路径是以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似但并没有实行限制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为参照,采用各种回归模型模拟出中国的“假想”总和生育率,以此作为没有生育限制下的生育水平估计。第二种路径是将生育意愿作为没有生育限制下的生育水平的估计上限。


首先看基础数据。采用第一种路径的学者,一般采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年度汇总数据。而采用第二种路径的学者,则主要基于2000年以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各种涉及生育意愿测量的全国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其次看估计方法。采用第一种路径的学者通常假设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状况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会有相似的总和生育率,因此采用的是“间接估计”的方法。采用第二种路径的学者主要基于全国抽样调查原始数据来对生育意愿进行直接估计,将其作为没有生育限制情况下中国生育水平的上限。而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早期主要使用的是“理想子女数”,2007年以来则逐渐尝试使用“计划拥有子女数”这一更为可靠和有效的指标。


2010年及以后的多次有关生育意愿的非官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在1.82至1.88的区间范围内。这充分说明,即使完全取消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也不会超过2.1的更替水平。如果考虑到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实际生育水平甚至会明显低于更替水 平,学者对此已经逐渐达成共识。

四

政策调整初期的出生堆积风险有多高?

人口政策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政策调整初期出现生育堆积的风险有多高?这直接关系到人口政策调整的具体实施路径。其中,学者对“单独二孩”政策出生堆积规模的估计虽有分歧,但都普遍认为该政策导致的出生堆积风险不大,真正的分歧在“全面两孩”政策,主要集中在对于“全面两孩”政策可能导致的出生人口堆积问题的判断。虽然学者没有对“全面两孩”政策导致的出生堆积人口规模达成共识,但对该政策导致的出生堆积风险的判断却经历了从“分歧”趋向“共识”的过程。


首先看基础数据。不同学者的观点虽然有分歧甚至分歧很大,但通常都采用全国人口普查作为基础数据。这是因为无论要判断“单独二孩”政策还是“全面两孩”政策所导致的出生人口堆积规模,都需要首先确定政策调整所涉及的人群规模及其年龄结构特征。其次看估计方法。学者一般采用人口预测的方法进行估计,如使用人口微观仿真模型、队列要素构成法等。人口预测的基本参数主要包括政策所涉及的育龄女性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育龄女性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安排等。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得出政策影响人群规模的大致估计及其年龄结构特征,但其二孩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安排则无法从普查数据中直接获得。不同学者获得这两个参数的渠道和参数设定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导致不同学者对于政策调整,尤其是“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导致的出生堆积人口规模估计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学者对于“单独二孩”政策出生堆积风险的认知基本没有争议,都认为风险可控。但对于“全面两孩”这一涉及中国城乡各阶层的重大人口政策调整,争论的前期阶段不同学者无论是对于出生堆积人口规模的估计,还是对于出生堆积风险是否可控的认知都存在很大分歧。并且,由于学者们各自使用了不同的预测假设和参数设定,这种分歧看似不可调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对“全面两孩”政策所导致的年度出生堆积规模的“分歧”大幅减少,对出生堆积风险的认知更是基本达成了“共识”。

五

结论

通过系统梳理,研究发现上述三个问题虽然表面上“分歧”很大,但其实争论本身已经蕴含了达成“共识”的关键要素:(1)有关政策调整前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这一问题,争论各方普遍认为中国自2000年至今的生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而且下降趋势非常明显,近年至少有趋近于1.5的“低生育率陷阱”警戒线的可能。(2)对于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会回升到什么程度,2010年以来学者们基本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也明显低于更替水平。(3)有关政策调整后最初几年的出生人口堆积问题,即使以往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导致的出生堆积风险很大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出生堆积风险其实并不大而且可控。


在分歧中寻找共识的过程体现了人口学界对低生育现象认识的逐步深化,更为人口政策未来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学理支持。为避免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国家需要营造友好的生育环境,构建和改善与生育配套的各项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包括夫妇在养育子女过程中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对怀孕和生育女性加强职业保护、社区对家庭抚育工作进行分担等。在生育水平仍然存在一定提高“弹性”的前提下,通过实行一揽子“生育友好”的社会政策,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保证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的永续安全。

介绍文献

王军,刘军强. 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政策研究与演进[J]. 社会学研究, 2019(2): 219-241.

文献推荐者感言


当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升人口出生率,但是由于生育环境和生育政策的不相匹配,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生育二胎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生育二胎还会提高生活成本,而对于社会整体发展而言,二胎政策的普及也会在公共资源配置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因此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个更加友好的生育环境,其中与生育环境配套的各项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要优化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维度的顶层设计和资源配置,还要在制度层面加强女性的职业保障,充分发挥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循序渐进地构建和实行“生育友好”的社会政策,以期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人口政策调整的社会红利,进而保证我国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马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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