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及论文产出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07-29

博士生国际学术流动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博士生国际学术流动的发展势头强劲。中外联合培养是博士生国际学术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同于在境外攻读学位,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以下简称联培生)在完成跨境学术交流任务后,需要回国继续完成学业,达到毕业标准后获颁国内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李澄锋、陈洪捷和沈文钦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的《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及论文产出的影响——基于“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调查”数据的分析》一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博士生个体层面,从学术训练及知识生产两个方面来探讨博士生从中外联合培养中获益的情况,为博士生国际学术流动的成效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为当前及未来博士生派出政策的调整提供依据。

一

研究假设

研究在学术训练方面提出假设1: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联培生科研能力增值显著高于非联培生。

研究在知识生产方面提出假设2a: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的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联培生的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显著高于非联培生;假设2b: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的国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联培生的国内期刊论文产出显著高于非联培生。

二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研究的数据样本来源于2017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持的“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调查”的数据。调查院校包括国内61所博士生培养机构,调查对象为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共发放问卷18367份,回收8207份,回收率为44.68%。

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国内期刊论文产出和科研能力增值,其中,科研能力增值测量的是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这一完整培养周期内的科研能力增加情况,由博士生自己评价;解释变量为中外联合培养经历;研究过程中对学校类型、学科类别、学生年龄、学生性别、招考方式、导师年龄、导师性别、导师职称进行控制。
被解释变量“科研能力增值”属于连续变量,研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检验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和“国内期刊论文产出”均为非负计数型变量,且方差明显大于均值,具有过渡分散的特性,不适于采用泊松回归,研究采用标准负二项回归来检验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和国内期刊论文产出的影响。

三

研究分析结果

第一,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没有显著影响,即联培生在科研能力增值方面与非联培生没有显著差异,即研究假设1没有得到支持。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联培生在境外留学、访问期间的身份模糊。因其不属于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正式注册的博士生,因此,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对其的学术训练并不承担培养义务,与境外指导教师也缺乏正式的学术指导关系的约束。其二,联培生在境外接受学术训练与完成学位论文间存在张力。迫于国内导师及获取学位的压力,联培生可能会选择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学位论文的完成,相应地减少了境外联合培养过程中的学术投入,进而影响了学术训练效果。

第二,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有显著影响,即联培生的国际期刊论文产出显著高于非联培生,假设2a得到了支持。然而,中外联合培养对博士生国内期刊论文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即联培生的国内期刊论文产出与非联培生不存在显著差异,即研究假设2b未得到支持。这也意味着中外联合培养对博士生发表方式转换有积极影响,通过中外联合培养,可以引导博士生将学术研究融入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并将学术成果发表在国际刊物以获取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承认。

四

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正视中外联合培养政策的成绩与不足,并以博士生收益作为政策调整的基本依据。对此,政府和高校除了要正视外,应切实将博士生收益作为中外联合培养政策改革的主要判断依据。

第二,将“派出质量及效果”纳入中外联合培养政策改革的框架体系,切实改变当前“只问派出,不问收益”的派出模式。在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派出规模逐年扩张的同时,政府和高校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对中外联合培养的海外学术训练过程、质量和效果的关注和考察中,同时引入考核机制,这也是未来政策需要完善和调整的方向。
第三,在探索“以博士生收益为导向”的中外联合培养政策改革过程中,正确处理博士生学术训练与知识生产的关系。博士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学术训练及知识生产。在建立以“博士生收益为导向”的中外联合培养政策改革体系中,尽管国际论文产出由于外显性及易评价等特性更容易受到政府及高校政策制定者的青睐,然而,科研能力增值在权重体系中似乎应该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介绍文献

李澄锋,陈洪捷,沈文钦.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及论文产出的影响——基于“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调查”数据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01):58-67.

文献推荐者感言


跨境联合培养博士生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博士生获取更高质量学术训练的重要途径。中外联合培养作为我国博士生培养的一个有效环节和重要手段,对于国家、大学及博士生个体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文献基于2017年“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调查”的8207份博士生数据,从学术训练及知识生产两个方面来探讨博士生从中外联合培养中获益的情况,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评价当前政府及高校的派出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为我国博士中外联合培养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梁嘉欣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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